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

发布时间:2013-01-04 09:40 作者:赵鼎新 　　苏振华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在此致以感谢。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主要革命运动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中国共 产党取得政权后，又搞了许多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一 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学生和民众却从共产党手中接过“革命的旗帜”，于是就有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最近的“零八宪章运 动”和所谓“茉莉花运动”等集体行动的事件。当然也有知识份子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应该反对激进主义。这是一种应然性吁求，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 再发生（或者能避免）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动荡？ 　　这一问题甚至引发中国政治精英的广泛关注。最近网上有文章说中共高层有不少人在阅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幷说王岐山看完此书后曾担忧地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当然，革命一旦发生，人民将付 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革命性质决定。一般来说，政治革命（一场只改变政权的性质，而不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社会革命 （一场既改变政权的性质，又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非暴力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暴力革命。王岐山也许是在担心中国会发生一场暴力革命，甚至 是暴力性的社会革命。 　　不管上述中共高层读书的传说可信度如何，有一点十分明确：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中国的经济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共高层丝毫没有减轻对在中国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可能性的焦虑。中共高层为甚么会如此忧虑？当前中国与政权 稳定相关的根本问题是甚么？本文试图在理论的指导下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作出分析。 　　一　革命为甚么会发生：理论简述 　　早期的西方理论都把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看作是一个国家发生革命的主要诱导因子。这一理论的逻辑很简单：现代化带来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的变化，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很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性；同时，现代化过程也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对于人们的控制，给革命造就了机会1。的确，世界上的革 命无一不发生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之中，而巨大的社会变迁确实会给身处其境的人们带来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理论自有它的道理。但 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过巨大的社会变迁，却不是每个国家都发生了剧烈的革命。社会变迁充其量只能是引发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有些学者也常用阶级或者是利益集团的视角来解释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与否2。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中的一个主要阶级拥 护和加入了革命，那么革命就会成功；反之革命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也会失败。当今中国的不少学者也仍然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这一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的 危机所在。依笔者所见，这类分析方法表现出了左派知识份子的天真，而反映出来的则是这些知识份子看待问题时的教条性。 　　这并不是说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不会产生阶级认同。问题在于：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会同时拥有许多身份（比如一个人同时可具有如下的身份：工人、浙江人、男 人、某些圈子中的一员、某个俱乐部的成员等），并且具有某一身份的人们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比如工人之间就有蓝领工和白领工、技术工和非技术工、熟练 工和非熟练工、临时工和正式职工之间的差别等）。因此，除非存在巨大无比的外力，比如国家对社会上的一个主要人群的利益完全漠视，幷且对这一人群的抗争进 行严厉的和系统性的镇压，否则那些被天真的知识份子所认定的“阶级”就很难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去完成知识份子所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当今世界只有两类大型群体会有着较为“天然的”强大认同感，那就是族群和宗教群体。他们所发起的抗争和革命也因此往往有较大的威力。在很大的程度上， 当今所流行的各种“社会分层研究”都是过去知识份子的研究误区的某种产物。不同的社会分层方法除了对了解社会流动和指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制订有一定的应用性 意义外，从社会行动或革命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却十分有限。这当然是题外话。 　　1970年代后，西方学者开始强调国家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对革命产生乃至成功的影响3。这类理论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是：在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支持 下，现代国家获得了古代国家完全没有的渗透社会的能力。与古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管治领域不但十分宽泛，而且它的政令更能严重影响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 的利益。现代国家的这一性质导致了如下三个后果：第一，国家的错误政策非常容易触发民众大规模的针对国家的怨恨情绪；第二，国家的强势刺激了人们组织起来 进行抗争，要求国家颁布和施行对自己群体有利的法律和社会政策；第三，部分人就会想到通过夺取国家的权力（即革命）来彻底改变国家的性质，通过掌握国家权 力来推行他们的理想。在这种所谓“国家中心论”的视角下，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幷逐渐产生了以下三点共识（即衡量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可能性的三个维 度）：第一，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着效率较高的官僚集团的国家（官僚集团内的程序政治会增强国家精英的团结、国家决策的合理性和国家镇压机器的有效 性）；第二，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精英有着很强吸纳能力的国家；第三，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有着很强渗透力（不仅仅指由国家所控制的交通和通 讯工具，而且指警察机构对社会的监控能力）的国家4。 　　以上的三个维度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确，早期的革命，包括法国革命（1789）、俄国革命（1917）、中国革命（1949）和伊朗革命（1979）， 都发生在用以上三个维度来衡量处境都不太妙的国家。其实，官僚集团的效率、国家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是任何国家进行有效统治 的关键要素。一个没有这些能力或者是这三方面能力不足的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会在其运行过程中遇到大量的困难。但问题是，长期以来在 分析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过于借重了这三个因素，因此直到1980年代他们还在强调苏联和东欧国家具有很大的政治稳定性（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着比较有效 率的官僚集团、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5，而完全没有料想到革命竟然马上就在这些国家发生了，而且其中不少国家的革命都取得了成功。 　　笔者认为，在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都忽略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的重要性。具体来说， 一个国家的权力愈是建立在较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这一国家就愈不可能发生革命。苏联和东欧之所以发生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没搞好、它们的军事 落后、它们在民族问题上走入误区、它们的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而且更在于这些国家没有把政权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之 上。笔者多年来对中外各国革命作出分析时不断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与政权稳定性之间的紧密关系6。笔者认为，西方学者所着重的三个维度都是国家统治手段中 偏“硬件”性质的成份，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则构成了国家统治的关键性“软件”，它们缺一不可。 　　二　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定性 　　国家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官僚组织以及军队与警察等武装力量，但是其统治的有效性仍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在大众（包括国家官员）心目中的合法性。考察古今中 外的统治史，我们会发觉国家在寻求统治合法性时只能采取以下三种方式：通过一种价值性的承诺、通过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领导选拔程序。 相应地，我们可以界定三种理想状态的国家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型、绩效型和程序型7。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一个被民众广为信仰的价值体系，我们 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时，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绩效合法性；如果一个 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这一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程序合法性。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定义的是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三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s）。现实中，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某一理想类型之上；或者说，任何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这些理想类型的一个混合体。但是，在某一历 史时期内，某一理想类型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统治最为重要的基础，幷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一个国家的性质。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不同的国家合法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一）意识形态合法性 　　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把执政基础完全建立在某一意识形态之上，那是不行的；但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如果没有意识 形态作为基础，则是万万不行的。当大多数的民众都认同国家所推崇的某一意识形态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道德性依据，而且为社会提供了一 个“核心价值观”。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统治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需要强调的是，核心价值观不能是“八荣八耻”，也不能是“雷锋精神”，因为这些都只能是一个国家的从属性价值观，只有核心价值观才有助于建立国家的合 法性基础。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宏大的给予历史以某种道德意义的叙事（即西方后现代学者所说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美国中学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美国建国历史以及那些由建国时期政治家所确定的建国原则和理念，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例子；西周初期所 形成的“天命论”以及在西周历史中逐渐得以完善的“宗法制度”是有周一代的核心价值观，幷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代中国学生 在学校里学过的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也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例子。当然，美国的宏大叙事在其社会中仍然可 以获得广泛的认同，而中国教科书中的叙事方式和内容在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同了，幷且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创造出一套能被广泛认同的宏大叙事。这一意识 形态的缺失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核心价值观的缺乏，幷给当下中国政府的执政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此是后话。 　　不同的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性质，幷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有着不同的影响。意识形态合法性有三个主要类型：领袖魅力型、世俗意识形态型、宗教意识形态型。 在这三个类型中，领袖的魅力（近似于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合法性”）最不能给予政权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因为领袖的寿命有限。 　　一般来说，世俗意识形态对大众所作的承诺比较容易被验证。一旦当国家不能兑现那些承诺，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俗意识形态也不是一 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把世俗意识形态进一步细分，就会发觉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人性有不同的要求和对民众有不同的许诺。一般来说，要是一种意识形 态对人性的要求愈接近于人的本性幷且其许诺愈不容易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就愈能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比如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机会 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这一意识形态，不但与人的竞争和趋利本性十分接近，而且很难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有着人们所说的“钱币落在正面我赢，落在反面你 输”（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的性质：你的成功证明了这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你没有成功很容易被解释为是你没有付出足够或恰当的努力。与之相比较，“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 就很难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建立在一个过于理想的人性的基础之上，幷且承诺提供一个比其他社会制度更为完美的世俗世界， 例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类。如果一个国家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一旦国家不能兑现相应的承诺，民众马上就会产生“信仰危机”，从而给国 家带来合法性危机。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即使一个国家把合法性建立在像共产主义这样很不牢靠的意识形态之上，这一国家也是有可能取得较为长久的政权稳定的。这里的诀窍是： 当大多数民众还相信这一意识形态时，国家就应该采用选举（程序合法性）来补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禀不稳定性。因为一旦有了选举，幷且在社会上的大多数民 众都认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当政府搞得不好时，候选人就可以攻击政府没有带领人民在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正确地前进，民众就会去怪罪当朝政府 的施政，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本身的误区来检讨国家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读者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能搞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社会的话，今天的中 国也许就不会面临如此严重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 　　以上的逻辑还支持了以下的推论：宗教意识形态要比任何世俗意识形态更能为一个国家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宗教源自于人的可怜的本性──因为害怕失去和 死亡而无限放大生命的意义。宗教的承诺也不具有可验证性──“来世”、“净土”或者“天堂”这样的宗教承诺既十分动人又无法验证，而对于宗教来说，最具权 威的克里斯玛都是不存在于世俗世界的“神”、“佛”或者是“圣人”。宗教意识形态与人性的贴近和承诺的无法验证性，赋予那些把国家合法性建基于宗教意识形 态之上的国家很大的政权稳定性。 　　不过，在现代社会，宗教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大弱点来自宗教力量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现代社会极其复杂且变化极快。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国家政权就必须 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日益复杂的世俗性事物，但是国家的务实态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势必会招来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宗教力量的反对。由政教斗争所导致的政权 不稳定性，对于那些把宗教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来说，是必定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当今伊朗的政治就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这一因素的困扰。 　　（二）绩效合法性 　　任何一个政府都需要为治下的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例如仲裁、维持公共秩序、保证人身安全、保卫国家等。这个层面上的绩效是绝不可少的。如果一个政 府没有能力提供这些最为基本的公共物品，相应的国家就不会存在，即便存在也会很快垮台。这里所说的“绩效合法性”，指的是国家领导集团在一个更为进取的层 面上积极创造绩效以获取合法性。 　　获取这一合法性的手段可分为三种亚类型：领导经济发展、官员作为民众的道德表率和炒作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三种手段都不能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合法 性基础。首先，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经济的永久高增长。其次，把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在法律层面上能解决的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 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如果在和平时期政府经常以炒作国际危机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这一国家的国际环境就会日趋险恶，幷且大量的极端 民族主义者就会在这一国家中产生。这将推动一个国家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当一个国家的合法性系于绩效承诺时，这一国家的政府就必须设法来兑现这些承诺。如果这些绩效承诺得到了兑现，民众的欲望就会提高，幷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政府则不得不把民众不断提高的要求作为新的、更新的，甚至是即时的工作目标。但是，一旦政府不能够兑现其承诺时，这一国家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三）程序合法性 　　现代社会到来之前，除了古希腊之外，程序始终不是世界各国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幷不是说在古代政府首脑产生的背后没有程序可言，而是说这些程序只在一小部分精英之间才有意义，幷且这些程序在国家政治中不占有像今天的选举政治般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以下三个原因使得程序合法性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第一，现代国家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政教分离原则，宗教意识形态不再是国家的主要合法性来源，或者说现代国家失去了古代国家所拥有的一个十分稳定的合法性基础；第二，现代国家的政府管理的事情愈来愈多，这就使得绩效在现代国家合法性中的地位大大增强，幷给现代国家的政治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第三，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政府的统治能力不断加强，民众生活受到国家政策愈来愈严重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怎么控制政府的权力，幷使之不滥用权力，对广大民众来说就变得十分迫切。 　　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来解释为甚么民主政治会在现代国家中兴起。就本文的角度而言，民主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不足幷且严重倚重于绩效合法性，这就使得国家不得不依靠程序合法性来获得政权的稳定性。 　　由于以下原因，现代意义上的程序合法性（即民主选举）会给国家政权带来很大的稳定性8： 　　第一，一旦国家首脑是由民选产生，只要选举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也不会影响政府执政的合法性。用通俗的话说，在绩效合法性的统治基础上，当官如果不为民作主，就有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程序合法性的统治基础上，当官即使不为民作主，也至少得当完一届才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合法性大大减低了民众对政府执政的压力。 　　第二，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即使有执政者被赶下台也不是甚么大事。这是因为程序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府和政体分开了。政府即使垮台（比如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后的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政府），政体也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第三，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一旦民众有了选择，他们就难以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这也给国家政权带来了稳定性。 　　第四，一旦当官的不为民作主也没有马上就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的时候，公开批评国家领导就不是甚么大事了，这就给言论和结社自由提供了基础。但这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构成了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这是因为言论和结社自由让社会上各种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社会现状有了现实感。同样重要的是，一旦有了言论和结社自由，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在利益和观点上的分化，这些组织互相牵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大可能。 　　但就稳定国家政权而言，程序合法性也有着很多弱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背后必须有一个核心价值观支撑，或者说只有在竞选各方都服从同一意识形态（即“忠诚反对”）时，程序合法性才能为国家提供政权稳定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共产党、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幷且共产党和纳粹党都想利用选举来夺取政权，把国家彻底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形成赢者通吃的格局，选举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可能成为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治上最为稳定的国家（或者说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同时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国家：程序合法性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幷且程序合法性又是维持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关键。 　　三　有关中国政府合法性的经验研究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等调查数据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国家合法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度要远远高于许多西方民众对他们政府的认可度。他们于是就得出中国政局稳定、国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一结论9。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相信这些研究的结论是成立的。这些学者都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他们的材料所展示的也是全国民众的普遍看法，而不是少数人的极端观点。同时，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吏治，采取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这些政策应该说是取得一定效果的。笔者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与农村和城市的各界民众进行了不少交流，感到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有了普遍的和显著的提高，或者说大多数百姓确实从国家的政策中获得了实惠。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所反映的正是民众对于当今政府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但问题是，从“百姓对当下政府的绩效是肯定的”这一现象中，我们是不能推论出“这个国家的政局是稳定的”这样一个结论的。遍览世界各国，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可以说是说变就变的。在西方，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度数月内就可以波动许多个百分点（他们对政府的认可度有时甚至低至百分之十几）。在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认可度与国家政局的稳定性之间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西方国家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不是政府的绩效，而是被主流精英和人民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和具有程序公正的选举。但是在中国，百姓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认可度与政局的稳定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中国百姓对政府绩效的认可显著下跌的话，的确是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波动甚至革命的。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式微，但是国家又拿不出其他有效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不是通过一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的。中国因此非常缺乏意识形态和程序层面上的合法性，于是绩效就成了国家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基础。 　　四　当前中国的问题所在──合法性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百姓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中国维稳的成本却愈来愈高。2011年，中国一些人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促动“茉莉花运动”，但国内几乎没有人响应。尽管如此，不少市政府还是如临大敌，弄得马路上的警察人数不知超过了寥寥无几的闹事人群多少倍。显然，繁荣的经济和大多数百姓对当下政府在不少方面的表现还算满意这些事实，完全不能减轻中共高层领导的焦虑。到底甚么是当前中国政局的关键性不稳定因素？或者问：中共高层领导到底在忧虑甚么？说到这一点，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和百姓都会把诸如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放在首列，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或许幷不是想象般大。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很大，而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在那些吏治较差的省份）无疑也十分严重。相比之下，印度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也十分厉害，甚至在不少方面明显超过了中国，可是印度却不是人们认为很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显然，仅仅是贫富差距和官员贪污腐败是不足以引发革命的。 　　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百姓都对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深恶痛绝，但是中国却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高质量研究。于是，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民众就不得不凭借想象：你对政府有多大程度上的不信任，你就会把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问题想象得有多严重。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或者说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而不是诸如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这类社会问题。而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国家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后再也拿不出一个能被广泛认可的主流价值体系；第二，国家不敢（或者不愿意）把合法性的重心转移到程序合法性的层面上来；第三，国家对于绩效合法性产生了过度的依赖。 　　当下中国的领导人似乎仍然不了解绩效合法性的内禀不稳定这一特质，因为在他们的各种发言中不断流露出人民自然会拥护一个绩效优良的政府这样一种天真的论点，幷且他们也正在努力地通过加强政府绩效来获取国家的合法性。他们的做法与百姓情绪的耦合就给中国带来了如下的悖论：中国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都取得了举世羡慕的发展，但是社会却有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倾向。 　　当社会上的大多数精英和百姓都认同于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时，这一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核心意识形态。在有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中，社会就会显得非常平和甚至是保守。比如媒体：如果一个记者经常在某一媒体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言论，百姓就会不喜欢这个媒体，其订阅量或收视率就会下降，媒体老板也因此会不喜欢这一记者。可以说，当国家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被广为接受时，百姓就会更相信那些平和甚至是保守的报导，而发表偏激言论的媒体就会没有出路。个体也一样：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公开场合（和网络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言论，他的言论就会被忽视，他的朋友也不会喜欢他，他也不会有任何社会影响。但是，如果社会上的精英和大多数百姓不认同国家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人们就会不相信主流媒体中的报导，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报导，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媒体就会在民众的心目中被边缘化，幷且不再能建构民众的舆论，而敢于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和个人就会被看作是“社会的良知”。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时，在面对以上的异议时国家也就失去有效的对策。如果国家对闹事者或者发表对国家不满观点的人士进行镇压的话，那么国家政权在民众心目中就会进一步失去道义，稍有良知的国家干部就会感觉愧疚，而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不满观点的人士就会被大家看作是“英雄”。但是如果国家选择容忍的话，那么这些人的行动和言论就得不到约束。更有之，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机会结构”，人们就会发觉“会闹的孩子多吃奶”这一妙诀，社会民风于是趋于民粹和暴戾。同时，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时，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这时，如果国家对舆论不加控制，反政府的言论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从而引发政治危机。但是如果国家控制舆论的话，人们就会去追逐谣言；加上长期控制舆论而导致人们普遍的无知，天方夜谭式的谣言很容易不胫而走，比如“江泽民去世了，但是中共却秘不发葬”、“薄熙来手上有一百多条人命”、“被重庆警察击毙的不是周克华而是一个便衣警察”等，也会被大家（包括不少社会精英）津津乐道。这些传言不但会给中国的政局增加不确定因素，幷且使得中国本来就很糟糕的政治文化进一步走向糜烂。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时，国家的当权者甚至不敢运用民主选举来增强其合法性。从当权者的私利角度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选举不但会使他们马上下台，而且整个共产党的统治也会结束；很少有当权者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动民主选举。而从国家利益来说，如果政治精英不能服从一个主流价值观，由选举而产生的“非忠诚反对派”就会撕裂社会，这给了当局拒绝搞民主选举以一定的道德依据。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不搞以选举为核心的程序政治只会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幷为中国从威权国家到民主国家的平稳过渡增加了难度。 　　一旦国家的合法性不能依托于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的产生程序，绩效就成了国家唯一可依托的合法性基础。得益于中国的“强国家”传统，中国政府在加强执政绩效方面应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即便可圈可点的绩效使得中国政府变得十分富有，其后果却是金钱使国家领导变得短视，以为金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了几个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围绕着金钱所产生的种种利益，使得大量的利益相关者带着工具理性围聚在政府周围。这些人对体制毫无忠诚可言，他们一方面死死地把住体制的大船，另一方面则随时准备另寻高就甚至搞狡兔三窟。当前中国出现了“裸官”现象，即不少国家干部的妻子和子女都在国外拥有永久居住权甚至是公民资格，大多数年轻人都向往公务员和国企的工作，其原因盖出于此。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前中国民众的强烈仇官心理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任何成功者的仇恨心理，整个社会的道德维系（moral fabric）被大面积毁坏。 　　为了进一步加强绩效合法性，政府就必须加强吏治、采取悦民政策，幷且把社会上可能出现各种不安定因素的事情统统管了起来。但是，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政府管得愈好，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就会愈高；政府管得愈多，问题也就愈多，很多社会问题于是成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重新政治化是近十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方向。 　　五　中国的前途 　　在国内，对国家前途不看好的还真是大有人在，其中既有国内语境下的“自由主义者”和比较极端的“左派”，也有难以计数的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网民。最近，甚至连吴敬琏这样比较持重的学者，都在发表文章惊呼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10。本文认为，中国的确有再爆发一次革命的可能。与以上的观点不同是，笔者认为当这场动荡到来时，其引发的根本原因不应该是当今中国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而是民众在主观层面上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的社会矛盾。而这些不满情绪和社会矛盾的根源，则是当今政府在国家的法律─选举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过多地把绩效当作了国家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笔者同时认为，虽然当前的形势很严峻，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中国并没有马上就爆发一场革命的危险： 　　第一，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减缓，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百姓生活水平有着快速提高的国家。只要中国经济继续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绩效合法性就还能维持一定的效力，一场革命性的动荡在中国就暂时不会发生。 　　第二，在中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藏区和新疆地区）有着很严重的民族问题，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汉人相比比例实在太小；这就是说，与前苏联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在中国不会是引发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 　　第三，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和美国对外政策在世界上普遍不得人心，相当部分的中国知识份子不再简单地把美国政治和政治体制作为理想，或者说当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不再享有1980年代的道德高度，因此也失去了1980年代一呼百应的能力。 　　第四，中国知识份子在近年来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幷且他们发表言论的渠道也大大增加。如果说前一个变化给了知识份子耐心，使他们不会急于鼓动革命，后一个变化则促进了知识群体的分化，从而降低了在中国产生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反体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第五，国内外大多数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看作为革命性事件的可能促发因素。这种观点再一次反映了知识份子的天真。笔者认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政治的稳定实际上有着巨大的正面作用。当前不少地方的地方政府软弱，中国大规模爆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阈值因此较低，社会矛盾也不容易有大规模的堆积。此外，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采取的基本态度就是让地方政府自己去处理。只要地方政府能控制住局面，中央就保持袖手旁观的姿态；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让事件失控，或者在处理过程中造成了流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政府则会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处罚。中央政府的这一做法强化了群体性事件参加者“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态，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从而大大缓解了中国群体性事件走向政治化的倾向。 　　第六，与一些领袖终身制的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型的国家领导每届五年，每任不超过两届的做法。虽然新的领导人不是由普选产生，幷且换届过程的不透明也给各种政治流言提供了温床，但是换届送走了人们已经厌烦了的领导（不在于干得好不好，而在于一个人在领导位置坐长了人们都会产生厌倦感），给了人们一种新的想象和希望，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但是以上这些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激化的因素，完全不可能改变以下的事实：在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执政绩效成了当前中国政府最为主要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即便中国没有马上就发生革命性动荡的危险，只要国家的性质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危险在中国始终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自己的代价”的确“没有付够”。 　　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9); Eric R. Wolf,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National Liberation: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ed. Norman Miller and Roderick Ay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48-67. 　　2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Jeffrey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3　Jeff Goodwin, No Other Way Out: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Tim McDaniel, Autocracy, Capitalism,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Autocracy,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and Ir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Timothy P. Wickham-Crowley, Guerrillas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surgents and Regimes since 195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4、5　Jeff Goodwin and Theda Skocpol, “Explaining Revolu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Politics and Society 17, no. 4 (1989): 489-509. 　　6　Dingxin Zhao, “State Legitimacy, State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Asian Perspective 23, no. 2 (1999): 245-84;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Discours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no. 6 (2000): 1592-632. 　　7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 no. 3 (2009): 416-33. 　　8　赵鼎新：〈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领导者》，2007年第18期，页76-86。 　　9　Jie Chen,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ruce Gilley,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 no. 3 (2008): 259-84; Lianjiang Li,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 no. 2 (2004): 228-58;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no. 4 (2001): 401-19; Wenfang Tang,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参见吴敬琏的博客，http://wujinglianblog.i.sohu.com/blog/view/236115860.htm。 　　赵鼎新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二十一世纪》第一三四期（2012年 12月号） 　　

《玛丽•科尔文最后的报道》

《我们身处大屠杀恐怖的包围中》 译者：fking86 原文链接：http://select.yeeyan.org/view/257632/254118 在被围攻的叙利亚巴巴阿姆鲁（Baba Amr）飞地，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是唯一一名英国记者。以下是她的绝笔报道。 原文：玛丽•科尔文，于叙利亚霍姆斯城（Homs）| 2012年2月19日 翻译：fking86

他们把这里叫做寡妇地窖。临时病床和凌乱的物品之间，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儿童人挨着人，被困于霍姆斯的恐怖之中；两个星期的无情轰炸令这座叙利亚城市摇摇欲坠。 这座木材厂位于遭围攻的巴巴阿姆鲁区，地窖里蜷缩着300人，20岁的努尔（Noor）是其中之一，她的丈夫和家人被炮弹和火箭弹所吞噬。 “我们的房子被火箭击中了，所以我们一家17口挤在一间屋子里，”她回忆道，3岁的女儿米米（Mimi）和5岁的儿子穆罕默德贴着她的长袍。 “我们两天没吃的了，除了糖和水之外一无所有，所以我丈夫出去找吃的。”这是她和丈夫玛兹亚德（Maziad）的诀别；她丈夫30岁，曾在一家手机维修店工作。“一枚迫击炮弹把他炸成了碎片。” 对于努尔则是祸不单行。27岁的弟弟阿德南（Adnan）就在玛兹亚德的身边，一同殉难。 艰辛或死亡，类似的经历地窖里的每个人都有。这里被当作避难所，是由于它是巴巴阿姆鲁少有的几个地下室之一。泡沫床垫靠墙堆放着，2月4日围攻开始以来，孩子们就没见过天日。除了一身衣服，大多数家庭逃离家园时都两手空空。 城里的供给稀缺得要命，唯一的食物是大米、茶叶和一些罐头金枪鱼，那是当地的酋长从被炸毁的超市里抢出来送给他们的。 上周，一名婴儿在地下室出生，看上去和她19岁的母亲法蒂玛（Fatima）一样被炮击吓坏了。法蒂玛家的平房毁于炮火，于是逃到那里。“我们没死就算万幸，”她喃喃说道。法蒂玛身心受创，断了奶水，只能给宝宝喂糖水；根本没有奶粉。 说不准她是不是已经成了寡妇；法蒂玛的丈夫是个牧羊人，围攻开始、炮火倾泻而至的时候他正在乡下，从此音讯全无。 寡妇地窖就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坚守在巴巴阿姆鲁求生存的两万八千名男女老少的苦难；这个区遍布低矮的水泥房屋，被叙利亚军队团团围住。军队漫无目的地发射喀秋莎火箭弹、迫击炮弹和坦克炮弹。 复兴党大学（al-Ba’ath University）楼顶和巴巴阿姆鲁周围其他高层建筑上的狙击手看见人就射击。被围攻的第一天，居民被成群射杀，但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狙击手的位置，知道过十字口的时候会被发现，于是都跑着过去。大街上几乎看不到汽车。 几乎每一栋建筑的水泥墙都被坦克炮弹打成了筛子，或者楼上被火箭弹撕出个大洞。我所在的房子楼上上周三被火箭弹削平了。有些街道的所有建筑都倒塌了——家没了，只剩下衣服碎片、残锅破碗和残缺的家具。 一名反叙利亚政权激进主义者站在巴巴阿姆鲁被炸毁的石油管道前（美联社） 这是一座饥寒交迫的城市，炮弹爆炸声和阵阵枪声在上空回响。通信中断，电力被切。在他们的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可以用柴油锡炉取暖，但没几家人有柴油了。冻雨滴满坑洼处，雪飘进玻璃尽失的窗户。商店全都紧闭，因此亲朋四邻相互接济，但家中所剩无几。死伤者多是冒险出去觅食的人。 由于害怕狙击手那双无情的眼睛，居民从上周起只好在屋顶间抛接面包，或者穿公用墙而过，以免被看见。 叙利亚人在大部分地区周围挖了一条巨大的壕沟，断绝人来人往。军队正在进行一场残酷的战役，以平息霍姆斯、哈马（Hama）和其他城市爆发的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活动；阿萨德家族已执政42年。 在巴巴阿姆鲁，自由叙利亚军队（FSA，Free Syrian Army）是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先锋，受到当地居民几乎一致的拥护，被看作是居民们的卫士。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阿萨德军队的坦克和重武器与自由叙利亚军的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s）冲锋枪较量。 据悉，约有5000名叙利亚士兵部署在巴巴阿姆鲁郊区，自由叙利亚军昨天接到报告说，对方正准备发起地面进攻。居民们对此惊恐万状。 哈米达（Hamida）43岁，家里的房子被炸，与孩子们和妹妹一家躲在一座空公寓楼的一层，她说：“会有一场大屠杀。” 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一个问题：“世界为什么抛弃我们？”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周说：“我们看到居民区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炮击，医院被用作酷刑审讯，年仅10岁孩子遭杀害和虐待。我们目睹的几乎可以断定就是反人类的罪行。”然而，身陷地狱的无辜人们还看不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20岁的阿卜杜勒•马吉德（Abdel Majid）正帮忙把伤员从炸毁的建筑物里抢救出来，他朴实地哀求道：“请告诉全世界，他们必须得帮帮我们，”他说道，眼神恍惚，浑身颤栗。“停止轰炸。求求你们，别开炮了。” 若非战火，从黎巴嫩边境到霍姆斯的乡间旅程会是一派田园风光。土路旁的村子里，挤在一起的水泥房屋虽然不伦不类，但路旁柏杨树成行，路蜿蜒穿过果园，满是杏树和苹果树。 然而，这些天来，穿过这一地区的旅途恐怖密布。这片土地的大部分被居民称作“叙利亚自由区”，或自由叙利亚，由自由叙利亚军掌控。 但是，阿萨德的军队在学校、医院和工厂驻扎，在主要道路设卡。他们全副武装，以坦克和大炮作后盾。 因此，现在驱车前往霍姆斯就是在土路上颠簸，穿越纵横交错的田野，骨头都震得快要散架了。男人们聚集在反对派自由叙利亚军的检查站边的篝火旁，虎视眈眈地盯着任何形迹可疑的车辆。夜幕降临，黑暗中有人挥舞着手电筒，发出前方道路安全的信号。 每辆自由叙利亚军的车上都有一位当地的牧羊人或农民领路；叙利亚军队的武力可能占上风，但当地人清楚乡间的每条小路。 我沿着一条走私路线进入霍姆斯，并承诺不向外界透露；我在黑暗中攀越墙壁，钻进泥泞的战壕。凌晨抵达暗黑的城市，受到一群人的欢迎，他们渴望外国记者向全世界披露这座城市的苦难。他们太迫切了，簇拥着我上了一辆敞篷卡车，开着大灯，疾驰而去，卡车后厢上的所有人都在喊“Allahu akbar”——主是最伟大的。自然，叙利亚军队开火了。 所有人平静下来之后，我被塞进一辆小车，关掉灯，沿着黑暗而空荡荡的街道行进，危机四伏。正当我们驶过一段开阔的道路，叙利亚部队再次用机枪朝汽车扫射，并发射了一枚火箭推进式榴弹。我们赶紧开进一座废弃的建筑物隐蔽起来。 这座城市就是一出巨大的人间悲剧。居民生活在恐怖中。几乎每个家庭都遭受到心爱的人死去或受伤的打击。 哈立德•阿布•萨拉赫（Khaled Abu Salah）是一名激进主义人士，去年三月参加过霍姆斯的反阿萨德示威游行，他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手断了，肩腿被弹片所伤，绑着绷带。 他是名年仅25岁的大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对巴巴阿姆鲁居民的大屠杀，在试图把两名被迫击炮炸伤的男子拖进一家临时诊所时险遭不测。 他上周说起当时的情形，他和三位朋友刚刚把伤员抬进仅有一名医生和一名牙医的诊所，正要转身出门，“一颗炮弹正好落在门口”。 “我的三个朋友当即死亡。”他们救助的两名男子也死了。 阿布•阿马尔（Abu Ammar）48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上周有一天，他早上8点出去找面包。家里的房子被炸毁后，他和妻子以及养女在两位姐姐家避难。 “我回到家的时候，房子没了，”他说，眼睛盯着那座平房的残垣断壁。只有几面残墙矗立着。废墟中依稀可见女人的红上衣；自制腌菜坛子不知何故毫发无损。“阿里医生”是名牙医，充当着医生的角色；他说，从房子里救出了一名女性，到诊所的时候还活着，但双腿都被炸没了。她没能挺过来。

小姐

【一】深圳8位川籍坐台小姐联合捐款100万，媒体为什么不报？ 2008年，四川大地震， 媒体关于明星捐款报道多多，哪怕是捐1万的都上报纸表扬，广东深圳的8位川籍夜女联合捐献100万的发起人林若婷承受不了，要求各大传媒报道她们的善举！有100万票据与深圳慈善总会证书为凭证！中央电视台晚会上深圳慈善总会捐献的1亿中就有我们的100万。 　　 其实我们本不要求报道，自己职业是不光彩的，现在收入好些，能尽力就行！何况还是家乡有难！但媒体把最好的称赞给了那些最有钱又最吝啬的所谓明星，我们佩服倪萍，她捐了100万，和她同样有能力捐100万的明星有的才捐几万，中央电视台还拼命给采访她们，称赞她们，让我们学习她们，难道董卿的收入比我们还低，她的钱比我们出卖身体难赚，但她捐了3万，可能就是一套化妆品或者一件好衣服的钱，而我们却是背井离乡，用青春与肉体服侍富人换来的血汗钱，请问谁应该报道，谁应该学习！ 我们联名要求各大媒体与网站报道我们！请网友顶起！也许有些是曾经的客人，也许有些是未来的客人，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脏！ 　　 他们是：林若婷、马丽娟、江莉莉、李红绢、程小丽、赵兰香、万琴、李婷。 　　　　　　

【二】妓女为什么不能万岁？ 几年前河南省许昌市一名15岁少年“贪玩”，在网上转贴“妓女万岁”，却被网络警察认定“攻击党和政丅府”，日前上门将他拘捕进行处罚。 河南《大河报》7 月14日报道，近日，许昌市魏都公丅安分局网络监察大队对当地的“春秋论坛”进行“巡查”时，发现了一篇署名“裤头”的网友所贴、名为“妓女万岁”的帖子。 报道称，“该帖子以妓女为题，含沙射影地攻击党和政丅府，在论坛上造成了负面影响”。网络警丅察立即通知论坛负责人，将帖子删掉，并启动侦查措施，寻找“裤头”。7月10日，署名“裤头”的王某在许昌市区被民丅 警拘捕。 年仅15岁的少年王某交代，他在网络上发帖子是为了“好玩”、“显酷”。报道指，网络民丅警对王某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未透露具体处罚 细节。 大陆网站流传的“妓女万岁”，被警察认定“含沙射影地攻击裆和政府”。

【三】我想替妓女说几句好话 1、妓女出卖肉体，却不象有些人出卖灵魂。 2、妓女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出卖肉体，而不象有些人一辈子出卖灵魂。 3、妓女多为生活所迫，而不象有些人自愿为精神奴隶。 4、妓女自己说真话也让别人说真话，而不象有些人说假话也让假话。 5、妓女有独立经营的自由，不象有些人根本就不懂独立思考。 6、妓女凭信用赢得顾客，而不象有些人靠谎言维持权力。 7、妓女交易时明码标价，不象有些人有权时贪得无厌。 8、妓女的价目表是真的，而许多制定的法律是废纸。 9、妓女挣钱靠自己劳动，而不象有的组织的干部直接从国库获取。 10、妓女不立牌坊为自己宣传，不象有些人控制媒介为自己抹粉。 11、妓女没有势力，不象有些人以势压人。 12、妓女有竞争，不垄断行业，不象有些团体垄断行业，不允许有别的。 13、妓女多挣钱要靠取悦顾客，不象有些人掌大权靠欺压老百姓。 14、妓女不需要“卖淫思想”“嫖娼理论”，不象有些组织推销狗皮膏药歪理邪说。 15、妓女不来领导你，而不象有些人非得领导你不可。 16、妓女不需要你爱她，不象有些团体非得让你爱它不行。 17、妓女希望嫖客说她漂亮年轻，不象有的让人民吹它光荣正确。 18、妓女不需要你和他们一样，不象有些人让你和他们一致。 19、妓女洗你的身体得你同意，不象有的洗你脑子不必你同意。 20、妓女不得进入校园，不象有的能在学校开政治课。 21、妓女怕被人强奸，不象有些人强奸民意。 22、妓女不私设武装，不象有些人有私人军队和保镖。 23、妓女全世界都有，不象有些组织只少数几个穷国有。 24、妓女出了国有工作的本事，不象有些人出了国什么能力也没有。 25、妓女出国是去挣钱，不象有些人出国卷走巨额资金。 26、妓女尚没有减少的迹象，而有的组织却有了灭亡的先兆。 27、妓女晚上都要加班，而有些人白天上班都可以吃喝玩乐。 28、妓女对顾客笑脸相迎，而有些人却对老百姓恶狠狠的。 29、妓女可能蹲三年监狱，而那个票却可以代替一个死刑。 30、妓女你不喜欢可以躲开，不象有些组织你不喜欢却躲不开，除非死和偷渡。 31、妓女内部不分等级没有核心，不象有些组织内部层次分明中间有核。 32、妓女不误国误民，不象有些人祸国殃民、丧权辱国。 33、妓女不敢代表他人的利益，不象有些组织声称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34、妓女不希望她姐妹也当妓女，而有些人却往往是全家堕落。 35、妓女有羞耻感，怕父母知道，而有些人没羞耻感，公开招摇。 36、妓女怕传染性病用避孕套，而有的组织传染了精神病还说没病。 37、妓女知道寿命有限，而有的组织觉得自己万岁万万岁。 38、妓女红灯区才有，而那些人到处都有。 39、妓女工作时不用遮羞布，而有的用橡皮图章遮羞。 40、妓女的工作是最困难的，而当那种官却是最容易的。 41、妓女年龄越老越不值钱，而有的组织里年龄越老越值钱。 42、妓女让嫖客挑选，而有些人在天丅安门检阅群众。 43、妓女赚取外汇，有些人浪费外汇。 44、妓女让人叫她小姐，而有的组织要人民叫她妈妈。 45、妓女要养活父母，而有的组织“用甘甜的乳汁”把人民抚养大。 46、妓女只勾引男人，而有的组织不论男女统统吸收。 47、妓女不去勾引儿童，而有的组织连儿童也不放过。 48、妓女不使用女婢，而有的组织使用八个喽罗当尾巴。 49、妓女允许别人反对她，而有的组织对反对者予以逮捕劳教。 50、妓女不敢敲诈别人，而那些人却敢敲诈妓女。 51、妓女被政丅府踩在脚底之下，而那些人把政丅府玩弄于股掌之上。 52、妓女没了，人民仍然可以生存，没有那个组织，人民就不存在。 53、妓女会自愿洗手从良，而有的却永远不会自己认错下台。 54、妓女不是网友说话的顾虑，而那个东西却是网友在这儿发言时内心的恐惧。 总之，比较起来，妓女才真的是伟大光荣正确！所以，当妓女比参加某些团体高尚纯洁得多！建议那些人向妓女学习，达到妓女的水平！ 转载（有修改）：http://ab484200.blog.163.com/blog/static/187633150201111622120282/

《盛世中国的冰冷数字》

《盛世中国的冰冷数字》
段郎

盛世中国之——人

在中国社会体系中，公民分三中身份：农民、工人、干部。农民归农业部管理，工人归劳动局管理，而干部归人事局管理，相对于干部，前两者称为群众。1949-1992年主要以身份判定社会地位，1992之后主要以财富判定社会地位。

统计局2007数据，中国农民7.37亿人（包括农民工2.2亿），国企2900万人，大集体所有制工人1000万人，非国有经济1.6亿人（外企，私企，股份制企业，城市失业人口），以上这些加在一起约9.4亿人。

1997年底数据，干部身份4000万人（中央将干部人数冻结在4000万），公务员570万，专业技术人员2800万人。4000万干部身份中，1600是万党员。中国现有私营企业主约1000万人。2500万档案在人才市场没能进入人事局的准干部（考上大学即拥有了干部身份，但没能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就业，档案挂在人才市场）。这三类人群总数0.75亿，占总人口数量的5.8%，属于小概率事件。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占总人口的3.5%，截止到2009年，硕博士研究生总数量500万左右，占0.4%。

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医生总数500万左右，总人口的0.4%。一般来说，技术人员在中国的待遇或者自身感觉，基本就是高级技工，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起码的公平。

2005年底全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老龄化程度约20%。以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情况为基准，中国0岁～15岁之间的男性总人口与同年龄段的女性总人口相比，大约多出1883万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适婚年龄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万人。2005年底，中国各类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总数为8296人，占全国人口总数6.34％，涉及家庭户7050万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户数的17.80%。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2009年中国失业人口总数超过2400万。

党员总数7000万左右，随CPI略有波动；相对于党员，非党员也叫做“群众”，“群”者，君之羊，税费和兵丁的出处，大体意思是需要有人领导的一群乌合之众。海陆空现役军人230万左右，武警总数120万左右，武警内卫部队总兵力是80万，警察总人数160万左右。目前中国共有监狱670多所，在押罪犯150多万名。（2004年10月25日，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说）

中国年收入不到人民币683元的绝对贫穷者，2100万人，年收入不到人民币958元的低收入者，2亿。

由于城乡二元划分，大、中、小城市的差距，具体工作环境的分割，每个人所看到的基本都是与自己相差不多的，18——34岁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个好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最艰苦的一段路，也是中国自杀率最高的群体。

陆学艺教授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这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五个等级、十个阶层。

五大社会经济等级（根据家庭人均年收人或月收人数据）

（1）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

（2）中上层：中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

（3）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

（4）中下层：个体服务者，工人，农民；

（5）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况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十大社会阶层（根据资源拥有量的差异）：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中占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1.5%（有些城市高达9%）；

（3）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0.6%（私营经济发达地区高达3%，低的地方0.3%）；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5.1%（大城市10-20%，城乡结合区1.5-3%）；

（5）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4.8%（城市10-15%，城乡结合区2-6%）；

（6）个体工商户（拥有少量经济资源），4.2%（实际人数要比登记人数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少量的三种资源），12%；

（8）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少量的三种资源），22.6%（其中农民工占30%）；

（9）农民阶层（拥有少量的三种资源），（1999年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上没有三种资源），3.1%。

按照上面资料，本人是一个中等城市的社会中层的有点文化没什么钱的有干部身份无干部权力的无党派的中级技术工人，在社会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每天从事着12小时左右高强度、高风险劳动的弱势群体成员之一，身体健康，家庭完整，苟全性命于盛世，偿还贷款须半生。

盛世中国之——钱

中国的M2总量超过了美国+日本的总和，已经成为世界上钱最多的国家，M2是GDP的1.8倍，而美国的M2是GDP的0.8倍，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物价不停上涨的原因之一。

通胀，是“有印币权的阶层”的掠夺财富的终极手段。

国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洲平均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大概是25%，非洲都在20%以下，而中国是8%，全球最低。

人均每小时工资，德国，30美元/小时，美国，22美元/小时，泰国是2美元/小时，我们是0.8美元/小时，不到世界平均值15%，而且中国人的人均工作时间最长，一年约2200小时。

物价，97号汽油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宝马Z4中国9万美元，美国是3万，Levi’s牛仔裤价格是美国的7倍。房价，早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若干倍了。

中国人最累，挣钱最少，且物价最高。

社科院报告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三成，2010年前十月全国财政收入破7万亿增速超GDP近一倍，“十一五”财政收入年增9500亿元增速高GDP两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就已经超过日本，而同年日本GDP是中国的两倍以上。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4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则只有城镇居民的1/7～1/3。

中国国民目前的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

央行数据，2005年，我国存款金额96.18%在5万元以下。

近10年贪官外逃转移资产500亿美元到海外。

20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200亿元。

2008年，中央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

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

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

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000亿元

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00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三公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

2009年,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花费2亿,平均每块路牌4万元!

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近100000亿人民币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3000亿人民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000亿人民币

2010年，沪杭磁悬浮耗资350亿。

2010年，中国承诺对朝鲜700亿投资计划。

2010年美国房利美、房地美退市，中国损失数千亿美金。

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

......

对照下面数据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1.6亿，并号召捐款。

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60万人民币。

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两倍。与此同时，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则明显落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仅有14.9%。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达到61%。

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美国、德国、俄罗斯的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均占财政支出的55%~60%左右，而中国仅为15%。另有报道称：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

2005年“富比士”杂志发布的“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国被列为第二位。2007年至2009年，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32.2%。

中国的30年经济增长是以低工资、低福利、高物价、高税负、透支环境、人口红利（挥霍了应该用来抚养子孙的那部分财富）为代价的。

盛世中国之——祸

二零零五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对外发布的世界各国(地区）环境品质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一百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一百三十三名。世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的空气污染部分。在调查所涉及的总共110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各国城市中，如果按照悬浮微粒来排名，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国占13个。

中国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围城困局。另有数据指出，现在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

中国有超过70%的河流、湖泊、海岸受到污染，90%的中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

食品、药品与疫苗，只说一句，依据个人经济情况，选择次序是：纯进口——纯外资——合资——国产高——中——低档。

空气、水、食品、药品污染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出现，癌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不久，金刚狼之类的X战警中的变异人就会出现在中国。

我国汽车保有量不到全世界2%，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则占全球的比例达到20%。多年来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均超过10万人，居世界第一，这个数字是日本的10倍以上。

我国原煤产量是世界产量的35%，却占了世界煤矿工人死亡人数的80%。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2.041，现在发展中的煤炭大国，比如印度、南非、波兰，他们在0.5左右，我们是2.04，他们是0.5，也就是他们的4倍。先进国家，像美国、澳大利亚就更低了，大概是0.01--0.05，我们现在是它的40倍--150倍，英国矿工自2002年至今一直保持0死亡率。

全世界每年重大矿难（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90％都发生在中国，2002年至2009年这8年中，中国矿难死亡人数高达41064人，而美国矿难死亡人数仅277人，中国矿难死亡人数是美国的148倍。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开战到2010年3月21日驻伊美军7年中死亡人数为4377人。煤矿尘肺病死亡病例超矿难死亡人数2倍。

中国目前总自杀率是世界平均自杀率的2.3倍，每年有28.7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是中国15岁～34岁人群最主要的死因。

2004年命案38000起，2005年命案31000起，2009年全年刑事立案数达到530万件，治安案件数达到990万件。立案与发生案件是两个概念，在公安部命案必破的要求下，许多案件是案子破了才立案，不破不立案，以保证破案率。

中国每年猝死人数“大概是100万”，男性为主，40岁左右，一个字，累。

保守评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在20万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0.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意外伤害是我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意外伤害是我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每年有超过20万的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净流出国，因为在这里能活着就很难了。

尼克.胡哲

他等不及过情人节，2月12日就结婚了

美国每日新闻网（USA Daily News）2012年2月15日讯

作者：瓦卡斯·哈利（Waqas Harry）

编译：江烈农

My only fear in life is that I forget how God has led me in the past.

我生命中惟一的恐惧，是害怕自己忘了上帝曾如何引领我。

还记得他吗？《人生不设限》（Life Without Limits）的作者，激励人心的布道者，来自澳大利亚的尼克·胡哲（Nick Vujicic，港译“力克·胡哲”），因患十分罕见的先天性疾病——海豹肢症（phocomelia），一出生便没有四肢，只有一只似脚非脚的小肉团悬吊吊地挂在左大腿上，他调侃地自称那是他的“小鸡腿”（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上，尼克曾提到说上帝为他预备好了美娇娘，就等他去找到她，两人便可喜结连理。如今，年届而立的他终于如愿以偿，与女友宫原佳苗（Kanae Miyahara）结束多年爱情长跑，于情人节当日在尼克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两人已在美国加州成婚的好消息——原来，他俩等不及过情人节，2月12日就结婚了！

网友以及众多深受尼克激励的朋友纷纷在尼克的脸书（Facebook）主页、官网留言板上留言，表达对二人最诚挚的祝愿。

我一向对传销般的成功学、励志小故事深恶痛绝，但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尼克的演讲，发自内心地震撼。这里有一个很不错的中英文字幕对照版：

要你管（YouTube）：

优酷（链接）：

当然，对于尼克的大喜，也有不少网友吐槽：“对，他没手没脚，但他现在有大把钞票，所以才会娶到一个漂亮老婆。”但我想说：“对，他没手没脚，但他有头脑、信仰、幽默感，以及身体力行的勇气，所以才会征服世界。”

另外，尼克的演讲团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而他出版的书也卖得并不贵，他挣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奇迹。

他最近还拍摄了一个音乐短片，翻唱了泰荣·威尔斯（Tyrone Wells）的歌曲《更多》（More）（YouTube链接）（优酷链接），重新取名为《会有更多》（Something More），视频如下：

要你管（YouTube）无字幕：

优酷中英字幕（链接）：



《Something More》

performed by Nick Vujicic

written by Tyrone Wells

《会有更多》

演唱：尼克·胡哲

词作者：泰荣·威尔斯

译者：江烈农



Where do we go when hope runs out?

When we are empty

When there's nothing left

当希望无影无踪，我们将何去何从？

那时，我们感到空虚；

那时，我们一无所有。



Sometimes I get so tired,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lay my head,

I look up to the sky

I feel the warmest light comfort me,

I've seen the great heights,

Reminding me... That I'm alive

有时，我感到疲倦

我只想找个依靠

可以倒头歇歇脚

我抬头望向天空

感到最温暖的光芒正慰藉着我

我已见识过上帝的神迹

他提醒着我，我还活着



I don't wanna die,

I don't wanna waste another day, or night,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more,

Than what we're living for,

I see it in the stars,

I feel it on the shores,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more.

我还不想死

我更不想再浪费多一天、多一秒

我知道生活总会有更多

超出我们对它的期盼

我从星星里看见

我从海潮中听说

我知道生活总会有

我知道生活总会有更多



I think we're all afraid,

That we might be alone,

Alone down here,

We all want to have some faith,

At least that's true in my case,

To just believe,

I've seen the great height,

Reminding me... That I'm alive,

我想我们都很担心

恐怕自己也许寂寞

孤独地活在地球上

我们都想拥有一点信仰

至少我是真心如此渴望

只为相信

我已见识过上帝的神迹

他提醒着我，我还活着



I don't wanna die,

I don't wanna waste another day, or night,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more,

Than what we're living for,

I see it in the stars,

I feel it on the shore,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我还不想死

我更不想再浪费多一天、多一秒

我知道生活总会有更多

超出我们对它的期盼

我从星星里看见

我从海潮中听说

我知道生活总会有



This world may crumble,

Into the ocean,

It could all end tonight,

I undermined you,

Then tried to find you,

My only source of light,

世界也许会崩溃

粉碎并飘入大海

一切可能今晚就结束

我曾暗中伤害过你

也曾试着寻找过你

你是我唯一的光源



Breathing... I am

Breathing... I am... alive!

呼吸，我仍然……

呼吸，我仍然……活着！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I tried to commit suicide

I had lost my hope

I tried to drown myself

But I couldn't do it

God had a plan for my life,

To give hope to other people

Through my story

十岁时，我曾尝试自杀

那时，我丧失了希望

我想要淹死自己，但办不到

上帝已规划了我的一生

他想让我给人们带去希望

向他们讲述我的故事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more,

I don't wanna die,

I don't wanna waste another day or night,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more,

Than what we're living for,

I see it in the stars,

I feel it on the shore,

我知道生活总会有更多

我还不想死

我更不想再浪费多一天、多一秒

我知道生活总会有更多

超出我们对它的期盼

我从星星里看见

我从海潮中听说

……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more,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我知道生活总会有更多

我知道生活总会有……



If you don't get a miracle, become one.

异赋，幼懂，盖德美。遇苦……必抗！没完！

是奇迹忘了眷顾你吗？

也许你忘了自己就是个奇迹。



【本文转自译言网】：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45405/252443/

活埋名单

Bury-Alive 200 List

快捷链接 http://goo.gl/L2MC9

227人 (以中国为主要活动范围，包括新近出走人士)

A 艾未未，艾晓明，敖博(2004年出走)

B 鲍彤(出狱)，变态辣椒

C 蔡定剑(2010年11月过世)，陈丹青，陈光诚(出狱,软禁)，陈敏(笑蜀)，陈明先，陈平(现居香港)，陈卫(狱中)，陈西(狱中)，陈云飞，陈永苗，陈子明，程益中，崔卫平

D 戴晴，丁茅，丁锡奎，丁子霖，杜导斌(出狱)，杜导正，杜光

F 范美忠，范亚峰，范燕琼(狱中)，冯崇义(现居澳洲)，冯正虎，傅国涌

G 高华(2011年12月过世)，高耀洁(2009年12月出走)，高瑜，高智晟(狱中)，郭飞雄(出狱)，郭泉(狱中)，郭永丰(出狱)，郭玉闪

H 海莱提(狱中)，韩寒，郝群(慕容雪村)，何德普(出狱)，何光沪，何蓓蓉，何清涟(2001年6月出走)，贺卫方，何永勤(温克坚)，胡绩伟，胡佳(出狱)，胡舒立，胡星斗，黄章晋，黄琦(出狱)，黄泽荣(铁流)

J 贾甲(狱中)，贾葭，姜力钧(出狱)，蒋培坤，江平，姜戎(吕嘉民,出狱)，江天勇，姜维平(出狱,2009年2月出走)，蒋彦永，江艺平，焦国标(2005年3月出走)，靳海科(出狱)，金钟(现居香港)

K 孔灵犀(2004年出走)

L 雷颐，李承鹏，李大同，李方平，李海(出狱)，李悔之，李劲松，李普，李锐，李慎之(2003年4月过世)，李天天，李铁(狱中)，黎雄兵，李勇(十年砍柴)，李智(出狱)，梁海怡(待刑)，梁晓燕，梁文道(香港)，廖天琪(台湾)，廖亦武(出狱,2011年7月出走)，凌沧州，刘宾雁(2005年12月过世)，刘荻(出狱)，刘飞跃，刘京生， 刘军宁，刘萍，刘沙沙，刘苏里，刘霞(软禁)，刘贤斌(狱中)，刘晓波(狱中)，刘晓原，刘瑜，龙威廉，龙应台(台湾)，卢跃刚，罗永浩

M 毛向辉，茅于拭，莫少平

N 倪玉兰(出狱)

O 欧阳懿

P 彭剑，彭晓芸，浦志强

Q 钱理群，秦晖，秦永敏(出狱)

R 冉云飞，热比娅(出狱,2005年3月出走)

S 沙叶新，单亚娟，师涛(狱中)，宋石男，苏雨桐(2010年7月出走)，孙文广

T 谭作人(狱中)，唐吉田，唐荆陵，滕彪

W 万延海(2010年5月出走)，王炳章(狱中,无期)，王功权，王克勤，王荔蕻(出狱)，王力雄，王朔，王天成，王小宁(狱中)，王小山，王晓阳，王雪臻，王怡，魏寒枫，唯色，温云超(现居香港)，吴淦(屠夫)，吴国光(现居加拿大)，吴华英(出狱)，吴红巾(左小祖咒)，伍嘉贤，吴稼祥，吴茂华，吴思，吴杨伟(野渡)，吴祚来

X 夏业良，萧瀚，小米，肖雪慧，信力建，辛子陵，熊培云，徐伟(出狱)，许医农，徐友渔，徐志戎(肉唐僧)，许志永

Y 鄢烈山，杨恒均(现居澳洲)，杨纪绳，杨奎松，杨天石，杨天水(狱中)，杨子立(出狱)，姚博(五岳散人)，姚立法，伊力哈木，殷玉生，游精佑(狱中)，于浩成，喻华峰，于建嵘，余杰(2012年1月出走)，余世存，余勋坦(流沙河)，余英时(台湾)，袁复生，袁腾飞，袁伟静，袁伟时

Z 曾金燕，查建国(出狱)，翟明磊，展江，张博树，章立凡，张大军，张宏海(出狱)，张鸣，张平(长平)，张世和(老虎庙)，张思之，张维敏(狱中)，张先玲，张显扬，张星水，章诒和，张祖桦，赵常青(出狱)，赵楚，赵达功，赵得柱(和菜头)，赵晖(莫之许)，赵静(安替)，赵连海(出狱)，赵牧，郑恩宠，郑世平(土家野夫)，郑旭光(出狱)，钟晓勇(连岳)，周舵，周曙光，周志兴，朱虞夫(狱中)，朱学勤，资中筠

流亡海外多年（43人）

蔡楚，曹长青，柴玲，陈劲松(陈破空)，陈维明，陈小雅，陈一谘，方励之，封从德，高行健，郭罗基，韩东方，胡平，李禄，李淑娴，吕京花，苏晓康，唐柏桥，王超华，王丹，王军涛，王润生，王若望(2001年12月过世)，王有才，魏京生，韦石，吾尔开希，吴宏达，吴仁华，夏明，萧强，辛灏年，熊焱，许家屯，徐文立，严家其，楊建利，于大海，袁红冰，远志明，张伯笠，赵振开(北岛)，郑义

Some explanations on the "Bury-Alive 200 List" I compiled yesterday

关于昨日我发布的“活埋200人名单”的一些说明

昨天我发布了一份花费很多心血编辑的“活埋”名单，引来很多的围观，支持和质疑。这里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名单的来由和目的。并期待高质量的回应，比如，推荐遗漏人选，信息更新，或指出列表不当之处

余杰和滕彪都有提到“活埋”，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个别国宝人员的恐吓语言，国宝们必定不会真的去“活埋”，但是国宝会有一份维稳名单，这个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根据余杰的说法，这份维稳名单在200人左右，估计是最高级别的维稳对象。我自然无法知道这个名单，但是根据我长时间对中国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公民社会运动的关注，以及大量的网络研究调查，编辑整理了一份二百多人的名录。每一个人的入选都是经过了详细的考量。这份名录包含以下人士：

因倡导自由理念而被捕入狱的人（包括出狱者）比如刘晓波，陈光诚
因倡导自由理念而被拘押，监控，骚扰的人，比如许志永，滕彪，冉云飞
为中国进步发声发文，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作品曾被和谐或查禁的人，比如韩寒，高华
为中国进步做出实质性贡献或者集聚巨大人气的人，即使没有受到明显的骚扰，也被录入与此，比如贺卫方，刘瑜
主表225人包含的是身在中国或者新近被迫出国的人士；为表达对早年即被迫流亡的先驱的敬意，编辑附表录入43人，比如胡平，高行健
*重要声明*：被本表所列入人士并不代表编辑者支持他们的理念或行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传奇。尤其是那些你未曾听说过的人，很多都是付出了巨大牺牲却未能获得足够的回报。
很多人在G+上都有帐号，一份不完全列表在此（https://plus.google.com/u/0/103666330728285663839/posts/Esz8QmnMeNS），有兴趣的同学推荐去圈。这份列表里面的@刘瑜，@Zhiyong Xu，和@冉云飞冉云飞 是在我的推介下加入G+的，不过前两人并不常发言。如果有朋友知道谁未能录入此圈，望告知。

少许更新：三位网络新锐（@变态辣椒，@蟹农场，@小米）没有录入，一则没有实名，二则为保护他/她们少受骚扰。另，更正了吴华英的状态。望网友指正或推荐能够入表的人选。

新浪微博链接：http://www.weibo.com/1508779403/y1P6yjgNE (已被和谐)

一个素质引发的血案

要命的是我也是那种极其敏感于一词一指的人，“敏感”这个词还不足以准确表达我的疯狂程度。谁跟我较劲说我没素质，这就像是拿着50公斤大锤砸我脚趾头一样暴跳如雷。

讲个事儿吧。

大学一次极其普通的计算机课（问心有愧的是我几乎没怎么上过这劳什子课，还是气虫虫逼我去上的为数不多的某一回。）发生了一次我都未预料到的事情。

同学大狗许是顺路来上课，在街上买了包瓜子，也就顺手放在了电脑桌上，甚至没开封。居然惹得我还比较陌生的计算机老师生了大气（说实话，我可能之前也上过他一回课，但该老师的爆脾气，赫然醒目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他来回愤怒得驴子般尥蹶子斥责大狗：这什么素质啊？都大学生了？读这么些年书啦啦啦啦……（全班静默中，我的那个火呀，腾腾的。）你们这个班，是最没素质的一个班。啦啦啦啦……（我开始直勾勾的盯着该老师。）我也不记得他重复了多少遍那个恶狠狠的“没素质”论断。我突然站起来和这老师“理论素质”，声音很大很冲动很不和善——“你说谁没素质呢？”（气虫虫满脸通红紧张地拉着我的胳膊让我坐下。）同时开始爆发小宇宙的是同寝刺儿头瑞斐。

该计算机老师恼羞成怒，隔着两排电脑桌使出老师们惯用的杀手锏——“你！你！哪个系的？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辅导员是谁？”同时冲我走过来，我就直接开骂了：“你他妈管我是谁！……”他走过来时，我直接拿书砸向他，并顺手抄起键盘要挠他。他也开始骂我，教室里一片混乱，班里几个哥们拉我的胳膊不让我冲突。已经慢了，我抬脚便踹这个同样张牙舞爪的老师。孔哥强壮，从后边保住了我，把盛怒之中不依不饶的我弄出了教室。楼道里我还在叫嚣：“素你妈逼质吧！你什么素质啊？你是什么他妈的老师。”

事件的结果是，计算机系和中文系主任给我商定一个处理意见，留校察看通告全系书面检查扣发三个月补助。这些都不是我所担忧的，倒是全班重新一致认定我是个“冲动极端的人”让我忿忿不平，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小民实在冤得慌。

我想说的是，自此以后个人不能听到“没素质”这个自我敏感词。可是韩寒《谈革命》一文中出现了这个词，我却没冒火，难道是现场感不强？我倒开始注意推上各种人五人六挖坟掘墓横飞的吐沫。某位我很敬重的推油，直接开始重言狙击我——说我撒娇，说我还为人师表呢？

这哥们不知水深水浅，在我的个人敏感词汇榜单上——“为人师表”是个能让我跟他肌肉碰撞的重磅炸弹词。

但是依旧现场感不强烈，我没有入戏激辩。倒是诱发了我用一种哈哈哈哈哈哈哈姿态来解读网间的这类趣事。可惜的是到如今大伙都没意识到我这7哈用法的高妙。这可是我此生为数不多接近上帝的经历呢。

我称之为“上帝姿态”“上帝笑声”。

因了那句西方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