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市、沂南县两级公安机关人员和政府其他部门的某些人员，在陈光诚案中扮演了极为下流野蛮的角色。警匪一家，无法无天，颠倒黑白，丧心病狂，当是临沂公安和沂南公安的真实写照。
让我们简要回顾他们一年多来的暴行：
2005年9月6日下午，陈光诚在北京芳园里丽都饭店职工公寓院内，遭到6个自称为公安人员的男子的绑架。他们未出示任何证件或法律文书，将陈光诚 推进一辆桑塔纳带走（车号为鲁B13237）。当时的目击者包括涂毕声、李春富律师、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光诚被四个暴徒硬按在车座上，几乎呼吸不过 来。途中，这伙暴徒在车里多次殴打陈光诚头面部，致使陈光诚昏迷了数次。当天晚上，光诚被扣押在沂南县维多利亚度假村。9月7日早，临沂市公安局局长刘杰 对光诚进行恐吓：“你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一次采访，就够判五年了。再接受一次采访，就够判十年的。”证实此次绑架确为临沂公安所为。
2005年10月4日，许志永博士、李方平、李苏滨律师到山东临沂看望陈光诚。在村头的大马路边，李方平、许志永被一群不明身分的人阻拦和殴打。李 方平律师险些被推到河里，还被一伙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许志永也被推倒和殴打。围殴者中有人刚刚喝过酒。下午五点多，挨打者竟被带到双堠镇派出所“留置盘 查”，直到第二天早晨。10月5日他们被临沂警方强行带回北京。为律师指路的村民陈光理10月5日被带走，陈光理的妻子也被镇政府指派的打手殴打。
2005年10月24日，陈光诚的朋友梁晓燕、寇延丁去东师古村看望他和孩子，陈光诚在冲出家门时，守住门口的双堠镇副镇长赵峰带领七、八个打手群 殴陈光诚。梁晓燕看到盲人陈光诚被他们打倒在地五、六次。其中一名叫李先干的政府干部李先干躲在打手身后偷袭，用穿皮鞋的脚猛踢光诚，还捏紧拳头猛打光诚 右太阳穴，陈的太阳穴流血不止，腿和手均受伤。七、八个打手也拿起棍子殴打光诚。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也被殴打。在陈光诚受伤之后，家人希望能将他送医院治 疗，但遭到阻止。
2005年12月27日，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被殴打。事后检查，发现腰部和背部大面积擦伤，还出了血。作恶者是李先干和政府雇用的十几个非法拘禁陈光诚袁伟静的打手。
2006年2月2日晚八点左右，陈光诚的邻居陈华在送客人出门回来的时候，因为对站在他家门口的监视者说了一句表示不满的话，便遭到打手们的殴打。 鼻子、嘴都被打出血，头部也被打伤。之后，双堠镇派出所的警察赶来，不处理事情，而是把打人者支走。陈华要求派出所拿出这一班值班的名单来，以辨认打人 者；但被警察拒绝。晚11点左右，沂南县公安局来了八、九辆车，同样不处理任何事情。
2006年2月5日晚，数百村民与监视陈光诚的官员和打手发生冲突，杜德海头被打破，另有几名村民受轻伤。
2006年3月11日晚7点，陈光诚的邻居陈光余到村小卖部买烟途中，被四个人蒙住头，用棍子猛打，满脸是血，脖子到手多处受伤。行凶者随后混到看守陈光诚的人群中。
3月12日至3月14日，沂南县公安人员对陈光诚实施酷刑，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陈光诚为此曾绝食绝水抗议这些警察败类的暴行！3月12日至4月2日，陈光诚被非法拘禁在沂南县维多利亚度假村，4月2日至6月10日被非法拘禁在沂南县民警培训中心。
陈光余3月11日被抓到沂南县刑警队后，被沂南警员绑在椅子上审讯逼供，五天五夜不让睡觉。陈光军被抓后，被用铁链绑在椅子上，“他们每班两个 人，不让睡觉，不让吃饭喝水。他们说态度好就给一点吃，每天有吃一顿的时候，也有吃两顿的时候，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不让解手。每次解手，都要多次请 求。”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和三位村民在被羁押期间，遭沂南警察酷刑逼供：“3月11日晚，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子把我绑在 椅子上，脖子一道、腰一道、腿一道，共三道。……他们连续15天不让我睡觉。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他们轮班审讯，反 复诱供，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就让重说，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有一次连续20多小时不给吃饭。警察说忘了，实际是故意不给饭吃。……连续15天不让睡 觉，实在受不了，痛苦之极。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背不下来就放在一边照着念，还不能 总看。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读不好就打。他们在一边摄像。”
5月8日，魏汝久、张立辉等四名赴临沂办案的律师受到当地公安局的威胁和骚扰。
2006年6月11日，沂南县公安人员一直对光诚漫骂侮辱，持续整个上午。并恐吓说，“在看守所死一个人很正常，前几天还死了一个。你不好点儿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看守所。”
6月19日晚，陈光诚的母亲和儿子在滕彪家楼下被不明身份的十个人绑架。这伙暴徒把七十岁的老人和两岁多的孩子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车里，车辆被滕彪 及附近居民拦住。五、六分钟后，北京110的警察和山东来的这些便衣一起，把滕彪强行拖走，推倒在地。之后无牌车飞快地冲出小区。
6月21日下午，李劲松律师接到死亡威胁电话。这个陌生人恐吓他“是不是不想活了，是不是想找死”。6月22日，因光诚母亲病重，李劲松律师向警察发短信求助。李劲松因此竟被沂南县公安局传唤。
6月22日下午，程海、李克昌和孟宪明三位律师被不明身份、无牌照的车辆跟踪，在山东临沂被一辆无牌照车跟踪，并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当街公开殴打。当 时律师拨打了110和120，警察把律师带到公安局问讯。但是警方用各种理由把这三名被殴打的律师羁留在派出所，不让离开派出所。更令人愤慨的是，在22 日晚21点41分，又有几十名暴徒冲进公安局内，公然抢劫了律师们的照相器材，并当着警察的面强行摔碎。之后，又冲到律师住所谩骂骚扰，切断电话，直到凌 晨一点多才撤走。而当地警方毫不作为，任由暴徒撒野！
6月23日上午，刚刚走出宾馆的程海、孟宪明律师准备依法办案，再次被昨日十几名壮汉围住，声称程律师拍了他们的照片。程律师说：“像机被你们摔 坏，东西被你们抢走，哪还有照片？” 但对方仗着人多，挡住两位律师的去路，不停地推搡、抓打两位律师，程律师的手被打青。
6月23日下午2点10分，按计划前去陈光诚家进行调查采证的李劲松、李苏滨律师到达陈光诚家村口，刚刚下车，便遭到20多名不明身份者的围殴，最后将二人推搡进车内。一路跟踪而来的车辆则在旁边静静观望。向110报警后，警方置之不理。
6月27日，李劲松、李苏滨、胡佳等四人到达临沂。在进入村口时，李劲松、李苏滨所驾车辆就被几个女流氓用力堵住车门，无法下车。律师多次报警并在 车里等待警察。这数十个男女流氓竟然用力将律师的飞度车向右掀翻了！在警察到来之前他们又把车推回原状，但右侧车身已多处伤痕。李劲松律师写道：“令我愤 慨伤心至极的是：四个警察到来之后在我向警员现场指证仍滞留在场的数十个堵门掀车暴徒时，其中几个男流氓当着四个警察的面抢走我的摄像机，挥拳砸我脸部并 用车门挤卡我的躯体，至我右下唇伤肿，眼镜被砸落地！”“之后其中一个暴徒当着四个沂南警员的面，带着从我手中抢走的摄像机，骑着一辆摩托车离开现场。我 当即要求在场警员赶快去抓捕这个现行抢劫犯！这四个警员却无动于衷竟然眼睁睁地放纵这数十暴徒一个个从容离开现场！”
7月10 日，胡佳和袁伟静在村口被看守袁伟静的二十多个暴徒暴力殴打。
7月20日，准备参加旁听的高智晟、赵晖等民间人士在法院门口被不明身份的暴徒殴打、所穿的光诚头像衫均被撕破。当日下午，在东师古村准备探望袁伟静时，又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殴打。
8月17日晚，许志永被六、七位不明身份的人诬陷偷包，许志永博士遭到殴打，李方平和张立辉律师被带到沂南县界湖派出所讯问两个多小时，许志永博士被讯问长达22个小时，一直到开庭结束；因此无法出庭辩护。
8 月18日，陈光诚的母亲和妻子要求参加旁听，被沂南警察强力阻止。要求旁听的杨在新、黄晓敏被强行带到派出所，杨在新受到警察凶狠殴打，并被关在铁笼子里。
11月18日，沂南县公安人员到东师古村找到陈光东、陈光和的妻子，对她们进行威胁，企图以此来阻止陈光东、陈光和出庭作证。
11月26日，李劲松、李方平、滕彪律师在东师古村遭到双堠镇党委书记为首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雇用的20多名打手阻拦骚扰，律师向县110、市110、省公安厅报警20多次，警方拒不出警。
11月26日早，证人陈更江被警察强行带走。答应律师准备出庭的证人陈光余、陈光东失踪。当晚，证人陈光和在临沂准备与律师见面时被十几名不明身份 者绑架；滕彪和李方平律师在试图营救时被推倒在地，无牌照车辆扬长而去。留在现场的七八个暴徒在那里狂笑。110接警后前来调查，对律师指认的、仍滞留现 场的犯罪分子不闻不问。
11月28日中午，袁伟静在被沂南县公安机关被传唤期间，袁伟静受到刑警大队有关人员的侮辱虐待。袁伟静的小腹和胸口剧痛；三个小时内她四次要求去 医院，警察置之不理。第五次要求时，来了一个医生，简单看了一下，说问题不大；而这时候袁伟静已经疼得受不了了。疼痛难忍加上极度的气愤，袁伟静几次昏迷 过去。晚上，刑警大队六七个人把神志不清的袁伟静扔在东师古村村口地上。
12月27日，李劲松、李方平、程海、黄开国律师赴临沂办案途中被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12月26日晚19：30，李劲松、李方平等人上了从北京开 往临沂市的长途客车后，有一个穿着警用防寒服的女子来给他们安排铺位，此人的举动让人不得不认为她是乘务员。她把李劲松和李方平都安排在她附近。12月 27日凌晨4点，那女子推醒劲松，声称李劲松律师对其进行性骚扰。不久两辆无牌车辆（无牌车辆几乎成了光诚案中涉案的临沂警方和政府的标志），一前一后迫 使长途车停到路边，车上下来了约8个不明身份的人，强迫司机打开车门，他们上车后要把李劲松揪下车，李方平立即上前阻止对方，几个人就用铁棍袭击李劲松和 李方平，围攻的时间大体在 5分钟左右。随即李劲松打电话报警，警方未及时出警。李方平头部被凶器打中，血流满面，神志恍惚，那几个不明身份者和该女子下车扬长而去。凌晨 5时许，警察来到后，拒绝律师登记乘客的要求，反而将所有目击证人和可能存在的打人者同伙全部放走。李方平律师头部伤口四厘米左右，缝了八针以上；李劲松 律师左眼及左手受伤。这是去年八月以来，殴打律师最为凶残的一次。 回顾这些暴行，不仅仅是为了揭露和控诉。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Imre Kertesz），一位在奥斯维辛度过恐怖童年的犹太幸存者，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道：“人们往往只谴责‘暴行的残忍’，而没有注意到‘暴行被实施时的 轻率’。”——暴力先是成为临沂警察和暴徒的手段，之后成为他们的习惯，之后成为他们的存在自身。而笃信法治和非暴力的陈光诚、袁伟静和律师们，不计危 险，前赴后继，用肉身去承担这些暴力，去见证这些罪行。他们在接到死亡威胁电话时、在车辆被掀翻时、在遭受酷刑逼供时、在头破血流时，仍然选择了理性和非 暴力。
在掌握着暴力机器的犯罪者面前，个体是那么无助和绝望，文字和思想是那么苍白和无力。——也许，人性的尊严将在历史的缝隙中展现自己的力量。除了相信这一点，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2006年12月29日
（首发《民主中国》2007-1-4）
(临沂警匪暴行录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
2011-09-20
奴才，奴才
《艾未未你个奴才！》
众山小 @ 2011-9-5 9:51 阅读(136) 评论(3)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ueshanzhidian/archives/383823.aspx
2011年8月，由于经济犯罪数额巨大，艾未未企图让西方主子出钱帮其还债，在取保候审期间迫不及待地发表文章《双面北京》，妄图讨好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府和媒体。文章的内容延续了艾未未一贯的肮脏风格，依然是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等方面大泼脏水。艾未未在文章中对日新月异的首都北京，进行了歇斯底里的污蔑，称“北京是钱权之城，绝望之城，更是一座暴力城市，在北京你永远也不能信任这里的司法系统。北京是一个噩梦，是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
其实北京并不是艾未未的噩梦，艾未未自己的“艺术作品”才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一个个不入流的作品摆在他面前，使他格外闹心，他再也不能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专心创作。为了出名，他只好通过哗众取宠的方式“证明”自己，他不间断地对时事政治说三道四，污蔑栽赃，终于陷入了“混世大魔王”的尴尬境地。
其实艾未未本来是搞艺术的，但是细看艾未未的所谓“艺术作品”，你会发现艾未未是不折不扣的抄袭巨匠。他的《永久》是抄袭美国著名艺术家罗格·罗斯伯格设计的自行车装置，他的《光线喷泉》是抄袭俄罗斯著名建筑师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塔”模型。另外，艾未未在国内的抄袭更是不得了！他利用自己在艺术界黑老大的地位，想抄袭谁就抄袭谁，如果谁被抄袭之后不能乖乖“闭嘴”，艾未未就让他“完蛋”。
艾未未的《童话》抄袭岳路平的《艺术航班》，这件事情被网民戏称为“艺术届的911”！艾未未仗着自己财大气粗，暴力“劫持”岳路平的艺术作品。通过3000万人民币的雄厚的资金将人家的作品放大展示，就成了他自己的。然而岳路平碍于其在艺术界的黑寡头地位，只好忍气吞声，声称“自己是一个不愿意惹事的人，同时在感情上我不希望把事情弄僵。”就这样，这件911般的艺术劫持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即使抄袭也不能掩盖艾未未艺术创作能力的匮乏，他根本就不是那块料！他的作品往往只能在数量上取胜，如“1亿颗瓜子”，“1001张椅子”，这种不入流的“艺术作品”，网友纷纷评论称“艺术就这样被糟蹋！”
艾未未久久不能成名，让他脆弱的心灵失去了平衡，别看他是一个半桶水的艺术家，晃不出他脑子里干枯的艺术之水，他却把他脑子里的政治脏水给晃出来了。
艾未未走正道不行，歪门邪道却是一把好手！他的几个反动“艺术作品”得到了西方媒体别有用心的大肆炒作，艾未未借此与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府，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这些国家为他提供金钱，帮他出名，但条件是艾未未要在政治上不停的反对中国政府，不停的的折腾，不停的宣泄，然后西方敌对媒体就此大肆炒作，攻击中国的法律制度及社会制度，起到扰乱民心，制造动荡的作用，想方设法抑制中国崛起，赶超西方。
例如在2008年在全国人民踊跃为汶川大地震灾区捐款时，西方敌对媒体发布几篇谬论之后，艾未未立即心领神会，跑到灾区假意调查，虚构地震死亡人数，捏造学生死亡名单，恶意丑化，转移视线，起到了西方反华势力起不到的作用。
在2009年祖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看着举国欢庆的盛况，艾未未又坐不住了，他在互联网上发布视频“草泥马祖国”，在这个视频中，艾未未与几个小丑般的人轮番下流地谩骂祖国。就这样，艾未未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祖国和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不折不扣的洋奴。
艾未未假借“维权”、“民主”等口号玩政治，污蔑中华民族，诋毁国家、煽动动乱。经常高喊“不反华还是人吗”、“中国这个体系没有人性”等等，种种恶行令人发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像艾未未这样的人终将被人民唾弃，不会有好下场！
牛博疑似网友评论截图：
【鬼娃】：大早上，又看到血糊啦啦的一篇文章，像吃了一碗不洁的灌肠，相比司马师傅的糟糕手艺，这段灌肠团像块硬屎，恶心不已。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脖子套，顺着这个套脖子的绳圈往上爬，我看到了很多死结上凝固的血痂。
顺记：推动抹黑艾未未的宣传攻势的媒体人：环球时报社评作者（由总编胡锡进直接领导）、大公报记者景平、景文（疑为同一人）；文汇报作者陈珩、柳颐衡。这些文章中引用的人有（外交部、公安部、中联办除外）：司马南、王文、“研究婚姻法律问题的姚姓律师”、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
众山小 @ 2011-9-5 9:51 阅读(136) 评论(3)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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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由于经济犯罪数额巨大，艾未未企图让西方主子出钱帮其还债，在取保候审期间迫不及待地发表文章《双面北京》，妄图讨好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府和媒体。文章的内容延续了艾未未一贯的肮脏风格，依然是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等方面大泼脏水。艾未未在文章中对日新月异的首都北京，进行了歇斯底里的污蔑，称“北京是钱权之城，绝望之城，更是一座暴力城市，在北京你永远也不能信任这里的司法系统。北京是一个噩梦，是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
其实北京并不是艾未未的噩梦，艾未未自己的“艺术作品”才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一个个不入流的作品摆在他面前，使他格外闹心，他再也不能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专心创作。为了出名，他只好通过哗众取宠的方式“证明”自己，他不间断地对时事政治说三道四，污蔑栽赃，终于陷入了“混世大魔王”的尴尬境地。
其实艾未未本来是搞艺术的，但是细看艾未未的所谓“艺术作品”，你会发现艾未未是不折不扣的抄袭巨匠。他的《永久》是抄袭美国著名艺术家罗格·罗斯伯格设计的自行车装置，他的《光线喷泉》是抄袭俄罗斯著名建筑师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塔”模型。另外，艾未未在国内的抄袭更是不得了！他利用自己在艺术界黑老大的地位，想抄袭谁就抄袭谁，如果谁被抄袭之后不能乖乖“闭嘴”，艾未未就让他“完蛋”。
艾未未的《童话》抄袭岳路平的《艺术航班》，这件事情被网民戏称为“艺术届的911”！艾未未仗着自己财大气粗，暴力“劫持”岳路平的艺术作品。通过3000万人民币的雄厚的资金将人家的作品放大展示，就成了他自己的。然而岳路平碍于其在艺术界的黑寡头地位，只好忍气吞声，声称“自己是一个不愿意惹事的人，同时在感情上我不希望把事情弄僵。”就这样，这件911般的艺术劫持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即使抄袭也不能掩盖艾未未艺术创作能力的匮乏，他根本就不是那块料！他的作品往往只能在数量上取胜，如“1亿颗瓜子”，“1001张椅子”，这种不入流的“艺术作品”，网友纷纷评论称“艺术就这样被糟蹋！”
艾未未久久不能成名，让他脆弱的心灵失去了平衡，别看他是一个半桶水的艺术家，晃不出他脑子里干枯的艺术之水，他却把他脑子里的政治脏水给晃出来了。
艾未未走正道不行，歪门邪道却是一把好手！他的几个反动“艺术作品”得到了西方媒体别有用心的大肆炒作，艾未未借此与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府，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这些国家为他提供金钱，帮他出名，但条件是艾未未要在政治上不停的反对中国政府，不停的的折腾，不停的宣泄，然后西方敌对媒体就此大肆炒作，攻击中国的法律制度及社会制度，起到扰乱民心，制造动荡的作用，想方设法抑制中国崛起，赶超西方。
例如在2008年在全国人民踊跃为汶川大地震灾区捐款时，西方敌对媒体发布几篇谬论之后，艾未未立即心领神会，跑到灾区假意调查，虚构地震死亡人数，捏造学生死亡名单，恶意丑化，转移视线，起到了西方反华势力起不到的作用。
在2009年祖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看着举国欢庆的盛况，艾未未又坐不住了，他在互联网上发布视频“草泥马祖国”，在这个视频中，艾未未与几个小丑般的人轮番下流地谩骂祖国。就这样，艾未未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祖国和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不折不扣的洋奴。
艾未未假借“维权”、“民主”等口号玩政治，污蔑中华民族，诋毁国家、煽动动乱。经常高喊“不反华还是人吗”、“中国这个体系没有人性”等等，种种恶行令人发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像艾未未这样的人终将被人民唾弃，不会有好下场！
牛博疑似网友评论截图：
【鬼娃】：大早上，又看到血糊啦啦的一篇文章，像吃了一碗不洁的灌肠，相比司马师傅的糟糕手艺，这段灌肠团像块硬屎，恶心不已。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脖子套，顺着这个套脖子的绳圈往上爬，我看到了很多死结上凝固的血痂。
顺记：推动抹黑艾未未的宣传攻势的媒体人：环球时报社评作者（由总编胡锡进直接领导）、大公报记者景平、景文（疑为同一人）；文汇报作者陈珩、柳颐衡。这些文章中引用的人有（外交部、公安部、中联办除外）：司马南、王文、“研究婚姻法律问题的姚姓律师”、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
《阅读廖亦武》
和廖亦武神交已久。9月10日，廖亦武自欧洲飞到美国，第一站落脚于纽约，我和他终于见面，相谈甚欢。下面是我过去几年间写的几篇对廖亦武著作的评论。敬请浏览。
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阅读廖亦武《证词》
胡平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 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作者手记
一、一部传世之作
《证词》这本书就放在案头，我常常翻阅。很多段落是读过的，但再读之下仍然被感动；很多章节是熟悉的，但再读之下仍然会有一些新发现，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节或深刻的议论。作者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能把别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虽然注意到了、但却不会写在笔下的一些现象和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尽管其中某些现象和感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义，但是凭着敏锐的直觉，他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部作品包容了远比一般同类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幷启发读者做更深一步的阐发和引申。爱读书的人都知道，有些好书是需要一读再读的，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领悟。这一来是因为好书的内容很丰富，你只读一次未必能完全领会。二来是因为阅读过程是一种互动的过程，阅读也是创造；好书能刺激你的联想，善于阅读者可以从一本好书中获得的东西，常常要比这本书本身提供的还更多，但也唯有一本好书才会有这种启发与刺激的力量。《证词》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我相信它必能流传后世。
二、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
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宣称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自“六四”以来全国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状是在六四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廖亦武的这部《证词》就是对这段监狱生活的描写。
廖亦武把这部书取名为《证词》，这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文学自觉.诚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所言：“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
1994年一个隆冬的夜晚，出狱不久的廖亦武拜访老右派、着名诗人流沙河。流沙河对他说：“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幷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幷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幷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份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流沙河说：“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再也写不出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这句话使人想起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廖亦武的解释，那是因为“在中国，现实每每超出想像，所以我们不再虚构，我们只是一笔一划地实录”。这话说得不够准确.我以为，在中国，现实或许每每超出一般人对现实的估计或想像，但不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力本身。换句话，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经历过的最黑暗恐怖的现实还要十倍百倍黑暗恐怖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专制者动用核武器屠杀上亿的人民乃至于毁灭整个人类），但那个世界是虚构的，它只是想像力的产物。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历史上，“六四”还不是最残暴最血腥的，毕竟，“六四”发生在极权统治的后期。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般人已经习惯了相对于毛时代的略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因而往往会想像不到在我们的生活中竟然还有象《证词》所揭露的那种恐怖与黑暗，所以作者的提醒仍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重要的是，作为一场现实灾难的亲历者，廖亦武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他所经历的那场灾难现实，在这里，任何一点夸张编造都会损害其描述的可信度，所以他拒绝虚构，拒绝在事实之上再发挥想像添油加醋。
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意思是说，亲身经历过一场大灾难之人，如果他过去就喜欢文学，喜欢诗歌，那么他会发现，以往的任何文学形式都不能描述他经受的苦难.他会痛切地感到文字的无力与沟通的困难.他不能不写，可是他深深地怀疑他写的一切是否能被别人理解。他意识到艺术必须将本身“非美学化”以证明其存在价值。一个亲历苦难与罪恶的人深知，现实的苦难与罪恶常常是没有诗意的，如果你打算把现实塞进某种传统的美学形式之中，如果你努力将自己的经验改头换面塞进原有的、也就是大众习惯接受的文学形式，你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现实，落入媚俗的老套。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抛弃美学形式，因为内容总需要借助于形式来呈现.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这就是所谓见证文学.见证文学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一个人，只要他把自己目击到的苦难与邪恶记录下来，写成文字，那么，这种文字或文学就可以称之为见证文学.见证文学的特点是，它所描述的内容应基本上立足于第一手经验。如此说来，那种根据他人叙述或提供的材料而写成的文字就不能算作见证文学（这自然不妨碍其文学价值）。从狭义上讲，见证文学的作者必须是苦难与邪恶的亲身经历者，而不仅仅是在场的旁观者。
犹太哲学家马伽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里提出“道德的见证者”（the moral witness）这一概念。按照马伽利特的定义，只有那些亲身经历邪恶以及邪恶所制造的苦难的人才可能成为道德的见证者。在这里，见证邪恶与见证苦难二者缺一不可。在这里，作者本人就是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另外，如果作者是在苦难与邪恶的背景下着手写作，也就是说，当作者开始写作时，那个制造苦难的邪恶仍然存在，仍然在继续作恶，作者还没有真正摆脱邪恶的控制而获得自由，作者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着手写作的，那么，这样写成的文字就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不消说，这种写作多半是秘密的。他不是为当下而写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当时当地他不可能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他是为将来某一天发表而写作，或者是暂时先在其他某一地方，在此处的邪恶势力鞭长莫及之别处发表，但最终仍是为了将来某一天在此处发表而写作。廖亦武的《证词》是见证文学，而且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
三、《证词》背后的故事
单单是《证词》一书的写作过程，也就值得写成一本书。
廖亦武告诉我们，“本书前两卷初稿写于狱内。我在双层铁床的上铺卷缩了几百天，被子上覆满应付检查的花花绿绿的杂志、短文和家信。我鶏婆似地耸起双肩，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地写字（有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了近万字——引者），心快要跳出来了，连标点也蹦蹦地搏动起来，我已辨认不了自己的笔迹，我越写越不像个文人，不知道将来的读书阶层能否容忍这样的作品。”由于手稿经常被狱卒抄走，作者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把所写下的文字默记下来，抄走一次，重写一次，百折不挠地从头写起。出狱后，廖亦武仍然受到高度监控。廖亦武说：“面对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写过的东西尽可能地複制，多藏几个地方”。“这太正常了，”作者的一个同案犯对他说，“警察不搜你搜谁？”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专门为警察创作的文人。”“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然袭击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幷宣布实行监视居住二十天，绝境之下，我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这是用生命在写作，这是用写作支撑着生命。然而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书好不容易写成了，如何出版呢？
廖亦武写道：“我曾把索尔仁尼琴题在《古拉格群岛》上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几年来，我怀着压抑的心情没有把这本早写好的书付印，对生者应付的责任超过了对死者应尽的人事。但是现在，当安全机关反正已经抄走了这本书稿的时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布外，就别无他法了。‘我到哪儿去公布？刚出狱时，我曾把冒死捎出的大量狱中文稿托故人带到海外，均一一杳无音讯。我给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河写信求援幷告知创作计划，迈河捎给我400加元，’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他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同中共做交易，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在冷战之后的国际结构调整中，独裁者的日子太好过了。谁又能把谁怎么样？作为你，一个诗人，除了保持自己内心的真实，不叫苦，又不说谎，还能指望什么？“
对廖亦武们，写作既是如此艰难又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样一种写作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捷克异议作家克里马（Ivan Klima）说：“经常有人问我正在写什么，但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写作。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最基本的问题：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对文学的理解是什么。”那些在自由社会中从事写作的人多半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些在专制社会中从事鸟笼写作的人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但是，那些在专制暴政下坚持自由写作，幷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但依然不愿放弃的人，却不能不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写作可以有多种意义或目的，例如赚稿费谋生，例如追求一种美学境界，等等。但是，唯有廖亦武们的写作才可能触及到写作这一人类行为的最深层的意义.
四、写作何为？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她天天去监狱门口排长队，给关在监狱里的儿子送衣物。一天清晨，一位排队探监的老太太认出了她，悄悄地问道：“你会把这记下来吗？”阿赫玛托娃回答：“我会的。”从老太太那憔悴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这就是见证文学的伟大意义：对于那些深受苦难幷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们，被记载是他们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苦只要记下来，就不算白吃了。正如廖亦武的一位难友所说：“处境再难也能忍，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却被人忘记。”文字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使得人可以战胜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长期从事秘密写作的索尔仁尼琴说得好：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记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索尔仁尼琴坚信，“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究会垮台；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见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
语言的世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在中文里，“道”这个字既是指言说，又是指方法、道理、道义.这本身就揭示出语言与方法、道理和道义之间的密切关联。它告诉我们，语言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标准、逻辑、理性和正义.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哈贝马斯，都对语言与理性，与公理或正义的关系作过很精闢的说明。人一旦言说，一旦写作，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着理性、公理和智力标准的世界。不论在俗世中正义是何等贫乏，邪恶是何等猖獗，但是你只要进入语词的世界，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语言的世界里，永远是理性占上风，正义占上风.文字的王国就是正义的王国。语言是受难者的庇护所，是人类良知的最高法庭。把一桩罪行如实地记录或表述，那不但是对罪行的起诉，而且也就是对罪行的判决。在狱中饱受淩辱的廖亦武写道：“一个文人不可能以牙还牙，但能够通过文字的巫术诅咒造就刽子手的世道。”这绝非阿Q的精神胜利法，看一看暴君们是怎样地害怕言论自由就清楚了。
廖亦武也向自己提出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读者想必以为他一定会给出一个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回答。殊不知廖亦武的回答相当低调.“写作何为？”廖亦武自问自答：“写作不何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廖亦武说：“世上还有比写作更重要的工作，但我不可能，也来不及做，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个东西。”他特地提到流沙河家里的一个摆设——一只大南瓜，上书“瓜娃子”（四川方言，意为白痴）。
五、神圣的单纯
廖亦武的回答何以如此低调？因为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失望与幻灭。和索尔仁尼琴不一样，索尔仁尼琴坚信人民终将觉醒；廖亦武们却担心“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汪建辉语）。
这使人想起犹太作家、大屠杀见证者埃利。威塞尔的一段沉重的叙述。威塞尔讲到：大屠杀的幸存者把自己视为见证人，相信外部的世界——自由世界——对他们的恶梦与苦痛一无所知。他们要为历史作证，揭开刽子手的面具，把那段过去变做一个警戒。“他们以为奥斯威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世界不知道，因为罪犯们在暗中操作，在黑夜的掩盖之下。如果世界沉默，那只是因为世界一无所知。但，随着1945年的解放，那些少数幸存者们惊讶地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世界对所发生的事情早就一清二楚——然而却听任它发生。这一觉悟改变了一切。他们受到了震撼，他们开始怀疑。‘揭露’久已为人所知的事实有什么用？至于其他的，那超越了事实的本质，去谈论无人会理解的事又有什么用？”
崔健歌云：“不是我弄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廖亦武写道，曾经狂热投入国家变革的广大群众，一夜之间竟然变得如此现实，如此齐心爱钱.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转瞬间化作泡影，政治犯成了一份不光彩的社会遗产，被标榜“不过问政治”的绝大多数人所拒绝，而就是这些人，曾经成群结队，狂热地投入街头政治！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历史老人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正像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经历了二度大屠杀，“六四”的受难者也经历了第二次打击。按照廖亦武的描写，“‘六四’政治犯一出狱，就成为不瞭解国情的怪物，一个脱离民众的人”。甚至连亲人也离你而去。妻子阿霞结缘于文学，本是一对恩爱夫妻，想来早先对先锋派诗人的丈夫崇拜得五体投地，常常象个奴隶一样辛苦地为廖亦武誊写文章，如今却是一看见他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个有着不平凡追求的女人再不好高骛远，现在只是“努力争取脚踏实地的普通的生活”。很多政治犯出狱后发现自己比在监狱中更孤单，因为在监狱中你还可以幻想自己与同志们同在，与亲人们同在，与当初街头上千千万万的群众同在。没有孤立就还没有失败，没有背叛就还没有失败。失败不是发生在失败的当天，失败发生在失败的第二天。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一个人不愤世嫉俗也难.难得的是，廖亦武还力求理解，力求包容。他理解西方社会对“六四”的日趋冷淡：外国人有着他们自己的许多事要操心，怎么可能对中国人的“六四”总是耿耿于怀？年复一年地为中国的事情呼籲，时间长了，那份道德感也就疲倦了。至于说国内的民众，既然面临社会大转型，生存危机困扰着每一个人，旧的政治观念逐渐被应接不暇的新的“制造热点”所取代，这样，“六四”政治犯就很难避免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命运.面对铺天盖地的只求过日子的蚂蚁王国，写作还能有多少意义呢？可是，不写作又怎么样？对于廖亦武，生存如刀尖，他所选择的只有下海、写作、自杀三种.他选择了写作，写作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不但承担起历史代言人的角色，而且还承担起现实代言人的角色。廖亦武幷不信上帝，然而在94年那个隆冬的夜晚，当他告别诗人流沙河时，他觉得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上帝”。与此同时，“文字的野心却被吹散了大半”。他不再把写作当成获取世俗名利的手段，也不再奢望自己的一枝笔就能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他只是决心老老实实地一笔一划地写下去。如廖亦武所说：“国内相当一批文化人都在各自的陷阱里选择无望的写作，没有人来救你，理解、承认你，把你捧在手心上，这就是你内心真实之外的真实。”这种写作似乎是低调的，但透过这种低调，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神圣的单纯。
六、尊严的悖论
王力雄指出，当今中国监狱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淩辱与虐待。”
《证词》一书详细地描述了在监狱中政治犯受到的种种非人待遇，包括政府故意用刑事犯整治政治犯，包括几十种川菜肉刑。还有专为“反改造尖子”准备的“小间”，长两米，高一米，人一旦塞进去，就只能象动物一般，保持坐、躺、趴三种姿势，且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一年半载你可能抗得过去，三年五年你肯定报废.读来真让人不寒而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Frankl）对此的回答是：“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是怎么适应的。”在这里，肉体的折磨固然痛不可当，精神的淩辱尤其忍无可忍。当然，这两者幷不是截然分开的。狱方往往是通过肉体折磨以迫使你接受精神的淩辱，你常常是不堪忍受皮肉之苦而不得不低头屈膝。时过境迁，肉体的痛苦就淡忘了。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痛。但精神的淩辱却没齿难忘，司马迁曰：“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王力雄讲过：“中国监狱的目标似乎就是把人的尊严消灭一净.而一旦人曾经彻底丧失尊严，也就很难再找回尊严。”为什么绝大部分深受非人虐待的受难者都不愿意完整地讲出自己的遭遇？他们不是怕讲出自己受到的肉体折磨，而是怕讲出自己的精神的屈辱。感谢廖亦武，以极大的勇气，淋漓尽致地写下他遭遇的一切，包括他的抗争，也包括他的屈从。如果你不幸而面对各种酷刑，除非你决心一死，否则你很难硬抗到底；而只要你想活，狱方就总有办法让你低头讨饶。廖亦武在狱中饱受淩辱，有一次他撞墙自杀，没死成，此后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他深感自己在狱中失去了尊严，他写《证词》的目的之一就是赢回失去的尊严。
这里有一个悖论：象廖亦武这样是因为争取自由反抗暴政，或者说坚持人的尊严，而被抓进监狱，受折磨，被剥夺人的尊严。简言之，他们是为了坚持尊严因而失去尊严。一个人为了坚持尊严反而失去尊严，这不是很矛盾的吗？如同自由斗士，自由斗士就是为了更多的自由而宁肯失去仅有的自由。反抗压迫，就是不甘忍受压迫而宁肯招致更大的压迫。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相矛盾吗？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因为反抗暴政而被监禁不堪折磨被迫写检讨书认罪书的人，和那些因为不参加任何反抗暴政的斗争因而也不曾被当局迫害不曾被强迫写检讨写认罪书的人，谁个更没有尊严？
维克多。弗兰克坚称：“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一个人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面对各种非人的待遇，你可以用坦然的、从容的态度去接受。这不是丧失尊严而是坚持尊严。是的，你在受辱；但你是在为理念而受辱，为信仰而受辱，或者说，为自己的不肯屈从强权而受辱，为自己的坚持尊严而受辱。它当然证明了你的尊严，体现了你的尊严。当我们看到在一群奴隶中有一个奴隶被套上镣铐，我们一下就明白了这个奴隶最不是奴隶.在暴政下，唯有反抗才体现自由，体现尊严。暴政之为暴政，就在于它规定了臣民的存在方式，否认臣民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也就是说，它不把人当人看。你有几分反抗，你就有几分尊严。反抗是尊严的集中体现，离开了反抗就谈不上尊严。纵然你因为反抗而招致不堪忍受的惩罚，甚而被迫低头屈膝，那也远远胜过根本不反抗。好比一群青年学生远游，遇到一夥手持凶器的歹徒。歹徒要强暴女学生，大多数男同学们都被吓住了，只有一个男生挺身而出，结果遭到歹徒毒打，直打得遍体鳞伤，甚至一度低头讨饶。然而我们都清楚，和那几个袖手旁观因而毫发无损，看上去仍然体面光鲜的男生相比，这个被打得狼狈不堪的男同学才更像是一个男子汉.
七、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
不久前，廖亦武写下一首短诗，题目是“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不！
孩子死了，父亲死了，情人死了兄弟姐妹也死了如果人心都死绝了你不投降又有什么用？
时光流淌，阴雨连绵大地却一片荒芜太阳有毒，看客是猪你无家 无国 无底气羞耻羞耻——又有什么用？
你说你活着是为了记住可记住——又有什么用？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不——又有什么用？
这首短诗表达的，一方面是英勇的坚持，一方面是对坚持的意义的深刻怀疑。不投降有什么用？当它看上去什么用也没有的时候。然而，不投降在没有用的时候最有用。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书丹青”。在这里，不投降的意义就在于不投降，成败利钝，非所计也。一个人有多高贵多人性，就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面对强权永不屈服。
着名意大利作家、女记者法拉奇说：“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OXI.意思是‘不’。”“为什么还要忍受痛苦，为什么要斗争，为什么要冒从山上被狂风刮到井底与鱼为伍的风险呢？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总之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只绵羊而生存的唯一方法。”
2005年6月
（《证词——为中国底层贱民代言》，廖亦武着，490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最新版本《六四证词》，台北允晨出版公司，2011年6月）◆
警察与朋友
——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胡平
记得在60年代，中国上映过一部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讲的是一位警察奉命去抓一个小偷，可是，当这位警察与小偷接近后却对小偷的处境深表同情，和小偷成了朋友。虽然到最后，警察不得不执行命令把小偷带走，但同时，这位警察承担起帮助小偷的家庭的责任。
1、是警察，也是朋友
后“六四”时代充满荒诞，其表现之一是军警狱卒和政治犯和异议人士的关系。不止一位异议人士告诉我，有些军警狱卒后来成了他们的朋友，当然，是很奇怪的朋友，很特殊的朋友。
在《证词》一书里，廖亦武写到一个他称之为童政府的狱卒（为什么叫童政府？因为在狱中，监狱管理人员代表政府，对犯人讲话动辄以政府自居，所以廖亦武们把狱卒都称为政府，例如张政府李政府），这位童政府有时要和廖亦武一块讨论国家大事。
童政府不是没脑筋的那号人，这和我们原来习惯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很不一样。童政府这个“兵”还专爱找廖亦武这样的“秀才”谈话，他大概是把廖亦武这种文化人当作知音，若是对一班没文化的犯人，他还嫌你“没水平”，“对牛弹琴”，“有理说不清”呢。
童政府居然和“六四”重犯一起讨论“六四”平反的问题——童政府说：“六四肯定要翻案，但翻案之后，国家又会怎样呢？”忧心忡忡，溢于言表。
廖亦武答：“学苏联。”
童政府委婉地反驳：“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赵紫阳想当，但缺乏魄力。”
廖亦武说：“毛主席早就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现在苏联就已分裂为中央、民主和保守三派，老戈居中调和。”
童政府继续发表高论：“这无法长期平衡。”
巧得很，当天傍晚就传来了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的消息，然后又是政变被粉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你看，这位童政府还很有点见识呢。
在这里，狱卒和犯人平等地、坦诚地讨论敏感的政治话题，甚至明确表示“六四” 一定会翻案，不怕被说“划不清界限”，不怕被说“思想反动”。放在过去，像这样同情反革命，赞同反革命思想，传到上司耳里，那一定是要受罚的。这也许是特例，是童政府相信廖亦武不会去告密，所以才放言无忌。不过恐怕也不尽然。邓小平应该知道，政府里同情民运的人很多很多，他不能把这种人全都清洗掉，否则连干事的人都找不齐了。他必须使用这些“有错误认识”的人，祇要你能“公事公办”，“忠于职守”就行。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站在哪一边，你为谁干事。这是 “六四”后的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很多政府官员在私下里谈话，其观点和我们异议人士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那怎么他们还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呢？
有的军警狱卒退职后还来找廖亦武聊天，听他吹箫。用作者自己的话，这些军警狱卒“在没有朋友的时候像是朋友”。朋友怕受牵连不敢找廖亦武，狱卒敢找廖亦武是因为他们不会受牵连，所以在廖亦武的生活中，狱卒取代了朋友的位置——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荒诞。问题是，倘若下次廖亦武犯事，这些“像是朋友”的军警照样去抓去管，“公事公办”。狱卒成为朋友，这已经够荒诞得了；更荒诞的是，成为朋友后，狱卒还是狱卒。
一位吴科长，在廖亦武出狱几年后与廖亦武乍然重逢，像老朋友一样又是握手又是祝福，但这并不妨碍吴科长照样率几位部下跟踪廖亦武，掌握廖亦武的所有行踪及其细节并向上逐一汇报。这是何等的讽刺与荒诞！卡夫卡想象得到吗？
2、是朋友，但依然是警察
下面这段对话就更精彩了：廖亦武写道，一位姓卓的警察，在他出狱后固执地邀他下馆子，廖亦武固执地拒绝。
“老卓竟慨然扒掉警服道，‘这样行了吧？都是老百姓。’席间，卓频频劝酒，‘实际一点，瞅机会捞钱，别那么热血好不好？政治嘛，就是人耍人。’‘你执行公务也这么想？’‘也这么想，不过人还得抓。’‘滑稽。’‘小人物都滑稽，你我都是小人物。’‘万一有一天上级命令你把自己抓起来呢？’‘也抓。’卓顺口应道。旋即大笑：”你这个疯子。‘“
老卓简直是廖亦武的知己——“别那么热血”。他知道，廖亦武们的问题就出在“热血”上。
读到这样的对话，真不知是应该感到安慰还是应该感到更大的恐惧。军警狱卒在私下相处时能表现出人性，在执行任务时却能够心安理得——“警察就是吃这碗饭的”。河南艾滋病人上访被警察抓，有警察干脆说：“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我们这样做“祇是职业需要。”这套理由很庸俗，但似乎也很实际很坚固。如果他说他当军警当狱卒是为革命，为解放全人类，为保卫人民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你还可以反驳他，启发他，教育他，似乎因而也就可能改变他。因为当一个人举出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实际上也就把自己置于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支配之下，把自己置于一种必须服从真理的立场，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的人：我这么做是因为它是对的，意味着如果是错的我就不那么做了。现在倒好了。现在，军警狱卒可以在执行公务和混碗饭吃的理由下“理直气壮地”把个人的一切道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把自己仅仅当作别人手里的工具，“心安理得地” 承认自己是被收买被豢养的，为了一口饭可以做任何事，不管它多么伤天害理。你若劝他不这样做，那就成了砸人家的饭碗，倒显得是你不厚道了。当军警还在用官方编造的意识形态谎言作为自己行为的理由时，专制者难免不担心一旦谎言被戳破军警们会不会反戈一击。现在好了，军警们已经从有道德自主意识的人变成了丧失道德自主意识而唯主人之命是从的狗，横竖让咬谁就咬谁，从此专制者可以彻底放心，高枕无忧了。
军警狱卒们以工具自居。注意，这和当年刘少奇提倡的“做党的驯服工具”还不一样。当年刘少奇号召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其前提还是认定党是伟大光荣正确，这就是说，如果党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了，你也就不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了，因而对这种驯服工具，你依然是可以争辩，可以开导，可以启蒙，可以指望他反戈一击的。像现在这样，做工具做到了自觉地全然不问是非善恶的地步，并且将此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你还能对他们说什么，抱什么指望呢？
这使我想起38军军长。想当初北京市民堵军车，苦口婆心劝说军人不要对民众开枪，多少军人内心翻滚，天人交战：一方面是如山的军令，一方面是神圣的良知。结果是，有的人听从了良知，有的人听从了军命。到后来，奉命杀人者固然没有得到舆论的赞扬，但至少从上级那里得到了实惠；拒绝奉命杀人者不但被整肃被压抑，而且似乎也被遗忘。良知遭到空前的嘲笑和践踏。该有多少军人，当初犹豫不决的，暗地里想：老天！幸亏当时我没敢听从良知的召唤。以后就祇管服从命令吧，管它是朝坏人开枪还是朝好人开枪！
“六四”屠杀标志着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彻底丧失，也标志着支持中共政权的传统信仰的彻底丧失。自那以后，中国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进入人权、自由、民主的新秩序；要么，沦陷于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证词》一书所揭示的事实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栗，就因为它指出了后一种演变的可怕趋势。
3、真的是无可选择吗？
我们知道，专制统治者干坏事，一向是借助于庞大的严密的国家机器，胁迫众多的人共同参与犯罪。作为这个庞大镇压机器中的一份子，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常常会认为自己对自己做的事可以不负什么责任。事实上，要让单独的个人挺身而出正面反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好像也确实不大现实。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是置身于整体的犯罪机器之中，你们每个人依然是可以选择、必须选择、而且事实上总是在进行选择的。勇敢的，可以公开站出来反对；不勇敢的，可以采取不合作的立场。纵然是那些胆小的人，也可以用消极的态度去应付镇压的命令。叫你去抓人，你可以在抓得着和抓不着之间选择；对于抓到的人，你可以人道地对待他们，也可以野蛮地折磨他们。至少，你可以做到不在法外施暴，而且还可以劝阻别的同事法外施暴。如果有的军警不能明以大义，至少可以对他们晓以利害，劝他们别把事做绝，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在整个专制机器中，有越来越多的部件采取反抗、不合作、抵制或消极怠工的态度，那么，这部机器的力量就越来越弱了。一旦时机来临，庞大的镇压机器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应该也可以为此目标而不懈的努力。
冥空中的读者飞飞——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胡平
来源：RFA
目前德国的渔夫出版社将会筹划翻译出版他的狱中纪实文学“证词”在这本书里，廖亦武忠实地记录了钟爱的姐姐车祸去世和六四屠杀对他的刺激，个人精神的沉浮和入狱四年期间，面对形形色色扭曲的人性时，类似灵魂出窍的肉身和精神的体会。相信该书届时在西方出版，会掀起另一场知识界休克式的震撼。 - 摘自廖天琪3月20日关于德国科隆文学节的报道
“证词”一开篇，廖亦武写到他姐姐飞飞的死亡，他姐姐在八九民运之前的1988年死于一场车祸。
这个开篇很奇怪，因为它看上去和“证词”全书毫无关系。不错，姐弟情深;不错，廖亦武的姐姐美丽而能干，但好像也仅此而已。飞飞和八九民运，六四屠杀都毫无关系，飞飞也不是廖亦武自由思想的启蒙者或写作生涯的引路人，甚至也不是廖亦武诗文的特别知音或“粉丝”。为什么一开篇就要写到飞飞呢？
在“证词”的结尾，作者又写到他姐姐︰“感谢上苍让我一再经历劫后余生。现在，将这部作品公诸于世的心情远不如最初创作它时那么迫切，因为它在冥空中，还有一位读者，我的姐姐飞飞。她有时就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喃喃自语中。我必须时时自省，保持心灵的清洁和平静，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本书初稿完成于1997年 - 引者注）才会在此落脚。她喜欢有尊严的男子，而写作能使人不断地收获尊严。“
哦，我明白了，原来，廖亦武是把姐姐飞飞当作他的读者，当作他在孤寂中写作时的倾诉对象。
人讲述心事，讲述故事，需要有人倾听。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说︰“文学的可靠性要求我们心存一两位说话对象，将写作覆盖面约束到最小程度。”
在冷漠的世界里，人需要爱的关切。哪怕只是来自一个人的爱，就能使我们在苦难中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就能使我们在整个世界把我们遗弃的时候仍然感到自己被倾听，被理解，被承认。哪怕只是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已经离开人间，但是他/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就够了。
当生者大量的背叛，甚至妻子儿女也离你而去的时候，你只有想到死者，因为死者永远不会背叛。死人比活人更可靠，因为死亡把人定格，死人不可能再变节再背叛了。
平常我们写作，心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读者。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一般的写作者不大考虑为什么写，为谁而写这些问题。他想写，于是他写了，然后他把他写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表了。可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如果你写的东西没地方发表，甚至连你的写作本身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危险或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而写？
有时候，你写，是因为你知道有人要看，有千千万万的人要看。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引来观者如堵，就可以振聋发聩;小孩子的一声喊︰“皇帝没有穿衣服！”就可以石破天惊。在死牢里，张郎郎问遇罗克︰为一篇文章而死，值吗？遇罗克答︰值。
可是，六四后的中国不是这样。廖亦武们的写作固然已无杀身之祸，但依然可能招致牢狱之灾。糟糕的是，在这时，你写的东西不但没有地方出版，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人还要看。你可以唤醒沉睡者，可是你怎么去唤醒清醒者呢？汪建辉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
出狱后，廖亦武曾把冒死捎出的狱中文稿托朋友带到海外。我想，他一定梦想过他的作品能取得象“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伟大成功。当初他在秘密写作时，他就把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用以激励自己。可是都如石沉大海。因为找不到地方出版，也找不到人翻译。廖亦武的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可回复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和中国做生意，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他无能为力，只有给廖亦武捎去400加元。
很难想象廖亦武是怎样扛住这一沉重打击的。很难想象廖亦武怎样能在这样的打击下还继续写作。我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廖亦武那死去的姐姐飞飞就成了唯一，就成了一切。
钟子期死了，俞伯牙毁掉他心爱的琴，从此不弹。这个传说本来就够伤感了，廖亦武的故事更令人伤感。他只能凭想象，把死去的姐姐当作他的读者，支持着他的写作。幸亏他曾经还有过这样一个姐姐。
信主的人是多么幸运啊。你心中有主，你总是可以向他倾诉，你就永远不会感觉孤单，永远不会绝望。所谓绝望，就是无话可说。其实不是无话可说，其实是有太多太多的话可说，只是无可说之人。我什至想，我们心中缺少一个永恒的倾听者，这是不是我们缺少那种描述大苦大难的文字的一个原因呢？
廖亦武又一次被拒出国，无法出席科隆文学节。这自然会让他很沮丧，但决不会让他绝望。廖亦武已经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让这样的人绝望。
今天的廖亦武，已经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就在科隆文学节前夕，我们的法国朋友玛丽（即侯芷明，玛丽霍尔兹曼）告诉我，她正在夜以继日地把廖亦武的“地震疯人院”翻译成法文，定于今年5月，也就是四川大地震两周年之际出版。
廖亦武的写作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对于那些在言论不自由的今日中国坚持以良知和血泪，默默地书写苦难的人，廖亦武是一个典范。
（2010/04/09 发表）
无言者的代言人——写在廖亦武首次出访之际
胡平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直到他登上飞往德国的班机，遨游在天空之上，朋友们提起的心才放了下来。
廖亦武十四次出国被拒，今次终于成行。这和冯正虎八次回国被拒，终于成功返回家园一事相映成趣，为我们这个荒谬的时代留下了两个极有戏剧性的案例。
× × ×
想起了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的一段议论。在那里，他对一些民运老战士的传记提出批评，认为“他们都活在自己的那一段历史里”。廖亦武说：“我们珍视自己 的历史，可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利用历史任意拔高，夸大个人的作用”，要避免堕入自我神化的幻觉。我想，他这句话也是在提醒自己。
是的，我们见识过一些民运老战士的自我膨胀。用俗话说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过设身处地地想，那倒也很有几分情有可原，不足为奇。
美国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说：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希望自己的生活整体从外部来看也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从整体来看毫无意义，我们 当中的一些人就会感到失落，因为他们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反躬自省，从整体上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人类的许多努力－－尤其是那些为了服务于雄心壮志，而不仅 仅为了活下去和过得更舒适而做出的努力－－其一部份动力就来自于一种重要感。这种感觉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对你来说才重要，在某种更大的意义上来说， 它本身就很重要。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重要感，我们就不再能鼓起前进的风帆。”谁说不是这样的呢？
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小队长鸠山为了从李玉和那里得到密电码而煞费苦心，软硬兼施。因为按照鸠山的说法，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北山游击队手里，对帝国会 “大大的不利”。这话一想就不对。一份交给小小的北山游击队的密电码，再重要还能重要到哪里去？怎么能对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大大的不利”？根本不可能嘛。 可是，如果那份密电码没有多大价值，李玉和一家三口为了区区一份密电码就死了两个，人们在感动之余，难道不会深深地为之惋惜，觉得太不值当了吗？可是我们 再转念一想，我们就会知道，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业，总离不开一件件细小的事件，因此许许多多壮烈的牺牲是发生在并不伟大并不重要的细小事件中；如果我们排除 掉所有这些为细小的事情而难以避免的牺牲，那个伟大的事业就无从谈起了。如此说来，同样是战死沙场，死在大战役实在是一种幸运。
廖亦武在《证词》里写到狱友雷凤云的一段故事。八九时，雷凤云是西南师大进修研究生，曾积极策划重庆高校学生的游行绝食和请愿。六四屠杀发生后，雷凤云激 于义愤，竟在校门口张贴告示，号召广安同乡杀回故里，挖邓小平的祖坟，被重判十二年。这件事我在六四後就在海外的报纸上读到过，但不知是谁，原来是雷凤 云！
廖亦武写到，老雷说他一直琢磨在监狱里筹建一个组织，一方面保障政治犯的权益，一方面同外界积极联络，让世人知道我们的奋斗。廖亦武问为什么要有组织呢？雷凤云回答说：为了在将来的历史舞台上有发言权。
注意：在这里，老雷要成立组织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改善在当下的处境，而是为了赢得历史的承认。不错，要保障政治犯的权益，要改善狱中的处境，你也许需 要组织大家展开集体抗争；但是，组织集体抗争是一回事，成立组织是另一回事。因为组织集体抗争并不一定非要成立一个有形的组织不可。事实上，在那么小的一 座监狱里，就那么一批彼此熟悉的政治犯，要协调一致，展开集体行动根本用不着再成立什么有形的组织。问题是，成立有形的组织，一旦张扬出去，那本身就可能 招致更严厉的惩罚，反倒很可能更不利于集体抗争。换言之，有组织的名义比没有组织的名义更有风险，更难组织起有效的集体抗争。既然如此，老雷为什么要贪图 一个组织的名义呢？
老雷说得很清楚，他就是为了成立组织而成立组织，因为非如此就不能吸引外界的关注。老雷说：我们与世隔绝很多年，又远离北京那样的政治和新闻中心，极容易 被人们淡忘和忽略，更别说国际人权机构的声援了。一个外围的名不见经传的反革命不算什么，但一个外围的政治犯集体就能迫使外界的关注。“人总得有个盼头， 没指望的煎熬能摧垮一切啊”！
这里所说的指望，无非是被外界关注，被历史记载。人不怕为理想而受苦，怕的是受了苦却不被众人所知。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因于虚荣心和出名欲。因为任何英雄行为都是社会性行为，它们唯有被社会所知晓时才能获得它的全部意义。
廖亦武不赞同雷凤云的想法。廖亦武对雷凤云说：坐牢是一个人的命，没什么划算不划算。我们不能拿自己同天安门广场的精英比，不能说我坐了十几年，他才四年或者两年，没办法，人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就该被历史记载。
廖亦武这段话讲得很达观。可是，在达观的背后该有多少无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历史当宗教的缺陷了。是的，我们相信历史，可是，历史是人写的。一桩英雄的 行为，如果缺少有力的见证、书写和传播，它就会湮灭无闻。暴政的最大罪恶之一，就是它阻断了信息的自由交流。现在虽然不是毛时代，民间人士多少也赢得了某 种书写和传播的空间，还有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在中国本土，压制仍然是普遍的，而国际社会的关注免不了要受制于各种偶然因素；有多少不平凡的业绩和名字被埋 没，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陷入沮丧陷入消沉，那固然不难理解；另外有的人之所以要对自己的重要性做过甚其词的自我宣扬，由于那很可能 是出于在现实中的失落，所以也是情有可原的。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象廖亦武这样坚韧不拔，不骄不躁，不轻狂不气馁，无疑就更加难能可贵。然而，廖亦武能做到这一点，如流沙河所说，也有赖于上苍给了他 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他可以用他的写作进入历史，以弥补和纠正历史记录的不公平。文革中，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因发表异端思想而被关进大牢十一年，其 中大部分时间是单身监禁，同案的难友有好几个疯掉了。支持着鲁礼安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并保持精神健全的唯一动力就是，他发誓要把自己这段悲惨经历写出来， 把那些自由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与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廖亦武也说，写作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不消说，在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 代世界，这个理由也相当脆弱，但它毕竟是一个理由。一个人要凭借这种理由活下来，不疯掉不自杀，那不仅需要非凡的毅力，也需要对自己文学才能的高度自信。 可问题是，那些缺少这种天赋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和许多把写作当成自我救赎的人不同，廖亦武不但用那支有天赋的笔写下自己的经历，而且还把目光转向各种各样的底 层民众，自觉地担负起一切无言者的代言人，有多少失声的个体和群体，在他的笔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起我们这几代文化人，少有几个不曾沦落过底层社会的， 但是绝少有人把自己认同于底层社会，并把描写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当作自己写作的使命。也许，这就是廖亦武最独特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愤世嫉俗与悲天 悯人。
2010/9/22
《中国上访村》评介
胡平
自从“六四”的一场牢狱之灾，廖亦武就成了中国底层社会义无反顾的代言人－－更准确地说，发言人；因为他把自己就当作底层社会的一份子。高氏兄弟在七十年代后期，因其父被迫害致死一事，也曾是上访大军中之一员，对上访者的苦难刻骨铭心。于是，他们合作完成了这本《中国上访村》。所谓上访村，是指北京火车南站附近一片居民区，和若干中央信访办公处相邻，近些年来成为赴京上访者栖息之地，故得名。
上访如今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上访制度的设立本意是要解决问题的，殊不知它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自己变成了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有所谓信访制度。按照1996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所谓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信访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等等。可见，上访是《信访条例》允许的信访形式之一，即“走访”。《信访条例》还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人未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而直接到上级行政机关走访的，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告知其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提出；上级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可以直接受理。”“对原办理机关的处理决定或者复查意见不服的，信访人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书或者复查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请求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上一级行政机关应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可见，越级上访也是《信访条例》所允许的，属于依法上访。
据悉，中国最高层信访机构，每年接待和接受的上访人群和信件不下100万。国家信访局承认信访案件有80%是有理的，然而通过信访得到解决的还不到1％。如果仅仅是得不到解决倒也罢了，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机器不但低效，而且残暴。2004年社科院信访调查报告显示，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有些地方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触目惊心。受访的600多名上访者中有55.4％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人因上访被一些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于建嵘在一次讲演中指出，40％的上访人所反映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问题，而是告上访过程中所受到的政治迫害的问题。上述报告没有提及中央政府，但是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敢于如此胡作非为，就是倚仗着中央政府的默许、纵容乃至配合与暗示。事实上，我们正是从上访人在北京的中央信访办门前的悲惨遭遇才充分了解到问题的全部严重性。
上访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持续多年的上访洪峰说明了：在当今中国，地方官员胡作非为、侵犯民众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并相当严重；各级政府，从县、市、省直到中央，既无能又腐败，漠视民间疾苦，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日益流失。赴京上访的人数居高不下，打不尽，赶不完，与当局的矛盾愈趋激化。
或许有人会问：上访既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招致迫害，为何人们还要上访？因为在今日，上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上访，上访已经变成公开的民意表达，变成公开的施加压力，变成公开的集体抗争。我相信，主要不是出于对上访人的同情，而是迫于这种无日无之的压力，当局才不得不把上访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2005年1月17日，中共当局签署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说是为了使信访渠道更为畅通和维护信访秩序。该条例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将保护信访人的权利确定为信访工作的重要原则”。修订后的《信访条例》将“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从现行的普通条款提升至总则位置作为原则强调。很难相信，像这样把“朝三暮四”改成“朝四暮三”，事情就真的会有所不同。果不其然，就在1月31日夜间，北京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警车围剿上访村，将上千名访民强行带走，据信其中许多人将会被关进劳教所。这再次表明，在现有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之前，仅仅是在纸面上加强对权利的保障，只能是自我欺骗。
新条例的另外一个重要信号是强调“政府责任”。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因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的信访事项。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当今中国，腐败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更重要的是，正如小说《天怒》里一位贪官所说的那样：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纵使当局中有个别人想兴利除弊，面对这庞大的利益集团也无可奈何。梁启超论晚清政府时讲过一句话，曰“治弊则无一效，掣肘则有万能”。信然。
结论是很清楚的，上访不能解决问题，况且它自身已经变成了问题。对现有的上访制度修修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对上访问题深有研究的于建嵘博士在2004年12月的一场讲演中讲到台湾的情况。他说：“这次到台湾，我的体会非常深刻。我是专门研究社会冲突的。我到台湾开完会就到农村去了，我就反复地问那些农民：‘假如这个村长对你坏怎么办？’他第一句话告诉我：‘不可能的’。我说：‘假如他对你使坏，该给你的东西不给你，怎么办？’他还是那句话：‘不可能的’。我问了很多遍，我一直问这句话。我说：‘假如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到法院去告他咧。’我说：‘假如法院也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咧，法院怎么能腐败呢？’我说：‘假如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这样吧，我到我议员那里去告他。我的议员可以问他你为什么腐败呢？’我问：‘假如这个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他告诉我什么你知道吗？‘我明年不投他的票了。’就这么简单！”
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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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访村》，廖亦武、高氏兄弟编著，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胡平
一
有人說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只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長眠於九泉之下了。
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证。一场土改，逾两百万地主死于非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几。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 Frankl）说："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是的，你可以说，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绅。但那又怎么样呢？谁能说纳粹集中营里整死的犹太人中就没有真正的奸徒恶棍呢？无可争辩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绝大部分是好人，是无罪的人。可以想见，在几近三十年的对地主的毁灭性打击下，那些最有声望的、最刚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义的人，都最难活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侥幸活下来的话。死者无言。一段最血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发声，为什么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无语？通常，一场灾难下来，总还会有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总还会有一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把这种人称为"幸存者见证人"。所谓"幸存者见证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只是笼统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不是施害者；他们不但是见证，而且作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承受了灾难，而且向公众讲述出他们身受的灾难。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幸存者见证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饥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镇压法轮功，我都能想起一连串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这场最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提到地主这个最受打击的群体，即便是长期对这种事情密切关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作品。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记得当年"伤痕文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们揭露共产党暴行（他们叫"错误"）的文章已经太多啦！不，不多，还太不够。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难还没有讲出来。我担心，它们已经讲不出来了。
小说《如焉》里有位人物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个文化人，49年后曾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备尝艰辛，二十五年后才获平反。大彻大悟的卫老师复出后发表了不少作品，又被当局视为自由化分子。卫老师对朋友们说："（我）晚年写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却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不敢。想过的，真要动起笔来，受不了，那等于是将那些日子再过一遍啊。我就知道了，中国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都被它们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而那些写着的人，多数是隔着很远的。""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比他们遭遇更悲惨得多的幸存的地主们。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会一头栽下去。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极端残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国只有十二年的寿命。幸存者还可以从休克中苏醒，所以他们还可能讲出他们的苦难，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地主的厄运太长了，太长了。想一想他们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吧。起初，是极度的震骇、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悲伤和极度的恐惧，其后则是无边的忍耐，无望的屈服和无奈的认命，并伴随着永远的战战兢兢。痛苦的极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保护神。他们一定有过强烈的诉说苦难的冲动。天大的苦难，只要讲出来了，或者记录下来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哲人讲出来才恍然大悟，只要你身临其境就无师自通。然而对于中国的地主们，就连这样一种最后的愿望也是无处寄托的。因为"老大哥"无处不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一丝希望，也因为他们的周遭一片冰冷，就连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倾听的愿望，不和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无比的哀愁悲愤在半个多世纪的压抑下终至萎缩于无形。当苦难的持续超过一定时间，人心就变得迟钝，麻木，而且开始遗忘。包括那股叙说与写作的冲动，你一次又一次地压抑，最后一看，它已经窒息而死了。
感谢廖亦武，从2005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五十多年来，有关土改的文章、文件、学术论著和小说影剧并不缺少，撇开各自不同的真实程度和价值取向不谈，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廖亦武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这是来自坟墓边的声音。正如作者所说："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三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地主的后代，他本来是很容易从他的爷爷和父亲那里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没有想起这么做呢？那时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满怀文学理想，周遭经历过土改的人不少还在世，为什么在当时自己却没有了解他们和记录下来的冲动呢？廖亦武写道："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一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实，象廖亦武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后代对他们长辈的遭际都很少了解。这就是说，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内部，人们也很少触及，乃至于常常刻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在毛时代，地主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欺凌压抑。他们未必都相信他们的长辈是坏蛋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认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对之宁可回避。有些人则下意识地感到，彻底了解真相是会有麻烦的，是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们也不会去追问。
毛死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昔日的贱民恢复了名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少57年的右派，一时间被视为敢讲真话的英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右派们自然不再忌讳向子女、向公众述说其所受的苦难，许多右派子女自然也愿意了解其父辈的遭际。地主的情况则不同。地主只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满释放。地主并没有平反，他们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是一片不准触动的禁区。因此，幸存的地主不得不继续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则习惯性地继续回避。
再到后来，私有产权的概念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照说这就已经为理论上否定土改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然而，今日中国之荒诞正在于，很多事情其实只隔着一层纸，无需费多大气力就能看穿的，但只要当局还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捂着盖着，多数人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探究那层纸背后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当局已经不可能操控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开表达，它还有很大的操控话题的能力。其结果便是，有些被当局一贯封杀的话题，哪怕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想不起来了。等到我们终于想起这些问题时，它们已经离我们而远去。
地主并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地主就生活在我们的四周，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可是，我们对他们是那样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经不可挽回。我甚至怀疑，今天，有谁能用第一人称写出一部以地主为主人公的小说吗？那是否已经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四
谈到土改，谈到地主，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种人：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
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对地主，起码是对自己地主家庭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直接参加了土改乃至领导过土改运动。因为他们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譬如《地主之殇》作者野夫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野夫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共产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别地参加土改和镇压当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时，在他的家乡，他的地主家族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后，他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从不还乡；直到1994年病故，被一面血红的党旗覆盖，"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这又是一个无可言喻因之也无言而逝的悲剧人生。怎么能不是呢？他们为着一个据说是无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杀人，去杀那些你明知是无辜的人，而你自己的亲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被杀死。但凡还有人性者，怎么能不被这样的革命所撕裂？作为这样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如何能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或许还用这样的话来麻痹自己：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难免也会有一大批好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血污中进步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不能不认识到，那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是虚幻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纵然你绞尽脑汁，力图给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义，可是它绝对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恶。连老农民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何必当初？被革命杀死的千千万万的人何苦被杀死？为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人又何苦牺牲？
主义的布景一旦坍塌，鲜血淋漓的苦难――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难――便还原为苦难而兀立眼前，老革命们情何以堪？当俄狄浦斯最终发现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感到他无法再正视这个世界，于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我们的老革命们则发现他们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堪，剪不断，理还乱，于是只好不想，不说。是的，很多老革命写了回忆录，有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盖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心灵的历史。在应该有心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是空白。随着这一代老革命的凋零，这段空白已无从填补。
五
我尝言："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诚然，历史不是历史书，但是，我们是通过历史书去了解历史的。平时我们说"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说不应该，不是说不可能。暴政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制造罪恶，而且还在于它毁尸灭迹，营造假象，抹杀罪恶的存在，并无耻地把罪恶改成光荣。如果我们由于一时未能战胜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恶的发生，那固然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由于恐惧，由于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努力让它们流传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败。人类反抗暴政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无比遗憾的是，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有一些十分珍贵的记忆不幸沦为牺牲品而湮灭无闻。我们读到的历史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历史很可能就越是残缺不全。纵然有一天我们战胜了暴政，赢得了自由，我们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复记忆。毕竟，我们只能根据有幸留存下的记载重建过去，那些未被记载或被销毁了的事实，势必就永远地消失了。
土改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受难者的土改史和作为心灵史的土改史，已经大块大块地沉没，我们现在只能打捞出一些碎片。亡羊补牢，我们当尽力而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我们已经动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死难者，很多国家修建了无名英雄或无名战士的纪念碑。这里的"无名"当然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甘当无名英雄一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名"、无奈的"无名"――不是我们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记住他们的事迹，而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名字和事迹。同样地，我们在书写土改和地主受难的惨痛历史时，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页空白，以此表明人类记忆的中断或遗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遗忘，让大家知道那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努力倾听、追思和领悟，怀着深厚的同情。
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地带，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曾经提出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墙，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我希望，未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一座中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给所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受难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 原载 北京之春2008年4月号
本文转自 ——独立评论：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60730
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阅读廖亦武《证词》
胡平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 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作者手记
一、一部传世之作
《证词》这本书就放在案头，我常常翻阅。很多段落是读过的，但再读之下仍然被感动；很多章节是熟悉的，但再读之下仍然会有一些新发现，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节或深刻的议论。作者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能把别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虽然注意到了、但却不会写在笔下的一些现象和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尽管其中某些现象和感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义，但是凭着敏锐的直觉，他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部作品包容了远比一般同类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幷启发读者做更深一步的阐发和引申。爱读书的人都知道，有些好书是需要一读再读的，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领悟。这一来是因为好书的内容很丰富，你只读一次未必能完全领会。二来是因为阅读过程是一种互动的过程，阅读也是创造；好书能刺激你的联想，善于阅读者可以从一本好书中获得的东西，常常要比这本书本身提供的还更多，但也唯有一本好书才会有这种启发与刺激的力量。《证词》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我相信它必能流传后世。
二、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
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宣称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自“六四”以来全国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状是在六四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廖亦武的这部《证词》就是对这段监狱生活的描写。
廖亦武把这部书取名为《证词》，这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文学自觉.诚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所言：“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
1994年一个隆冬的夜晚，出狱不久的廖亦武拜访老右派、着名诗人流沙河。流沙河对他说：“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幷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幷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幷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份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流沙河说：“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再也写不出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这句话使人想起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廖亦武的解释，那是因为“在中国，现实每每超出想像，所以我们不再虚构，我们只是一笔一划地实录”。这话说得不够准确.我以为，在中国，现实或许每每超出一般人对现实的估计或想像，但不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力本身。换句话，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经历过的最黑暗恐怖的现实还要十倍百倍黑暗恐怖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专制者动用核武器屠杀上亿的人民乃至于毁灭整个人类），但那个世界是虚构的，它只是想像力的产物。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历史上，“六四”还不是最残暴最血腥的，毕竟，“六四”发生在极权统治的后期。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般人已经习惯了相对于毛时代的略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因而往往会想像不到在我们的生活中竟然还有象《证词》所揭露的那种恐怖与黑暗，所以作者的提醒仍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重要的是，作为一场现实灾难的亲历者，廖亦武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他所经历的那场灾难现实，在这里，任何一点夸张编造都会损害其描述的可信度，所以他拒绝虚构，拒绝在事实之上再发挥想像添油加醋。
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意思是说，亲身经历过一场大灾难之人，如果他过去就喜欢文学，喜欢诗歌，那么他会发现，以往的任何文学形式都不能描述他经受的苦难.他会痛切地感到文字的无力与沟通的困难.他不能不写，可是他深深地怀疑他写的一切是否能被别人理解。他意识到艺术必须将本身“非美学化”以证明其存在价值。一个亲历苦难与罪恶的人深知，现实的苦难与罪恶常常是没有诗意的，如果你打算把现实塞进某种传统的美学形式之中，如果你努力将自己的经验改头换面塞进原有的、也就是大众习惯接受的文学形式，你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现实，落入媚俗的老套。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抛弃美学形式，因为内容总需要借助于形式来呈现.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这就是所谓见证文学.见证文学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一个人，只要他把自己目击到的苦难与邪恶记录下来，写成文字，那么，这种文字或文学就可以称之为见证文学.见证文学的特点是，它所描述的内容应基本上立足于第一手经验。如此说来，那种根据他人叙述或提供的材料而写成的文字就不能算作见证文学（这自然不妨碍其文学价值）。从狭义上讲，见证文学的作者必须是苦难与邪恶的亲身经历者，而不仅仅是在场的旁观者。
犹太哲学家马伽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里提出“道德的见证者”（the moral witness）这一概念。按照马伽利特的定义，只有那些亲身经历邪恶以及邪恶所制造的苦难的人才可能成为道德的见证者。在这里，见证邪恶与见证苦难二者缺一不可。在这里，作者本人就是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另外，如果作者是在苦难与邪恶的背景下着手写作，也就是说，当作者开始写作时，那个制造苦难的邪恶仍然存在，仍然在继续作恶，作者还没有真正摆脱邪恶的控制而获得自由，作者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着手写作的，那么，这样写成的文字就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不消说，这种写作多半是秘密的。他不是为当下而写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当时当地他不可能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他是为将来某一天发表而写作，或者是暂时先在其他某一地方，在此处的邪恶势力鞭长莫及之别处发表，但最终仍是为了将来某一天在此处发表而写作。廖亦武的《证词》是见证文学，而且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
三、《证词》背后的故事
单单是《证词》一书的写作过程，也就值得写成一本书。
廖亦武告诉我们，“本书前两卷初稿写于狱内。我在双层铁床的上铺卷缩了几百天，被子上覆满应付检查的花花绿绿的杂志、短文和家信。我鶏婆似地耸起双肩，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地写字（有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了近万字——引者），心快要跳出来了，连标点也蹦蹦地搏动起来，我已辨认不了自己的笔迹，我越写越不像个文人，不知道将来的读书阶层能否容忍这样的作品。”由于手稿经常被狱卒抄走，作者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把所写下的文字默记下来，抄走一次，重写一次，百折不挠地从头写起。出狱后，廖亦武仍然受到高度监控。廖亦武说：“面对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写过的东西尽可能地複制，多藏几个地方”。“这太正常了，”作者的一个同案犯对他说，“警察不搜你搜谁？”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专门为警察创作的文人。”“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然袭击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幷宣布实行监视居住二十天，绝境之下，我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这是用生命在写作，这是用写作支撑着生命。然而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书好不容易写成了，如何出版呢？
廖亦武写道：“我曾把索尔仁尼琴题在《古拉格群岛》上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几年来，我怀着压抑的心情没有把这本早写好的书付印，对生者应付的责任超过了对死者应尽的人事。但是现在，当安全机关反正已经抄走了这本书稿的时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布外，就别无他法了。‘我到哪儿去公布？刚出狱时，我曾把冒死捎出的大量狱中文稿托故人带到海外，均一一杳无音讯。我给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河写信求援幷告知创作计划，迈河捎给我400加元，’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他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同中共做交易，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在冷战之后的国际结构调整中，独裁者的日子太好过了。谁又能把谁怎么样？作为你，一个诗人，除了保持自己内心的真实，不叫苦，又不说谎，还能指望什么？“
对廖亦武们，写作既是如此艰难又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样一种写作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捷克异议作家克里马（Ivan Klima）说：“经常有人问我正在写什么，但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写作。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最基本的问题：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对文学的理解是什么。”那些在自由社会中从事写作的人多半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些在专制社会中从事鸟笼写作的人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但是，那些在专制暴政下坚持自由写作，幷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但依然不愿放弃的人，却不能不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写作可以有多种意义或目的，例如赚稿费谋生，例如追求一种美学境界，等等。但是，唯有廖亦武们的写作才可能触及到写作这一人类行为的最深层的意义.
四、写作何为？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她天天去监狱门口排长队，给关在监狱里的儿子送衣物。一天清晨，一位排队探监的老太太认出了她，悄悄地问道：“你会把这记下来吗？”阿赫玛托娃回答：“我会的。”从老太太那憔悴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这就是见证文学的伟大意义：对于那些深受苦难幷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们，被记载是他们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苦只要记下来，就不算白吃了。正如廖亦武的一位难友所说：“处境再难也能忍，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却被人忘记。”文字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使得人可以战胜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长期从事秘密写作的索尔仁尼琴说得好：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记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索尔仁尼琴坚信，“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究会垮台；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见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
语言的世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在中文里，“道”这个字既是指言说，又是指方法、道理、道义.这本身就揭示出语言与方法、道理和道义之间的密切关联。它告诉我们，语言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标准、逻辑、理性和正义.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哈贝马斯，都对语言与理性，与公理或正义的关系作过很精闢的说明。人一旦言说，一旦写作，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着理性、公理和智力标准的世界。不论在俗世中正义是何等贫乏，邪恶是何等猖獗，但是你只要进入语词的世界，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语言的世界里，永远是理性占上风，正义占上风.文字的王国就是正义的王国。语言是受难者的庇护所，是人类良知的最高法庭。把一桩罪行如实地记录或表述，那不但是对罪行的起诉，而且也就是对罪行的判决。在狱中饱受淩辱的廖亦武写道：“一个文人不可能以牙还牙，但能够通过文字的巫术诅咒造就刽子手的世道。”这绝非阿Q的精神胜利法，看一看暴君们是怎样地害怕言论自由就清楚了。
廖亦武也向自己提出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读者想必以为他一定会给出一个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回答。殊不知廖亦武的回答相当低调.“写作何为？”廖亦武自问自答：“写作不何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廖亦武说：“世上还有比写作更重要的工作，但我不可能，也来不及做，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个东西。”他特地提到流沙河家里的一个摆设——一只大南瓜，上书“瓜娃子”（四川方言，意为白痴）。
五、神圣的单纯
廖亦武的回答何以如此低调？因为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失望与幻灭。和索尔仁尼琴不一样，索尔仁尼琴坚信人民终将觉醒；廖亦武们却担心“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汪建辉语）。
这使人想起犹太作家、大屠杀见证者埃利。威塞尔的一段沉重的叙述。威塞尔讲到：大屠杀的幸存者把自己视为见证人，相信外部的世界——自由世界——对他们的恶梦与苦痛一无所知。他们要为历史作证，揭开刽子手的面具，把那段过去变做一个警戒。“他们以为奥斯威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世界不知道，因为罪犯们在暗中操作，在黑夜的掩盖之下。如果世界沉默，那只是因为世界一无所知。但，随着1945年的解放，那些少数幸存者们惊讶地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世界对所发生的事情早就一清二楚——然而却听任它发生。这一觉悟改变了一切。他们受到了震撼，他们开始怀疑。‘揭露’久已为人所知的事实有什么用？至于其他的，那超越了事实的本质，去谈论无人会理解的事又有什么用？”
崔健歌云：“不是我弄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廖亦武写道，曾经狂热投入国家变革的广大群众，一夜之间竟然变得如此现实，如此齐心爱钱.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转瞬间化作泡影，政治犯成了一份不光彩的社会遗产，被标榜“不过问政治”的绝大多数人所拒绝，而就是这些人，曾经成群结队，狂热地投入街头政治！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历史老人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正像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经历了二度大屠杀，“六四”的受难者也经历了第二次打击。按照廖亦武的描写，“‘六四’政治犯一出狱，就成为不瞭解国情的怪物，一个脱离民众的人”。甚至连亲人也离你而去。妻子阿霞结缘于文学，本是一对恩爱夫妻，想来早先对先锋派诗人的丈夫崇拜得五体投地，常常象个奴隶一样辛苦地为廖亦武誊写文章，如今却是一看见他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个有着不平凡追求的女人再不好高骛远，现在只是“努力争取脚踏实地的普通的生活”。很多政治犯出狱后发现自己比在监狱中更孤单，因为在监狱中你还可以幻想自己与同志们同在，与亲人们同在，与当初街头上千千万万的群众同在。没有孤立就还没有失败，没有背叛就还没有失败。失败不是发生在失败的当天，失败发生在失败的第二天。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一个人不愤世嫉俗也难.难得的是，廖亦武还力求理解，力求包容。他理解西方社会对“六四”的日趋冷淡：外国人有着他们自己的许多事要操心，怎么可能对中国人的“六四”总是耿耿于怀？年复一年地为中国的事情呼籲，时间长了，那份道德感也就疲倦了。至于说国内的民众，既然面临社会大转型，生存危机困扰着每一个人，旧的政治观念逐渐被应接不暇的新的“制造热点”所取代，这样，“六四”政治犯就很难避免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命运.面对铺天盖地的只求过日子的蚂蚁王国，写作还能有多少意义呢？可是，不写作又怎么样？对于廖亦武，生存如刀尖，他所选择的只有下海、写作、自杀三种.他选择了写作，写作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不但承担起历史代言人的角色，而且还承担起现实代言人的角色。廖亦武幷不信上帝，然而在94年那个隆冬的夜晚，当他告别诗人流沙河时，他觉得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上帝”。与此同时，“文字的野心却被吹散了大半”。他不再把写作当成获取世俗名利的手段，也不再奢望自己的一枝笔就能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他只是决心老老实实地一笔一划地写下去。如廖亦武所说：“国内相当一批文化人都在各自的陷阱里选择无望的写作，没有人来救你，理解、承认你，把你捧在手心上，这就是你内心真实之外的真实。”这种写作似乎是低调的，但透过这种低调，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神圣的单纯。
六、尊严的悖论
王力雄指出，当今中国监狱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淩辱与虐待。”
《证词》一书详细地描述了在监狱中政治犯受到的种种非人待遇，包括政府故意用刑事犯整治政治犯，包括几十种川菜肉刑。还有专为“反改造尖子”准备的“小间”，长两米，高一米，人一旦塞进去，就只能象动物一般，保持坐、躺、趴三种姿势，且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一年半载你可能抗得过去，三年五年你肯定报废.读来真让人不寒而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Frankl）对此的回答是：“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是怎么适应的。”在这里，肉体的折磨固然痛不可当，精神的淩辱尤其忍无可忍。当然，这两者幷不是截然分开的。狱方往往是通过肉体折磨以迫使你接受精神的淩辱，你常常是不堪忍受皮肉之苦而不得不低头屈膝。时过境迁，肉体的痛苦就淡忘了。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痛。但精神的淩辱却没齿难忘，司马迁曰：“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王力雄讲过：“中国监狱的目标似乎就是把人的尊严消灭一净.而一旦人曾经彻底丧失尊严，也就很难再找回尊严。”为什么绝大部分深受非人虐待的受难者都不愿意完整地讲出自己的遭遇？他们不是怕讲出自己受到的肉体折磨，而是怕讲出自己的精神的屈辱。感谢廖亦武，以极大的勇气，淋漓尽致地写下他遭遇的一切，包括他的抗争，也包括他的屈从。如果你不幸而面对各种酷刑，除非你决心一死，否则你很难硬抗到底；而只要你想活，狱方就总有办法让你低头讨饶。廖亦武在狱中饱受淩辱，有一次他撞墙自杀，没死成，此后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他深感自己在狱中失去了尊严，他写《证词》的目的之一就是赢回失去的尊严。
这里有一个悖论：象廖亦武这样是因为争取自由反抗暴政，或者说坚持人的尊严，而被抓进监狱，受折磨，被剥夺人的尊严。简言之，他们是为了坚持尊严因而失去尊严。一个人为了坚持尊严反而失去尊严，这不是很矛盾的吗？如同自由斗士，自由斗士就是为了更多的自由而宁肯失去仅有的自由。反抗压迫，就是不甘忍受压迫而宁肯招致更大的压迫。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相矛盾吗？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因为反抗暴政而被监禁不堪折磨被迫写检讨书认罪书的人，和那些因为不参加任何反抗暴政的斗争因而也不曾被当局迫害不曾被强迫写检讨写认罪书的人，谁个更没有尊严？
维克多。弗兰克坚称：“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一个人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面对各种非人的待遇，你可以用坦然的、从容的态度去接受。这不是丧失尊严而是坚持尊严。是的，你在受辱；但你是在为理念而受辱，为信仰而受辱，或者说，为自己的不肯屈从强权而受辱，为自己的坚持尊严而受辱。它当然证明了你的尊严，体现了你的尊严。当我们看到在一群奴隶中有一个奴隶被套上镣铐，我们一下就明白了这个奴隶最不是奴隶.在暴政下，唯有反抗才体现自由，体现尊严。暴政之为暴政，就在于它规定了臣民的存在方式，否认臣民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也就是说，它不把人当人看。你有几分反抗，你就有几分尊严。反抗是尊严的集中体现，离开了反抗就谈不上尊严。纵然你因为反抗而招致不堪忍受的惩罚，甚而被迫低头屈膝，那也远远胜过根本不反抗。好比一群青年学生远游，遇到一夥手持凶器的歹徒。歹徒要强暴女学生，大多数男同学们都被吓住了，只有一个男生挺身而出，结果遭到歹徒毒打，直打得遍体鳞伤，甚至一度低头讨饶。然而我们都清楚，和那几个袖手旁观因而毫发无损，看上去仍然体面光鲜的男生相比，这个被打得狼狈不堪的男同学才更像是一个男子汉.
七、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
不久前，廖亦武写下一首短诗，题目是“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不！
孩子死了，父亲死了，情人死了兄弟姐妹也死了如果人心都死绝了你不投降又有什么用？
时光流淌，阴雨连绵大地却一片荒芜太阳有毒，看客是猪你无家 无国 无底气羞耻羞耻——又有什么用？
你说你活着是为了记住可记住——又有什么用？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不——又有什么用？
这首短诗表达的，一方面是英勇的坚持，一方面是对坚持的意义的深刻怀疑。不投降有什么用？当它看上去什么用也没有的时候。然而，不投降在没有用的时候最有用。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书丹青”。在这里，不投降的意义就在于不投降，成败利钝，非所计也。一个人有多高贵多人性，就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面对强权永不屈服。
着名意大利作家、女记者法拉奇说：“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OXI.意思是‘不’。”“为什么还要忍受痛苦，为什么要斗争，为什么要冒从山上被狂风刮到井底与鱼为伍的风险呢？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总之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只绵羊而生存的唯一方法。”
2005年6月
（《证词——为中国底层贱民代言》，廖亦武着，490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最新版本《六四证词》，台北允晨出版公司，2011年6月）◆
警察与朋友
——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胡平
记得在60年代，中国上映过一部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讲的是一位警察奉命去抓一个小偷，可是，当这位警察与小偷接近后却对小偷的处境深表同情，和小偷成了朋友。虽然到最后，警察不得不执行命令把小偷带走，但同时，这位警察承担起帮助小偷的家庭的责任。
1、是警察，也是朋友
后“六四”时代充满荒诞，其表现之一是军警狱卒和政治犯和异议人士的关系。不止一位异议人士告诉我，有些军警狱卒后来成了他们的朋友，当然，是很奇怪的朋友，很特殊的朋友。
在《证词》一书里，廖亦武写到一个他称之为童政府的狱卒（为什么叫童政府？因为在狱中，监狱管理人员代表政府，对犯人讲话动辄以政府自居，所以廖亦武们把狱卒都称为政府，例如张政府李政府），这位童政府有时要和廖亦武一块讨论国家大事。
童政府不是没脑筋的那号人，这和我们原来习惯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很不一样。童政府这个“兵”还专爱找廖亦武这样的“秀才”谈话，他大概是把廖亦武这种文化人当作知音，若是对一班没文化的犯人，他还嫌你“没水平”，“对牛弹琴”，“有理说不清”呢。
童政府居然和“六四”重犯一起讨论“六四”平反的问题——童政府说：“六四肯定要翻案，但翻案之后，国家又会怎样呢？”忧心忡忡，溢于言表。
廖亦武答：“学苏联。”
童政府委婉地反驳：“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赵紫阳想当，但缺乏魄力。”
廖亦武说：“毛主席早就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现在苏联就已分裂为中央、民主和保守三派，老戈居中调和。”
童政府继续发表高论：“这无法长期平衡。”
巧得很，当天傍晚就传来了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的消息，然后又是政变被粉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你看，这位童政府还很有点见识呢。
在这里，狱卒和犯人平等地、坦诚地讨论敏感的政治话题，甚至明确表示“六四” 一定会翻案，不怕被说“划不清界限”，不怕被说“思想反动”。放在过去，像这样同情反革命，赞同反革命思想，传到上司耳里，那一定是要受罚的。这也许是特例，是童政府相信廖亦武不会去告密，所以才放言无忌。不过恐怕也不尽然。邓小平应该知道，政府里同情民运的人很多很多，他不能把这种人全都清洗掉，否则连干事的人都找不齐了。他必须使用这些“有错误认识”的人，祇要你能“公事公办”，“忠于职守”就行。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站在哪一边，你为谁干事。这是 “六四”后的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很多政府官员在私下里谈话，其观点和我们异议人士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那怎么他们还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呢？
有的军警狱卒退职后还来找廖亦武聊天，听他吹箫。用作者自己的话，这些军警狱卒“在没有朋友的时候像是朋友”。朋友怕受牵连不敢找廖亦武，狱卒敢找廖亦武是因为他们不会受牵连，所以在廖亦武的生活中，狱卒取代了朋友的位置——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荒诞。问题是，倘若下次廖亦武犯事，这些“像是朋友”的军警照样去抓去管，“公事公办”。狱卒成为朋友，这已经够荒诞得了；更荒诞的是，成为朋友后，狱卒还是狱卒。
一位吴科长，在廖亦武出狱几年后与廖亦武乍然重逢，像老朋友一样又是握手又是祝福，但这并不妨碍吴科长照样率几位部下跟踪廖亦武，掌握廖亦武的所有行踪及其细节并向上逐一汇报。这是何等的讽刺与荒诞！卡夫卡想象得到吗？
2、是朋友，但依然是警察
下面这段对话就更精彩了：廖亦武写道，一位姓卓的警察，在他出狱后固执地邀他下馆子，廖亦武固执地拒绝。
“老卓竟慨然扒掉警服道，‘这样行了吧？都是老百姓。’席间，卓频频劝酒，‘实际一点，瞅机会捞钱，别那么热血好不好？政治嘛，就是人耍人。’‘你执行公务也这么想？’‘也这么想，不过人还得抓。’‘滑稽。’‘小人物都滑稽，你我都是小人物。’‘万一有一天上级命令你把自己抓起来呢？’‘也抓。’卓顺口应道。旋即大笑：”你这个疯子。‘“
老卓简直是廖亦武的知己——“别那么热血”。他知道，廖亦武们的问题就出在“热血”上。
读到这样的对话，真不知是应该感到安慰还是应该感到更大的恐惧。军警狱卒在私下相处时能表现出人性，在执行任务时却能够心安理得——“警察就是吃这碗饭的”。河南艾滋病人上访被警察抓，有警察干脆说：“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我们这样做“祇是职业需要。”这套理由很庸俗，但似乎也很实际很坚固。如果他说他当军警当狱卒是为革命，为解放全人类，为保卫人民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你还可以反驳他，启发他，教育他，似乎因而也就可能改变他。因为当一个人举出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实际上也就把自己置于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支配之下，把自己置于一种必须服从真理的立场，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的人：我这么做是因为它是对的，意味着如果是错的我就不那么做了。现在倒好了。现在，军警狱卒可以在执行公务和混碗饭吃的理由下“理直气壮地”把个人的一切道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把自己仅仅当作别人手里的工具，“心安理得地” 承认自己是被收买被豢养的，为了一口饭可以做任何事，不管它多么伤天害理。你若劝他不这样做，那就成了砸人家的饭碗，倒显得是你不厚道了。当军警还在用官方编造的意识形态谎言作为自己行为的理由时，专制者难免不担心一旦谎言被戳破军警们会不会反戈一击。现在好了，军警们已经从有道德自主意识的人变成了丧失道德自主意识而唯主人之命是从的狗，横竖让咬谁就咬谁，从此专制者可以彻底放心，高枕无忧了。
军警狱卒们以工具自居。注意，这和当年刘少奇提倡的“做党的驯服工具”还不一样。当年刘少奇号召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其前提还是认定党是伟大光荣正确，这就是说，如果党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了，你也就不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了，因而对这种驯服工具，你依然是可以争辩，可以开导，可以启蒙，可以指望他反戈一击的。像现在这样，做工具做到了自觉地全然不问是非善恶的地步，并且将此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你还能对他们说什么，抱什么指望呢？
这使我想起38军军长。想当初北京市民堵军车，苦口婆心劝说军人不要对民众开枪，多少军人内心翻滚，天人交战：一方面是如山的军令，一方面是神圣的良知。结果是，有的人听从了良知，有的人听从了军命。到后来，奉命杀人者固然没有得到舆论的赞扬，但至少从上级那里得到了实惠；拒绝奉命杀人者不但被整肃被压抑，而且似乎也被遗忘。良知遭到空前的嘲笑和践踏。该有多少军人，当初犹豫不决的，暗地里想：老天！幸亏当时我没敢听从良知的召唤。以后就祇管服从命令吧，管它是朝坏人开枪还是朝好人开枪！
“六四”屠杀标志着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彻底丧失，也标志着支持中共政权的传统信仰的彻底丧失。自那以后，中国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进入人权、自由、民主的新秩序；要么，沦陷于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证词》一书所揭示的事实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栗，就因为它指出了后一种演变的可怕趋势。
3、真的是无可选择吗？
我们知道，专制统治者干坏事，一向是借助于庞大的严密的国家机器，胁迫众多的人共同参与犯罪。作为这个庞大镇压机器中的一份子，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常常会认为自己对自己做的事可以不负什么责任。事实上，要让单独的个人挺身而出正面反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好像也确实不大现实。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是置身于整体的犯罪机器之中，你们每个人依然是可以选择、必须选择、而且事实上总是在进行选择的。勇敢的，可以公开站出来反对；不勇敢的，可以采取不合作的立场。纵然是那些胆小的人，也可以用消极的态度去应付镇压的命令。叫你去抓人，你可以在抓得着和抓不着之间选择；对于抓到的人，你可以人道地对待他们，也可以野蛮地折磨他们。至少，你可以做到不在法外施暴，而且还可以劝阻别的同事法外施暴。如果有的军警不能明以大义，至少可以对他们晓以利害，劝他们别把事做绝，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在整个专制机器中，有越来越多的部件采取反抗、不合作、抵制或消极怠工的态度，那么，这部机器的力量就越来越弱了。一旦时机来临，庞大的镇压机器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应该也可以为此目标而不懈的努力。
冥空中的读者飞飞——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胡平
来源：RFA
目前德国的渔夫出版社将会筹划翻译出版他的狱中纪实文学“证词”在这本书里，廖亦武忠实地记录了钟爱的姐姐车祸去世和六四屠杀对他的刺激，个人精神的沉浮和入狱四年期间，面对形形色色扭曲的人性时，类似灵魂出窍的肉身和精神的体会。相信该书届时在西方出版，会掀起另一场知识界休克式的震撼。 - 摘自廖天琪3月20日关于德国科隆文学节的报道
“证词”一开篇，廖亦武写到他姐姐飞飞的死亡，他姐姐在八九民运之前的1988年死于一场车祸。
这个开篇很奇怪，因为它看上去和“证词”全书毫无关系。不错，姐弟情深;不错，廖亦武的姐姐美丽而能干，但好像也仅此而已。飞飞和八九民运，六四屠杀都毫无关系，飞飞也不是廖亦武自由思想的启蒙者或写作生涯的引路人，甚至也不是廖亦武诗文的特别知音或“粉丝”。为什么一开篇就要写到飞飞呢？
在“证词”的结尾，作者又写到他姐姐︰“感谢上苍让我一再经历劫后余生。现在，将这部作品公诸于世的心情远不如最初创作它时那么迫切，因为它在冥空中，还有一位读者，我的姐姐飞飞。她有时就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喃喃自语中。我必须时时自省，保持心灵的清洁和平静，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本书初稿完成于1997年 - 引者注）才会在此落脚。她喜欢有尊严的男子，而写作能使人不断地收获尊严。“
哦，我明白了，原来，廖亦武是把姐姐飞飞当作他的读者，当作他在孤寂中写作时的倾诉对象。
人讲述心事，讲述故事，需要有人倾听。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说︰“文学的可靠性要求我们心存一两位说话对象，将写作覆盖面约束到最小程度。”
在冷漠的世界里，人需要爱的关切。哪怕只是来自一个人的爱，就能使我们在苦难中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就能使我们在整个世界把我们遗弃的时候仍然感到自己被倾听，被理解，被承认。哪怕只是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已经离开人间，但是他/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就够了。
当生者大量的背叛，甚至妻子儿女也离你而去的时候，你只有想到死者，因为死者永远不会背叛。死人比活人更可靠，因为死亡把人定格，死人不可能再变节再背叛了。
平常我们写作，心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读者。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一般的写作者不大考虑为什么写，为谁而写这些问题。他想写，于是他写了，然后他把他写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表了。可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如果你写的东西没地方发表，甚至连你的写作本身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危险或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而写？
有时候，你写，是因为你知道有人要看，有千千万万的人要看。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引来观者如堵，就可以振聋发聩;小孩子的一声喊︰“皇帝没有穿衣服！”就可以石破天惊。在死牢里，张郎郎问遇罗克︰为一篇文章而死，值吗？遇罗克答︰值。
可是，六四后的中国不是这样。廖亦武们的写作固然已无杀身之祸，但依然可能招致牢狱之灾。糟糕的是，在这时，你写的东西不但没有地方出版，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人还要看。你可以唤醒沉睡者，可是你怎么去唤醒清醒者呢？汪建辉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
出狱后，廖亦武曾把冒死捎出的狱中文稿托朋友带到海外。我想，他一定梦想过他的作品能取得象“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伟大成功。当初他在秘密写作时，他就把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用以激励自己。可是都如石沉大海。因为找不到地方出版，也找不到人翻译。廖亦武的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可回复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和中国做生意，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他无能为力，只有给廖亦武捎去400加元。
很难想象廖亦武是怎样扛住这一沉重打击的。很难想象廖亦武怎样能在这样的打击下还继续写作。我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廖亦武那死去的姐姐飞飞就成了唯一，就成了一切。
钟子期死了，俞伯牙毁掉他心爱的琴，从此不弹。这个传说本来就够伤感了，廖亦武的故事更令人伤感。他只能凭想象，把死去的姐姐当作他的读者，支持着他的写作。幸亏他曾经还有过这样一个姐姐。
信主的人是多么幸运啊。你心中有主，你总是可以向他倾诉，你就永远不会感觉孤单，永远不会绝望。所谓绝望，就是无话可说。其实不是无话可说，其实是有太多太多的话可说，只是无可说之人。我什至想，我们心中缺少一个永恒的倾听者，这是不是我们缺少那种描述大苦大难的文字的一个原因呢？
廖亦武又一次被拒出国，无法出席科隆文学节。这自然会让他很沮丧，但决不会让他绝望。廖亦武已经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让这样的人绝望。
今天的廖亦武，已经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就在科隆文学节前夕，我们的法国朋友玛丽（即侯芷明，玛丽霍尔兹曼）告诉我，她正在夜以继日地把廖亦武的“地震疯人院”翻译成法文，定于今年5月，也就是四川大地震两周年之际出版。
廖亦武的写作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对于那些在言论不自由的今日中国坚持以良知和血泪，默默地书写苦难的人，廖亦武是一个典范。
（2010/04/09 发表）
无言者的代言人——写在廖亦武首次出访之际
胡平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直到他登上飞往德国的班机，遨游在天空之上，朋友们提起的心才放了下来。
廖亦武十四次出国被拒，今次终于成行。这和冯正虎八次回国被拒，终于成功返回家园一事相映成趣，为我们这个荒谬的时代留下了两个极有戏剧性的案例。
× × ×
想起了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的一段议论。在那里，他对一些民运老战士的传记提出批评，认为“他们都活在自己的那一段历史里”。廖亦武说：“我们珍视自己 的历史，可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利用历史任意拔高，夸大个人的作用”，要避免堕入自我神化的幻觉。我想，他这句话也是在提醒自己。
是的，我们见识过一些民运老战士的自我膨胀。用俗话说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过设身处地地想，那倒也很有几分情有可原，不足为奇。
美国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说：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希望自己的生活整体从外部来看也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从整体来看毫无意义，我们 当中的一些人就会感到失落，因为他们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反躬自省，从整体上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人类的许多努力－－尤其是那些为了服务于雄心壮志，而不仅 仅为了活下去和过得更舒适而做出的努力－－其一部份动力就来自于一种重要感。这种感觉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对你来说才重要，在某种更大的意义上来说， 它本身就很重要。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重要感，我们就不再能鼓起前进的风帆。”谁说不是这样的呢？
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小队长鸠山为了从李玉和那里得到密电码而煞费苦心，软硬兼施。因为按照鸠山的说法，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北山游击队手里，对帝国会 “大大的不利”。这话一想就不对。一份交给小小的北山游击队的密电码，再重要还能重要到哪里去？怎么能对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大大的不利”？根本不可能嘛。 可是，如果那份密电码没有多大价值，李玉和一家三口为了区区一份密电码就死了两个，人们在感动之余，难道不会深深地为之惋惜，觉得太不值当了吗？可是我们 再转念一想，我们就会知道，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业，总离不开一件件细小的事件，因此许许多多壮烈的牺牲是发生在并不伟大并不重要的细小事件中；如果我们排除 掉所有这些为细小的事情而难以避免的牺牲，那个伟大的事业就无从谈起了。如此说来，同样是战死沙场，死在大战役实在是一种幸运。
廖亦武在《证词》里写到狱友雷凤云的一段故事。八九时，雷凤云是西南师大进修研究生，曾积极策划重庆高校学生的游行绝食和请愿。六四屠杀发生后，雷凤云激 于义愤，竟在校门口张贴告示，号召广安同乡杀回故里，挖邓小平的祖坟，被重判十二年。这件事我在六四後就在海外的报纸上读到过，但不知是谁，原来是雷凤 云！
廖亦武写到，老雷说他一直琢磨在监狱里筹建一个组织，一方面保障政治犯的权益，一方面同外界积极联络，让世人知道我们的奋斗。廖亦武问为什么要有组织呢？雷凤云回答说：为了在将来的历史舞台上有发言权。
注意：在这里，老雷要成立组织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改善在当下的处境，而是为了赢得历史的承认。不错，要保障政治犯的权益，要改善狱中的处境，你也许需 要组织大家展开集体抗争；但是，组织集体抗争是一回事，成立组织是另一回事。因为组织集体抗争并不一定非要成立一个有形的组织不可。事实上，在那么小的一 座监狱里，就那么一批彼此熟悉的政治犯，要协调一致，展开集体行动根本用不着再成立什么有形的组织。问题是，成立有形的组织，一旦张扬出去，那本身就可能 招致更严厉的惩罚，反倒很可能更不利于集体抗争。换言之，有组织的名义比没有组织的名义更有风险，更难组织起有效的集体抗争。既然如此，老雷为什么要贪图 一个组织的名义呢？
老雷说得很清楚，他就是为了成立组织而成立组织，因为非如此就不能吸引外界的关注。老雷说：我们与世隔绝很多年，又远离北京那样的政治和新闻中心，极容易 被人们淡忘和忽略，更别说国际人权机构的声援了。一个外围的名不见经传的反革命不算什么，但一个外围的政治犯集体就能迫使外界的关注。“人总得有个盼头， 没指望的煎熬能摧垮一切啊”！
这里所说的指望，无非是被外界关注，被历史记载。人不怕为理想而受苦，怕的是受了苦却不被众人所知。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因于虚荣心和出名欲。因为任何英雄行为都是社会性行为，它们唯有被社会所知晓时才能获得它的全部意义。
廖亦武不赞同雷凤云的想法。廖亦武对雷凤云说：坐牢是一个人的命，没什么划算不划算。我们不能拿自己同天安门广场的精英比，不能说我坐了十几年，他才四年或者两年，没办法，人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就该被历史记载。
廖亦武这段话讲得很达观。可是，在达观的背后该有多少无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历史当宗教的缺陷了。是的，我们相信历史，可是，历史是人写的。一桩英雄的 行为，如果缺少有力的见证、书写和传播，它就会湮灭无闻。暴政的最大罪恶之一，就是它阻断了信息的自由交流。现在虽然不是毛时代，民间人士多少也赢得了某 种书写和传播的空间，还有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在中国本土，压制仍然是普遍的，而国际社会的关注免不了要受制于各种偶然因素；有多少不平凡的业绩和名字被埋 没，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陷入沮丧陷入消沉，那固然不难理解；另外有的人之所以要对自己的重要性做过甚其词的自我宣扬，由于那很可能 是出于在现实中的失落，所以也是情有可原的。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象廖亦武这样坚韧不拔，不骄不躁，不轻狂不气馁，无疑就更加难能可贵。然而，廖亦武能做到这一点，如流沙河所说，也有赖于上苍给了他 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他可以用他的写作进入历史，以弥补和纠正历史记录的不公平。文革中，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因发表异端思想而被关进大牢十一年，其 中大部分时间是单身监禁，同案的难友有好几个疯掉了。支持着鲁礼安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并保持精神健全的唯一动力就是，他发誓要把自己这段悲惨经历写出来， 把那些自由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与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廖亦武也说，写作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不消说，在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 代世界，这个理由也相当脆弱，但它毕竟是一个理由。一个人要凭借这种理由活下来，不疯掉不自杀，那不仅需要非凡的毅力，也需要对自己文学才能的高度自信。 可问题是，那些缺少这种天赋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和许多把写作当成自我救赎的人不同，廖亦武不但用那支有天赋的笔写下自己的经历，而且还把目光转向各种各样的底 层民众，自觉地担负起一切无言者的代言人，有多少失声的个体和群体，在他的笔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起我们这几代文化人，少有几个不曾沦落过底层社会的， 但是绝少有人把自己认同于底层社会，并把描写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当作自己写作的使命。也许，这就是廖亦武最独特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愤世嫉俗与悲天 悯人。
2010/9/22
《中国上访村》评介
胡平
自从“六四”的一场牢狱之灾，廖亦武就成了中国底层社会义无反顾的代言人－－更准确地说，发言人；因为他把自己就当作底层社会的一份子。高氏兄弟在七十年代后期，因其父被迫害致死一事，也曾是上访大军中之一员，对上访者的苦难刻骨铭心。于是，他们合作完成了这本《中国上访村》。所谓上访村，是指北京火车南站附近一片居民区，和若干中央信访办公处相邻，近些年来成为赴京上访者栖息之地，故得名。
上访如今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上访制度的设立本意是要解决问题的，殊不知它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自己变成了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有所谓信访制度。按照1996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所谓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信访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等等。可见，上访是《信访条例》允许的信访形式之一，即“走访”。《信访条例》还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人未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而直接到上级行政机关走访的，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告知其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提出；上级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可以直接受理。”“对原办理机关的处理决定或者复查意见不服的，信访人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书或者复查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请求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上一级行政机关应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可见，越级上访也是《信访条例》所允许的，属于依法上访。
据悉，中国最高层信访机构，每年接待和接受的上访人群和信件不下100万。国家信访局承认信访案件有80%是有理的，然而通过信访得到解决的还不到1％。如果仅仅是得不到解决倒也罢了，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机器不但低效，而且残暴。2004年社科院信访调查报告显示，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有些地方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触目惊心。受访的600多名上访者中有55.4％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人因上访被一些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于建嵘在一次讲演中指出，40％的上访人所反映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问题，而是告上访过程中所受到的政治迫害的问题。上述报告没有提及中央政府，但是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敢于如此胡作非为，就是倚仗着中央政府的默许、纵容乃至配合与暗示。事实上，我们正是从上访人在北京的中央信访办门前的悲惨遭遇才充分了解到问题的全部严重性。
上访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持续多年的上访洪峰说明了：在当今中国，地方官员胡作非为、侵犯民众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并相当严重；各级政府，从县、市、省直到中央，既无能又腐败，漠视民间疾苦，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日益流失。赴京上访的人数居高不下，打不尽，赶不完，与当局的矛盾愈趋激化。
或许有人会问：上访既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招致迫害，为何人们还要上访？因为在今日，上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上访，上访已经变成公开的民意表达，变成公开的施加压力，变成公开的集体抗争。我相信，主要不是出于对上访人的同情，而是迫于这种无日无之的压力，当局才不得不把上访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2005年1月17日，中共当局签署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说是为了使信访渠道更为畅通和维护信访秩序。该条例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将保护信访人的权利确定为信访工作的重要原则”。修订后的《信访条例》将“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从现行的普通条款提升至总则位置作为原则强调。很难相信，像这样把“朝三暮四”改成“朝四暮三”，事情就真的会有所不同。果不其然，就在1月31日夜间，北京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警车围剿上访村，将上千名访民强行带走，据信其中许多人将会被关进劳教所。这再次表明，在现有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之前，仅仅是在纸面上加强对权利的保障，只能是自我欺骗。
新条例的另外一个重要信号是强调“政府责任”。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因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的信访事项。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当今中国，腐败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更重要的是，正如小说《天怒》里一位贪官所说的那样：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纵使当局中有个别人想兴利除弊，面对这庞大的利益集团也无可奈何。梁启超论晚清政府时讲过一句话，曰“治弊则无一效，掣肘则有万能”。信然。
结论是很清楚的，上访不能解决问题，况且它自身已经变成了问题。对现有的上访制度修修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对上访问题深有研究的于建嵘博士在2004年12月的一场讲演中讲到台湾的情况。他说：“这次到台湾，我的体会非常深刻。我是专门研究社会冲突的。我到台湾开完会就到农村去了，我就反复地问那些农民：‘假如这个村长对你坏怎么办？’他第一句话告诉我：‘不可能的’。我说：‘假如他对你使坏，该给你的东西不给你，怎么办？’他还是那句话：‘不可能的’。我问了很多遍，我一直问这句话。我说：‘假如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到法院去告他咧。’我说：‘假如法院也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咧，法院怎么能腐败呢？’我说：‘假如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这样吧，我到我议员那里去告他。我的议员可以问他你为什么腐败呢？’我问：‘假如这个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他告诉我什么你知道吗？‘我明年不投他的票了。’就这么简单！”
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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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访村》，廖亦武、高氏兄弟编著，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胡平
一
有人說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只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長眠於九泉之下了。
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证。一场土改，逾两百万地主死于非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几。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 Frankl）说："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是的，你可以说，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绅。但那又怎么样呢？谁能说纳粹集中营里整死的犹太人中就没有真正的奸徒恶棍呢？无可争辩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绝大部分是好人，是无罪的人。可以想见，在几近三十年的对地主的毁灭性打击下，那些最有声望的、最刚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义的人，都最难活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侥幸活下来的话。死者无言。一段最血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发声，为什么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无语？通常，一场灾难下来，总还会有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总还会有一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把这种人称为"幸存者见证人"。所谓"幸存者见证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只是笼统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不是施害者；他们不但是见证，而且作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承受了灾难，而且向公众讲述出他们身受的灾难。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幸存者见证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饥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镇压法轮功，我都能想起一连串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这场最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提到地主这个最受打击的群体，即便是长期对这种事情密切关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作品。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记得当年"伤痕文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们揭露共产党暴行（他们叫"错误"）的文章已经太多啦！不，不多，还太不够。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难还没有讲出来。我担心，它们已经讲不出来了。
小说《如焉》里有位人物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个文化人，49年后曾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备尝艰辛，二十五年后才获平反。大彻大悟的卫老师复出后发表了不少作品，又被当局视为自由化分子。卫老师对朋友们说："（我）晚年写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却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不敢。想过的，真要动起笔来，受不了，那等于是将那些日子再过一遍啊。我就知道了，中国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都被它们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而那些写着的人，多数是隔着很远的。""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比他们遭遇更悲惨得多的幸存的地主们。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会一头栽下去。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极端残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国只有十二年的寿命。幸存者还可以从休克中苏醒，所以他们还可能讲出他们的苦难，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地主的厄运太长了，太长了。想一想他们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吧。起初，是极度的震骇、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悲伤和极度的恐惧，其后则是无边的忍耐，无望的屈服和无奈的认命，并伴随着永远的战战兢兢。痛苦的极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保护神。他们一定有过强烈的诉说苦难的冲动。天大的苦难，只要讲出来了，或者记录下来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哲人讲出来才恍然大悟，只要你身临其境就无师自通。然而对于中国的地主们，就连这样一种最后的愿望也是无处寄托的。因为"老大哥"无处不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一丝希望，也因为他们的周遭一片冰冷，就连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倾听的愿望，不和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无比的哀愁悲愤在半个多世纪的压抑下终至萎缩于无形。当苦难的持续超过一定时间，人心就变得迟钝，麻木，而且开始遗忘。包括那股叙说与写作的冲动，你一次又一次地压抑，最后一看，它已经窒息而死了。
感谢廖亦武，从2005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五十多年来，有关土改的文章、文件、学术论著和小说影剧并不缺少，撇开各自不同的真实程度和价值取向不谈，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廖亦武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这是来自坟墓边的声音。正如作者所说："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三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地主的后代，他本来是很容易从他的爷爷和父亲那里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没有想起这么做呢？那时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满怀文学理想，周遭经历过土改的人不少还在世，为什么在当时自己却没有了解他们和记录下来的冲动呢？廖亦武写道："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一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实，象廖亦武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后代对他们长辈的遭际都很少了解。这就是说，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内部，人们也很少触及，乃至于常常刻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在毛时代，地主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欺凌压抑。他们未必都相信他们的长辈是坏蛋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认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对之宁可回避。有些人则下意识地感到，彻底了解真相是会有麻烦的，是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们也不会去追问。
毛死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昔日的贱民恢复了名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少57年的右派，一时间被视为敢讲真话的英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右派们自然不再忌讳向子女、向公众述说其所受的苦难，许多右派子女自然也愿意了解其父辈的遭际。地主的情况则不同。地主只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满释放。地主并没有平反，他们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是一片不准触动的禁区。因此，幸存的地主不得不继续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则习惯性地继续回避。
再到后来，私有产权的概念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照说这就已经为理论上否定土改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然而，今日中国之荒诞正在于，很多事情其实只隔着一层纸，无需费多大气力就能看穿的，但只要当局还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捂着盖着，多数人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探究那层纸背后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当局已经不可能操控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开表达，它还有很大的操控话题的能力。其结果便是，有些被当局一贯封杀的话题，哪怕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想不起来了。等到我们终于想起这些问题时，它们已经离我们而远去。
地主并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地主就生活在我们的四周，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可是，我们对他们是那样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经不可挽回。我甚至怀疑，今天，有谁能用第一人称写出一部以地主为主人公的小说吗？那是否已经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四
谈到土改，谈到地主，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种人：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
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对地主，起码是对自己地主家庭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直接参加了土改乃至领导过土改运动。因为他们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譬如《地主之殇》作者野夫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野夫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共产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别地参加土改和镇压当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时，在他的家乡，他的地主家族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后，他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从不还乡；直到1994年病故，被一面血红的党旗覆盖，"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这又是一个无可言喻因之也无言而逝的悲剧人生。怎么能不是呢？他们为着一个据说是无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杀人，去杀那些你明知是无辜的人，而你自己的亲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被杀死。但凡还有人性者，怎么能不被这样的革命所撕裂？作为这样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如何能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或许还用这样的话来麻痹自己：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难免也会有一大批好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血污中进步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不能不认识到，那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是虚幻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纵然你绞尽脑汁，力图给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义，可是它绝对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恶。连老农民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何必当初？被革命杀死的千千万万的人何苦被杀死？为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人又何苦牺牲？
主义的布景一旦坍塌，鲜血淋漓的苦难――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难――便还原为苦难而兀立眼前，老革命们情何以堪？当俄狄浦斯最终发现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感到他无法再正视这个世界，于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我们的老革命们则发现他们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堪，剪不断，理还乱，于是只好不想，不说。是的，很多老革命写了回忆录，有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盖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心灵的历史。在应该有心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是空白。随着这一代老革命的凋零，这段空白已无从填补。
五
我尝言："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诚然，历史不是历史书，但是，我们是通过历史书去了解历史的。平时我们说"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说不应该，不是说不可能。暴政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制造罪恶，而且还在于它毁尸灭迹，营造假象，抹杀罪恶的存在，并无耻地把罪恶改成光荣。如果我们由于一时未能战胜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恶的发生，那固然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由于恐惧，由于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努力让它们流传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败。人类反抗暴政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无比遗憾的是，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有一些十分珍贵的记忆不幸沦为牺牲品而湮灭无闻。我们读到的历史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历史很可能就越是残缺不全。纵然有一天我们战胜了暴政，赢得了自由，我们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复记忆。毕竟，我们只能根据有幸留存下的记载重建过去，那些未被记载或被销毁了的事实，势必就永远地消失了。
土改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受难者的土改史和作为心灵史的土改史，已经大块大块地沉没，我们现在只能打捞出一些碎片。亡羊补牢，我们当尽力而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我们已经动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死难者，很多国家修建了无名英雄或无名战士的纪念碑。这里的"无名"当然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甘当无名英雄一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名"、无奈的"无名"――不是我们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记住他们的事迹，而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名字和事迹。同样地，我们在书写土改和地主受难的惨痛历史时，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页空白，以此表明人类记忆的中断或遗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遗忘，让大家知道那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努力倾听、追思和领悟，怀着深厚的同情。
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地带，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曾经提出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墙，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我希望，未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一座中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给所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受难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 原载 北京之春2008年4月号
本文转自 ——独立评论：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60730
2011-09-18
陈光诚兄长南京见网民遭扣 “珍珠”何培蓉派出所被警殴（图）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2011-09-08
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出狱后，一家三口长期遭当局禁锢，其兄长陈光福星期四在南京与多位网民介绍陈光诚的近况时，遭公安驱散，并将他扣押在派出所盘问，而网名 “珍珠”的维权人士何培蓉在派出所遭到公安殴打及抢走手机。
图片：江苏维权人士何培蓉（资料图片）
据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星期四消息，当天上午，南京国保以何培蓉住店未办理登记手续为由，强制带到秦淮分局白鹭洲出所做笔录。被一名不穿制服的男子殴打致伤，并抢走手机。14点40分，才获准离去，但陈光诚的兄长陈光福等朋友仍在派出所。
天网负责人黄琦对本台说，南京警方将在稍候将陈光福遣返回山东。
“管他的几个国保和他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情况。光诚那个（哥哥）可能会遣送回山东，光福，陈光福”。
何培蓉表示，如陈光福被遣送回山东后有任何危险，她将前往营救。她对记者讲述在宾馆客房内，遭盘查的情景。
“我们几个朋友在宾馆里面。警察以我们身份证没有登记为由，说要查我们身份证，查身份证以后，他又说要我们配合他调查，为什么宾馆不查我们，不登记身份证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跟他说，我们没有义务配合你。”
最后何培蓉和陈光福等共六人被公安带走。
她说：“他打我们其中一个朋友。我跟他要人，他说是自愿被关在里面。可是有一个男的过来，他是穿便衣的国保对我吼，‘出去，到那个房间去’。我说我不过去，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要他出示证件，他拒绝出示证件，后来我用手机拍了他一张照片以后，他上来抢我手机，他就大喊，白鹭派出所指导员、民警全部进来强行抢我的手机。”
何培蓉说，在派出所遭到公安殴打。
“在派出所里面办公室的二楼。我的前臂、上臂还有我的腿左边、右边全部破了。这样又来了一个管我的国保，我还跟他说有一个他的同事在里面，刚才就他追打我的。”
记者致电白鹭洲派出所查询。
记者：派出所？
回答：对。
记者：有一个叫何培蓉的女士还有几个朋友，在宾馆里面被你们带到派出所来了，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情况？
回答：你稍微等一下。（换了一人）喂，你讲。
记者：想问一下何培蓉和几位朋友被你们带到派出所来了…
回答：你找她本人联系好不好。
对方说完就挂断电话。
何培蓉曾多次前往山东省沂南县，试图探望被软禁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但受到当局阻挠。也曾遭到殴打和绑架。她相信此事与关注陈光诚一家有关。
记者：是不是跟陈光诚的事件有关？
回答：是的。我这位朋友是山东的，被他们关起来强制做口供的是山东的。
曾帮助计划生育政策受害妇女维权的陈光诚在2006年被判刑四年零三个月，2010年9月刑满出狱后，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家，不让外界探望。
今年一月，何培蓉到东师古村时，遭到当局雇佣的保安毁坏汽车玻璃及殴打，后被当地公安逐出山东，其后她及其他网民多次试图探望陈光诚，但都没有成功。
黄琦谴责南京公安。
“何培蓉长期关注国内弱势群体及维权人士，尤其关注虽然出狱但仍被监禁的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先生一家和他孩子的就学问题，这次被派出所殴打，还抢走手机。公安作为执法机构，知法犯法，这样的行为应该引起社会关注及谴责。”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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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gc-09082011091150.html
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出狱后，一家三口长期遭当局禁锢，其兄长陈光福星期四在南京与多位网民介绍陈光诚的近况时，遭公安驱散，并将他扣押在派出所盘问，而网名 “珍珠”的维权人士何培蓉在派出所遭到公安殴打及抢走手机。
图片：江苏维权人士何培蓉（资料图片）
据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星期四消息，当天上午，南京国保以何培蓉住店未办理登记手续为由，强制带到秦淮分局白鹭洲出所做笔录。被一名不穿制服的男子殴打致伤，并抢走手机。14点40分，才获准离去，但陈光诚的兄长陈光福等朋友仍在派出所。
天网负责人黄琦对本台说，南京警方将在稍候将陈光福遣返回山东。
“管他的几个国保和他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情况。光诚那个（哥哥）可能会遣送回山东，光福，陈光福”。
何培蓉表示，如陈光福被遣送回山东后有任何危险，她将前往营救。她对记者讲述在宾馆客房内，遭盘查的情景。
“我们几个朋友在宾馆里面。警察以我们身份证没有登记为由，说要查我们身份证，查身份证以后，他又说要我们配合他调查，为什么宾馆不查我们，不登记身份证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跟他说，我们没有义务配合你。”
最后何培蓉和陈光福等共六人被公安带走。
她说：“他打我们其中一个朋友。我跟他要人，他说是自愿被关在里面。可是有一个男的过来，他是穿便衣的国保对我吼，‘出去，到那个房间去’。我说我不过去，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要他出示证件，他拒绝出示证件，后来我用手机拍了他一张照片以后，他上来抢我手机，他就大喊，白鹭派出所指导员、民警全部进来强行抢我的手机。”
何培蓉说，在派出所遭到公安殴打。
“在派出所里面办公室的二楼。我的前臂、上臂还有我的腿左边、右边全部破了。这样又来了一个管我的国保，我还跟他说有一个他的同事在里面，刚才就他追打我的。”
记者致电白鹭洲派出所查询。
记者：派出所？
回答：对。
记者：有一个叫何培蓉的女士还有几个朋友，在宾馆里面被你们带到派出所来了，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情况？
回答：你稍微等一下。（换了一人）喂，你讲。
记者：想问一下何培蓉和几位朋友被你们带到派出所来了…
回答：你找她本人联系好不好。
对方说完就挂断电话。
何培蓉曾多次前往山东省沂南县，试图探望被软禁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但受到当局阻挠。也曾遭到殴打和绑架。她相信此事与关注陈光诚一家有关。
记者：是不是跟陈光诚的事件有关？
回答：是的。我这位朋友是山东的，被他们关起来强制做口供的是山东的。
曾帮助计划生育政策受害妇女维权的陈光诚在2006年被判刑四年零三个月，2010年9月刑满出狱后，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家，不让外界探望。
今年一月，何培蓉到东师古村时，遭到当局雇佣的保安毁坏汽车玻璃及殴打，后被当地公安逐出山东，其后她及其他网民多次试图探望陈光诚，但都没有成功。
黄琦谴责南京公安。
“何培蓉长期关注国内弱势群体及维权人士，尤其关注虽然出狱但仍被监禁的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先生一家和他孩子的就学问题，这次被派出所殴打，还抢走手机。公安作为执法机构，知法犯法，这样的行为应该引起社会关注及谴责。”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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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1-5）
滕彪
蒙河边的抗争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一
“你去告吧，去县城告也行，去临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万块钱！”
——题记
2005年4月18日早6点左右，蒙阴县垛庄镇西师古村59岁的刘元成正在为女儿看家，还没起床，突然听到门外有叫喊声；他刚一开锁，一群人（大约九个，他认识其中一人叫韩凤燕）蜂拥而上，进屋到处搜寻，所有屋内搜寻一遍，没有找到他的女儿女婿，这伙人便把刘元成强拉硬拽（两个扭胳膊，一个按头），推进一辆红色昌河车内，直接拉到双堠镇计生办。这伙人就是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员。
双堠计划生育服务站人员把刘元成单独关押在计划生育服务站一间小屋内，第二天上午，他的儿子到双堠计划生育服务站去探望他，门口有人看守，受害人之子询问计划生育工作者，“什么是知情选择权？”工作人员季成修解释说：“到县计生委结扎经体检不合格后，再回到镇计划生育吃避孕药或放环。”他们拒绝放人。刘元成的妻子及儿子下午再次到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探望送饭时，却找不到他了。小屋内及计生委各间屋都看了一遍，都没有。镇里的人都说不知道，母子二人找了一两个小时，无奈只好又回家等待。
下午6点过后，亲属再次去要人，在去镇计生办的路上，发现他躺在营后村村后云彩桥边，无人过问。等他稍有清醒后，经询问才知道，他一天茶饭未进，头脑发胀，反应迟钝，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才放了他回家来找女儿女婿。他在计生办要吃饭，不被允许；当天下午四点，一女镇长（张婷举）满身酒气回来，她和五六名打手打完另外两个被抓的70多岁的老太太，就把他叫到院子里，用扫帚打他后脑，把三把扫帚打得粉碎；之后又用手掌打他耳光。五点多，将他关押在小屋内，并让他坐在水泥地上，把腿伸直，张婷举便带头用脚去跺受害人的腿，他们跺的跺，打脸的打脸，殴打后就用冷水泼到他头上。刘元成说：“你打我，我告你！”张婷举声称：“你去告吧，去县城告也行，去临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万块钱！”她又说：“你是双堠四万人口中的渣子头。”刘说，“我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我不是渣子头。”张婷举说：“我九八年入党的，就打你30多年党龄的！”一边说一边打。他被非法拘押两天一夜，一顿饭都没吃上。
陈光诚是当地有名的维权者，他很快介入此事。报警后，镇派出所来人作了笔录；陈光诚为他准备诉状（4月25日递交，5月9日受理）。
我和郭玉闪、图毕声在临沂调查的最后一天，刘元成老人最后一个向我们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他说，他一生遵纪守法，到了老年却被打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伙畜生，天理难容，难道真没有人敢管此事？我们从电脑上调出张婷举的照片，老人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指着照片激动地说，就是她！
是她。不只一个村民认出了她。我们三个也认出了她。8月14日早晨，我们向日夜监视我们的人一个一个质问的时候，她和另外两个女人就站在村子里；我看她文质彬彬，没忍心去喝斥她。我很难把她的暴行和她的形象联系起来。
在我们之前，李健、江天勇律师、李和平律师、李春富律师来和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来过。江天勇律师和李春富律师来的时候，罪行正在发生。5月9 日晚，江天勇和陈光诚听见有人踹陈更江家大门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他们就赶了过去，这伙人（十七八个）见到外人就往车上退，一车逃跑，一车被拦住，村民质问到，“你们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要跑？”黑夜中，所谓的计生执法者慌忙逃遁。
由于陈光诚和村民的维权行动，沂南的暴力计生运动持续了二十多天，到5月13日，抓人就停下来了，之后也有强制结扎的，但都是用各种纠缠办法。这比其他地方要短；而且，和其他区县不同，沂南没有收每天100元的学习费。在和沂南计划生育局的人员座谈的时候，我最后跟刘文冰副局长说，“第一，沂南的问题极为严重，但是第二，比其他区县做的要好。”不过这里我想说的是，“第一，沂南比临沂市其他区县做得要好；但是第二，问题极为严重。”
一个盲人维权者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临沂计生暴行在沂南县的泛滥。但是他的力量还太小。焦点访谈不理他们，报社记者不敢涉及这个题目，也极少有律师愿意趟这趟混水。一个在临沂电台作法律节目的律师接到这样的电话只说“不合法，但管不了”就匆匆挂了电话。陈光诚跟我们讲：“我当时就站在河这岸，河那边就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犯罪，你无法制止它，那种痛苦无法形容。一个人的力量真是太小。”
2005-8-20
“我家亲戚被抓了22口”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二
三姨夫给我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你三姨就在里头被打死了。
——题记
房钟霞，临沂市费县梁邱镇夏家沟村村民。第一次见到房钟霞是在蒙阴县垛庄镇，费县的四个人来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在陈光诚家的村子被二十多人看守的情况下，走田间小路，赤脚过蒙河，分两批摆脱监视，和费县来的人会合。
房钟霞简单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她已经讲了很多遍：
俺生了两个小女孩梁邱镇就让俺放了环，放环以后也就一直在外打工，也没进站也没检查。在打工的时候怀孕，他们说俺违反了《计划生育法》，四处找俺。2004年农历11月初九，计生人员找俺妈谈话，要求交1000元押金，之后俺妈躲起来了。腊月又找俺婆婆，把东西摔坏，把她抓走，抓了放，放了抓，共三次。俺三嫂子也被逮了三次。2005年二月十九，把我姐夫（梁邱镇西边北艳庄胡勇军）抓走，在镇计生办被关了7天，打了27次。之后抓了我侄子（李强，27岁）、侄媳妇和他们一岁的孩子冉冉。关了一天一夜，侄子被打了14次，脚趾甲被计生人员用大皮鞋给踩掉了。逮了俺娘家的婶子（叫朱邵香，和我一个村的）；又逮了俺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她是外乡镇的。他们见人就逮。2005年的农历三月，俺妹妹（第一胎怀孕已三个月左右）房钟艳因受我牵连也被逮去了。七八个人把她押上车，被关了一天，交了1000元出来了。我妹妹的婆婆（叫张什么荣）也同时被抓，在里面关了一个星期不给吃喝，后来交了1500元学习费后放出来。俺妹妹的公公去送饭时就被扣留了，而且一到就被六七个人打了一顿，关了一天后，他逃了出来。后来婆家的孙子、俺三姨和俺三姨夫（刘开冯）、三姨的孙女（不到四岁）、俺四姨（薛德英）、俺婶婶、俺舅母（小羊庄村，曹云香），都被抓了。俺舅母在车上被打得特别重，100多里路，打了一路，昏迷好几次。用橡皮棍打，用皮鞋垛；好像是打着肾了，有费县人民医院专家开的病历。把俺舅母打得到现在还不能干活。还逮了我五哥的小姨子（郭学兰）、三哥的小姨子（喜家园乡山头村柴玉风）。她本来到俺三嫂家串门的，早晨起来让他们给堵家去了。也不知道你姓什么也不知道你叫什么，逮着就往车拉，不听话就打。
三姨夫给我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你三姨就在里头被打死了。三月十一，我被迫回来，当时已怀孕七个月，被迫打催产针，过了一天，小孩流产，十三日早晨九点，做了结扎，结扎后，四姨才放出来。
因受牵连，房钟霞的亲属被抓走22口，包括3个孩子、一个孕妇和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为了核实情况，我和她说要见见她的亲戚。
第二天在费县梁邱镇见到了她的舅母曹云香，她讲到：
三月初九早六点多，一伙人（我认识的是梁邱镇妇联主任逄某某）去抓我，我在院里烧火，他们把我架走，当时家里有两个孩子和偏瘫的老婆婆。架出了大门，他们就指着头骂我：“我们一夜没休息，来抓人。你沾你亲戚的光，我也沾你亲戚的光。”几个人用橡皮棍打我；他们让我快点走，走慢了还打。上车的时候（车上坐着领着找我的那个婶子），又打我俩橡皮棍，还骂：“你妈个B，熊娘们儿。”又去南燕庄逮了我大姑姐。到计生办，把四大姑姐放下，又让我领着去逮三大姑姐（探沂镇，房钟霞的亲姨）。我说不知道。他们在车上又打又骂：“你这龟孙娘们，你不知道谁知道！”
我被打昏了，醒来的时候，我只知道自己盘着腿，捂着嘴。到了她家，门锁着。他们骂：“你龟孙娘们儿上车！”上车后，又给我推下来，让我带着去找她的邻居，让邻居骗俺三大姑姐说，“你妈病得厉害。”诓回之后，把俺三大姑姐、姐夫都推上车，大姑姐说，“小孙女怎么办？” 小孙女也被推上车。求他们让一个人抱孩子下车，求不下来。到计生办，把俺三大姑姐夫打了；又打俺三大姑姐。我被打了八次；到现在，一站起来后背就麻，小便有些失禁。我被关了三天，交了钱出来。婆婆病更重了，两个孩子（一个高三、一个初二）耽误了两天课；（因无人照管），小猪崽子都饿死了。
这个故事还有个尾声：过了一个月，村里修路搞集资款，镇计生办的人让房钟霞收10户的集资款；她不去，他们就拿铁锨、铁耙砸门好几次。他们为收集资款，见人就抓，见人就打，全村100多户都躲到田野里，晚上也住在哪，持续了两天一夜。为集资款的事儿，共有十多人被打。被迫每人交了134元。后来全村去费县上访（王光玉是代表），每人退了69元。
我给房钟霞和她舅母照了像,问她们提起诉讼是否有顾虑。她们态度很坚定。她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没有哭，她们已经没有了泪水。
她们不知道，我站在村里无人的小路上，悄悄地哭。
一院子的人还在耐心地等着我来记录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脸上只有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迷惘。
2005-8-20
她的眼里没有泪水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三
计生人员用橡皮棍打我哥，打完之后让我打；
我说我不能打我哥；他们又让我哥打我。
——题记
在楚望台的《东庄》里，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控诉：“俺这些年，眼泪也哭干了，心血也耗干了，现在多难过也掉不下眼泪来。”也许我经历的苦难太少了，自认为还算坚强的我在临沂哭了几次。最难受的一次就是听宋花厚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
宋花厚是费县梁邱镇马下沟村人，60岁左右。她的儿媳刘山花头胎是男孩，不让生二胎，2004年十一月初五查出怀孕，已经五个月。刘山花讲，查环员没有给送药具，体检几次又没有查出来，这不能赖她。但她的亲属开始面临大祸。
最冷的三九天，宋花厚被抓往镇计生办，要钱。因为她的另一个儿媳妇缺羊水，得花钱，老人央求：“我给你磕头了。”放回来后三天，又被捉去，这次关了四天，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她记忆犹新。计生办的人要钱：“3000也行，4000也行。”她说，“500，你救救我吧，你不同意，我就撞死在这儿。”出来后，她还得躲，只要刘山花不回来，就抓她。
据刘山花讲，腊八那天，她大姐、五妹、大嫂、二嫂、弟妹，同时被抓；全都被关了五天；每人交了500元，还得请他们喝酒，才放出来。腊月二十三，她大姐、五妹和五妹的四岁女儿，又被抓，关了六七天，共交1000元才出来。五妹不敢回家，二月十八，在另一个村子被抓起来，关了八九天；托人交了1000多赎回来。五妹又跑了，抓了房钟臣（刘山花的大伯子，宋花厚的侄子）。
宋花厚去了计生办，要顶替她的侄子。房钟臣出来。镇计生办的人开始用刑。“他们在里面用橡皮棍打我，又用巴掌打脸，打了十几下，我的牙打出血了。我有病，他们说我是装的。也不给我水喝（有时候看门的给我些水）。我就在水泥地上一晚一晚地蹲着，没铺没盖。”
这一次就蹲了26天；她哥哥蹲了18天，她嫂子蹲了5天。邻居老王（王宝坤）、房东振也被抓被打。这时刘山花的孩子出生了，交了25280元超生费，被关的人拿了钱才出来。
宋花厚说：“我哥哥（65岁）被抓了之后，计生人员用橡皮棍打我哥，打完之后让我打；我说我不能打我哥；他们又让我哥打我。”在记录这一段的时候，我忍不住无声地哭；却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而且还得继续写。真想冲出去号啕大哭一场！就像王克勤调查定州屠杀之后在酒桌上那样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国家计生人员摧残比他们父母年纪还大的老人、施暴之后又强迫亲兄妹互殴，这立即使我想起印尼排华事件中用枪杆子逼迫弟弟强奸姐姐那类暴行。我想不出人性竟有如此邪恶，我想不出一个肆无忌惮地诱发邪恶人性的制度是怎样一个制度。我想不出60多岁的老人受到如此虐刑时是如何看待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我想不出那些披着人皮的计生干部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能不能有些许的心灵的不安。
宋花厚的哥哥因为被关了18天，花生和羊被偷了，一些鸭子、羊、牛犊和小母猪饿死了，损失3000多元。宋花厚说：“我哥哥出来之后，生我的气，一直不跟我见面。他说，你拿3000块，否则永远别来。”
宋花厚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眼中没有泪水。但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却可以看出哭过的痕迹。
2005-8-20
到办公室上课去！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四
“计生办的劳力（男的）用双手抠我的软肋，这个最狠，太厉害了，我们都疼得哇哇哭。劳力都哭得哇哇的，何况是妇女。”
2005年8月13日晚八点，我们与梁淑合来到费县人民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他的妻子裴京兰。她是临沂费县石板镇板桥村村民，50岁，见我们进来，艰难地坐起来，跟我们讲述她的遭遇。
她的二弟（裴京刚，费县石井镇裴家沟村人）超生在外打工。农历今年三月初五上午，四五个人冲到屋里就说：“我们是计生委的（即石板镇计生办），因你兄弟的事抓你！”有推的，有拉的，还祖宗奶奶的骂。第二天早饭后，在计生办的办公室里，四个男子把她的上衣扣解下来，兜起上衣蒙住她的脑袋，被打了一顿；脱掉她的鞋，用粗竹竿抽她的脚心脚面；裤子扣也被拽掉两个。他们打了四五十分钟。裴京兰心有余悸地讲，最疼痛难忍的用刑方法是，“计生办的劳力（男的）用双手抠我的软肋，这个最狠，太厉害了，我们都疼得哇哇哭。劳力都哭得哇哇的，何况是妇女。”
裴京兰被关了30天，每天都被审问，被酷刑折磨。30天中只有解手才让出来，其它时间不让出来。白天想上厕所，喊一声有人给开门，去的时候也是三四个人跟着。晚上喊有时候就不给开了，他们骂：“妈个B，再喊我揍死你个龟孙子的。”她的一个本家的孙子（51岁），喊不开门，只好站在窗户上尿。有个高岩庄的老妈妈，没办法只好尿在盛饭的瓷碗里，从窗户倒出去。被关的人经常得不到水喝，有一次她儿媳的妹妹送了一壶茶，一人一口很快就喝没了，那些人说，要不是沾她的光，都得渴死。裴京兰出来的时候，“衣服臭得不行，都脱不下来了。”
关人的房子，南头有两间，北头有好几间，她的那个屋子有二十七八个人，吃饭不让送，谁送饭就抓谁；他的儿子（梁峰）、没过门儿的儿媳妇（宋丽）以及没过门儿的儿媳妇的妹妹，都是因为送饭被抓的。她的大伯子、大伯嫂子、侄侄媳妇、邻居老韩、三大爷家的二兄弟，都被抓了，关了一天后交钱出来。
在她被关期间，又强行让她带路去抓她本家的四奶奶和四姥爷。他们在地里被逮住。计生办的人跟他们说是裴京兰让他们去抓的。裴京兰讲，“我四奶奶和四姥爷信了他们的话，都怪我。抓到计生办，我哭得不得了。我给他们跪下说，还怪我吗？四姥爷说不怪了；四奶奶还生气。”
梁淑合在家人陆续被抓了之后，才知道是因为他的内弟。“为了尽快解救我的家人，我不得不四处寻找裴京刚，先后去了苍山、临沂、吉林等地苦苦寻找，但都没能找到。”
四月初四交2600元放了，加上赎邻居的钱600元、儿子的钱1000元，共4200元。
惨剧还没结束。7月27日天还没亮的时候，石板镇计生办兵分两路：一路由副主任李子军带领五六个人强行将梁淑合、裴京兰抓走，同时将裴京刚的婶子（温西英）、裴京刚的岳父（朱绍玉）抓去进行禁闭；另一路窜至裴家沟村将裴京刚的叔叔（裴广友）、裴京刚的二嫂（刘成秀）以及邻居13人（裴广明、裴广林、蒋家美、刘洪娥、裴京燕、梁付花、裴彩霞、裴怀伦、裴京国、范银年、李中芳、梁凤玲、李善美）强行抓到计生办关禁闭；早晨五点多，对所有人进行拷打审问；用橡皮棍、用木棍子打。
梁淑合讲：“计生办主任彭京宝嫌审讯没意思，就令我们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彭京宝教着我们怎样打邻居、怎样打亲戚，让我们互相殴打。彭京宝又嫌打得不够标准、不够狠，说我给你们做个示范。他拿起裴京兰婶子的皮鞋底向裴京兰等人的脚面上狠狠地打了几下，当时裴京兰就哭了，脚面子肿得像馒头一样，鞋都穿不上了。”
后来邻居每人交100元押金后陆续释放回家；7月29日梁淑合的拘禁被解除；他的妻子却再次惨遭毒手。裴京兰讲述了噩梦般的一夜：
7月29日晚上计生办只关了我一个人。十点多，四个人喝酒喝得趔趔趄趄，有彭京宝、李子军，还有两个叫不上名，但我认得（她丈夫说，叫阎京堂、孔祥国）。我上茅房，他们跟着；我回来要睡觉，他们说，“走，到办公室上课去！”
我看他们醉酒就害怕，说：“在这屋不行吗？”
他们骂：“不行!妈个B的，由得你了，快走！”
到了计生办公室，他们关门，关灯。
我说：“别关灯，我害怕。”
他们说：“由不得你！妈个B，你让不关就不关吗？”
他们让我趴在地上，不让我抬头。有人掐我脖子、他们都围着我打。用脚踢下半截身子，还用鞋底抽屁股和脚；他们说，“往狠里打！打完，非得再喊人打你！”持续了20多分钟。打完了他们说，滚！
我被打得都不能走了，歪里歪斜地到了南边屋子里，哭了一夜。我用两个桌子把门顶起来；但李子军又闯进来用两指戳我脑袋。我哭到早晨四点多，也没有人开门。
第二天，梁淑合接到石井镇分管计生工作的解凤军（镇宣传部长、组织委员）电话来领人时，见到妻子“躺在连椅上，浑身是伤，身子一动也不能动，只知道哭不知道说话。”他去找彭京宝，彭说：“我没打。” 他把彭拽到妻子跟前，妻子认出他来，他先是抵赖，后来承认了。裴京兰的叔伯兄弟愤怒至极，打了彭一嘴巴。
在裴京兰被殴打两周之后，我们在费县人民医院复印了她的病历。在7月31日的《入院记录》上写着：“主诉：头胸部外伤伴疼痛一天。现病史：患者于一天前与当地计生委人员发生纠纷，被打伤头胸部等处，当即感伤处痛，头痛头晕，无恶心呕吐及明显意识障碍，胸痛胸闷……”
在《病历纪录》上写的是：“患者于一天前与计生委工作人员发生口角，被其打伤头胸部，当即感觉伤处疼痛，令（另）感头痛胸痛……右枕顶轻压痛，右前胸压痛，双足指稍青紫，压痛……”
我做了一天的纪录，脖子都要累折了；我们又愤怒、又伤心，又饥饿、又困顿，还要摆脱追随我们的政府官员，于是告别梁淑合、裴京兰，我们的面包车在漆黑的午夜寻找吃的和住的地方。
2005-8-21
不扎也得扎！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五
杜凤泽指着她的鼻子说：“这伙人已经说了，你扎也得扎，不扎按在手术台上也得扎！”
——题记
2005年农历三月初十, 沂南县孙祖镇南硖石村村书记宋祥瑞叫村民胡丙美去结扎；以前说过不要钱也不结扎,现在又要结扎了，34岁的胡丙美心里不服。村书记说:“我跟你说，今天去给100元，第二天就50元；再晚抓去就什么都没了，结扎费还得自己交。”胡丙美说：“国家叫扎，就扎。我也不能另一个样。但我得照顾孩子（4个月大），对象在广东，等他回来我再扎。”头一天扎了七个；有三家躲起来了。
4月5日，她带孩子回娘家打针，镇计生办的一车人（六七个）找到她家，问孩子在哪？她说在屋子里睡觉。计生办的尹纪荷（音）进屋把孩子直接抱上车；她也被推搡着上了车。拉到她村子，叫她婆婆把孩子抱走。又拉到石门亭村，一伙人下去抓人。她和村妇女主任、一个计生人员到了县中医院。
做检查，量血压，160，偏高，等一会再量，还高；等两个多小时，还不行。医生拿材料找专家鉴定；专家摇头说不能做；医生跟院长商议，出来跟计生人员说，为安全起见，不能做。计生人员答应了；他到楼梯口向上汇报：“这边不给做。”一会儿，他手机一扣，拉我直奔县计生服务站。抽指血，量血压，160。让计生办的人拿了降压药给她吃了；三小时后，血压还是160，大夫给姓袁的女副站长打电话，袁站长（个不高，方脸，白，瘦，其丈夫是B超室的王大夫）过来说：“尽管做就是。”
胡丙美：“中医院检查过了，专家说不能做，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做是可以做，如果身体出问题，你得负责！”
袁站长：“滚滚滚！”
计生办的人说：“人家叫扎你就扎，你这样说人家生气。”
后来又拉一车人来。镇上的工作人员指着胡丙美的鼻子说：“你扎不扎！”
胡丙美说：“如果没上中医院，不知道情况，我就扎了；现在专家说我不合格。”
沂南县计生局副局长讲计生服务站站长杜凤泽来了，他问：“孩子是生的还是剖的？”
“生的。”
“生的没事，这点小手术算什么？”
“如果做，你得给我写证明，一旦发生问题，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
镇上的那伙人指着胡丙美的鼻子说：“就你事儿多，快扎就行了。”戳得胡丙美向后退了几步，不让她说话。杜凤泽也指着她的鼻子说：“这伙人已经说了，你扎也得扎，不扎按在手术台上也得扎！”
胡丙美：“你得按个手印儿，出问题你负责？！ ”
杜凤泽：“我负责！医生按个手印儿就是！”
8月15日，胡丙美在陈光诚家向我们讲：“我被逼进手术室，又害怕，又生气。他们拿来单子直接叫我签字，我也没看就让我按手印儿。我签得歪歪扭扭的。”8月16日，和沂南县计生干部座谈时，县计生服务站一个姓吴的副站长多次强调结扎手术全都由当事人自愿签了字。我就详细讲了胡丙美的故事，我说，“她先是被村干部哄骗和威胁，后来孩子被强行抱走，体检不合格后被镇计生人员和县计生服务站站长辱骂，还说扎也得扎、不扎也得扎；在这种情况下签字也表明她是自愿的吗？”在整个座谈过程中飞扬跋扈的吴站长一时语塞。
胡丙美说：“结扎那天，是我来例假的第二天，正是血最多的时候。结扎完了，回去身体就不能动弹，脑袋一晕，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要小便，俺娘硬拉也拉不起来，到床边，刚站起来就仰倒；腿一晃一晃的，小肚子痛得受不了了。”让村妇女主任来，她说给找大夫来看看。镇上医生天黑来了，又走了。胡丙美的妈妈说：“不合格了还给扎，这不是要她的命吗？”村里都知道了体检不合格也给结扎的事。
六七天后，她疼得受不了，肚子肿个大疙瘩，村书记给她计生服务站的电话；电话里的人说：“有这种情况（指剧疼、肚子肿）。也许你肠子拧上大疙瘩了，你放心就是。”
术后十天左右，她的疙瘩太大了，肚子都青了，就让村主任找计生办；村主任说给问问，就没动静了，第二天打电话，他说不管了。
胡：“你怎么不管？你领着人去时怎么说了算？”
书记：“镇上让我干我就干！”
胡哭着说：“你替镇上办事这么痛快，村民让你办事咋这么难？”
到了手后的第十三天，才有车过来送她去医院，镇计生办的胡发宣同去。又要割第二刀；她很害怕。开完第二刀，住院十天，拆线，做B超，里面还有淤血。杜局长等人商量，唯一的办法是使针头抽！胡丙美一听，就哭了：“俺怕受罪怕受罪的，怎么又要用针头抽！俺是人啊，不是袄，要掏就掏，要蓄就蓄——”杜局长说：“你哭什么，甭说两次，三次四次的都有！上去！”胡丙美要求转院，杜局长和吴站长说：“抽也不一定抽好！”7月5日，去县医院复查，做完CT后疼得受不了了。结果是，里面已经不是瘀血，而是斑了。医生说，只能回家慢慢养着。
后来她去村书记宋祥瑞家，书记说：“你给我滚出去！你有本事让我下来，你有本事你当啊！”
找镇里，要求赔偿。镇副书记刘镇峰说：“门儿都没有！”
8月8日去找县计生服务站，在那等了一天没等到，原来杜凤泽局长从后门溜了。
胡丙美在讲述过程中哭了好几次。她用手按着肚子，有气无力地靠在椅子上，一脸的愁苦和无助。
吴站长和我们谈到胡丙美时，承认了血压高也给开刀以及刀口血肿的事实。他辩解说，160是临界点，可开可不开；加上她恐惧导致手术不成功；而且做手术没有100%成功的。不管病人血压高、充满恐惧的事实而强行手术，出了问题后拖、躲、骗、横。联系到强制流产、株连九族、抓人、关人、酷刑、打死人的事情，我们感叹到，临沂的计生工作者真是视人命如草芥。是一个什么力量驱使他们这么做呢？
2005-8-21
学习班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六
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
——题记
临沂市三区九县在这次运动式的计划生育大行动中，有一个号称“学习班”的东西。今天50岁以上的人对“学习班”这个词应该并不陌生。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简称“学习班”；它一开始是通过反复学习“老五篇”、毛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让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但后来演变成了比监狱还恐怖的东西，无数人在里面受到肉体折磨、洗脑和精神摧残，被打死的和自杀的也不胜枚举。它是奥威尔101号房间的中国式克隆，是中国的集中营。
“学习班”这个文革的幽灵在2005年的山东临沂死灰复燃；不过准确地说，这个幽灵一直游荡在全国的计划生育运动中和打击法-轮=功-团体的运动中，从未消散。但临沂的“学习班”却如此切近、如此惨烈，我亲眼看到它给人们留下的肉体伤痕、亲耳听到它的种种恐怖，并从受害人的哭诉中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精神摧残。这一切让我深感震惊。
抓人是学习班的第一步，在抓人之前，学习班还只是乡镇政府的几个办公室或空房子。通常是四五个计生人员（本文所称计生人员，绝不仅限于计生办、计生委、计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包括了负责分片儿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参与打砸抢的打手），多的时候是30多个，坐着一两辆或三四辆车，在深更半夜、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黎明之前，叫门、别锁、砸门、翻墙、砸玻璃，一拥而入。
沂南县双堠镇的陈庚江讲，“2005年4月19日11点左右，天下着雨，我在家看孩子，听见门哐啷一响，三个人猛地闯了进来，厉声说到：走，镇长有请。……紧接着又进来二三人（其中有韩玉林、徐圣厚），当时慌乱没看清楚，他们一齐包抄过来，猛扑上来，其中一人说，你老实点！把我拉出门外，强行绑架……有拧胳膊的，有按我脖子的，往外死拉。”
沂南县界湖镇东明生村张德路讲：“早晨五点在烙煎饼，妇女主任带着七八个人叫开门，让我女儿（张成爱）上车：他们说：你不上车，抬着也要抬上车！（我女儿）就被抬上车，抓到镇计生办的小屋里。”
费县梁邱镇西后柱子村56岁的门守花在控告信上写到：“（因受二小姑牵连，）今年农历三月初四早晨六点半左右，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计生委一行人手持警棍木棍，突然闯入房间内拳打脚踢，强行押上车，逮到计生委大院的几间闲屋内关押起来。”
梁邱镇西后柱子村的杨培荣写到：“我因女儿的三大伯哥超生而被抓，抓我的时候是夜里，梁邱镇计生委一伙人就闯进了我的家中把我从床上拉下来，连当家人也不叫给说，就把我拉出了门外拳打脚踢，打完了扔到车里，送到梁邱，一天打两回。”
老辈人说，这样的景象，只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出现过。“他们比鬼子还厉害。”（《临沂市“扎”连十族》）
被抓的人有时候被告知是“去学习”，但他们被押进的这个“计生学习班”却极其独特：没有桌子，没有教材，没有老师，教具是警棍、木棍、橡皮棍，负责用刑的则是受过“保先”教育的“计生人员”和雇来的外地打手。而学费是每人每天100元；有时还得托关系、请喝酒才能放人。
梁邱镇桃花顶村的张建富：“他们把我带到一件黑屋里，用木板、橡皮棍靠打我，把我打昏后再用凉水泼醒，我浑身打颤。他们又问：‘到底说不说，你侄子到底在哪里？’我说真的不知道。他们又把我打昏，用凉水泼醒我后把我押到一件屋里，一共扣押我半个月。”
梁邱镇61岁的张宗华老人：“抓到计生办，进去就被踹倒了，七八个人穿着皮鞋踩我、踢我。眼眶被打淌血了，胳膊也被打破了。我被打得昏过去了。”
梁邱镇44岁的徐长军讲的这种刑讯方法，几乎费县的每个被调查者都遭遇过。“张庆华、范守会、李良儒、刘文富、裴京栋、李天宝6人让我协助找我叔伯兄弟徐长庆，我说行，但不知道在哪儿。于是两个人就把摩托车头盔倒扣在我头上，两个人拧我胳膊，有人从后面用脚踢在我腿弯儿处，有人按我，使我跪在椅子桯上。张庆华说，‘每人打50橡皮棍！’六个人都打了，有的超过了，有的不够50下。张庆华问，打够了吗？他们说够了。张庆华说：‘再让上点儿！’又打。” 徐长军被打得眼圈发黑、晕头转向，第二天被两个人从车库里架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了人形，手一松，就摊在地上了。
梁邱镇上阳庄的肖瑞兵（44岁，独身）回忆那时的情况：
“晚上镇计生委的人酒足饭饱醉醺醺地来审讯我，首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把椅子翻过来，四脚朝天，把我按在椅子腿中间，一人按住头，用橡皮棍就打，我与他们辩理，他们就打得更凶狠。并说，打死顶多赔偿埋葬费两万元。他们六七个人一拥而上用橡皮棍往我身上乱打，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昏死过去之后，三个多小时还没有醒来，他们就用一同凉水把我泼醒；泼醒后他们说我装死，又有两个戴头盔的蒙面人用橡皮棍狠狠地毒打，直到再次昏死。”
施暴者用摩托车头盔蒙住受刑人的眼睛，或用强光照着受刑人的眼睛，或蒙住自己的脸，反映了他们犯罪时的心虚：也预示了他们将放纵自己的兽行，因为被打者看不见他们狰狞的面孔。
被费县新庄镇计生办抓去的刘西东说，“关在屋里，打灭灯后，又是这种打法；我不趴，三个人把我按上去打我，椅子歪了，我趴到了地面上，他们就把椅子放在我腰上，两个人踩着椅子，一个人踩着我的脖子，另两个人用橡皮棍抽我，还有一个拿手电筒的。”
学习班的酷刑花样繁多，有让受刑者脱下衣服拿警棍抽的，有抠软肋的，有抽耳光的，有拔头发的，有踩脑袋的，有拿皮鞋打脚面的，有用口袋把人套起来打的，有卷起报纸抽嘴巴的，有拿木棍敲脑袋的，有强迫蹲马步的，有连番审讯不让睡觉的，有不给吃、不给喝的，还有专门的“水牢”——暴力已经日常化了，暴力语言也日常化了；伴随着酷刑的是无时不在的精神威胁和人格侮辱。
张宗华老人说：“他们天天指着鼻子骂你。我们天天哭，加上被打伤了，根本吃不下去饭。”另一个老人讲，“他们不打我们的时候就骂我们，祖宗三代的骂。”而一边打一边说“打死你也就一万元埋葬费（有的说两万）！”也是多数施暴者惯用的一句话。不幸的是，打死人的时候真就按这句话说得办，甚至也一万元也拿不到。计生口号同样充满了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暴力：费县新桥镇胡家庄村张贴的计生标语是：一孩放、二孩扎、不扎就动法。费县探沂镇石行村张贴的是：对非法生育者坚决从严惩处。其他地方还有“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山东民间流传的计生口号则是：“喝药不抢瓶、上吊就给绳”、“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学习班的生存环境本身就构成对人格的极大侮辱：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下坡村58岁的陈百高讲：
“就在哪儿（学习班）押着不让出来，这边(东边)一个大尿罐。这边（西边）一个大尿罐，东边里男的，西边是女的，一个屋里男女60-70口人。唉！女的那边尿都淌到这里，晚上都没法睡觉。简直是……不是人住的地方，拿着人不当人。一个屋子男的女的都关在一起，有时候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有时候60-70人、有时候40-50人。”
兰山区义堂镇的孟凡芝说：
“关的那天晚上有10-20多人。休息就坐着，白天晚上都在那儿坐着。不能躺也没有地方躺，妇女和劳力（男人）、老的少的都在一个屋里，大便小便都在一个屋里。上厕所也不叫出去。上厕所就在屋里挡了一个小刨花板，就这么高低（大约1米左右）。人在这地方吃饭，那儿就是拉屎茅（距离大约2米）。”
夏家沟村的夏兴荣说：
“四十多口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混合关在一起。到了晚上8点他们就锁门，第二天早上六点开门，这期间不管有什么事一概不管。在这段时间吃饭不敢多吃、喝水也不敢多喝，（因为）一但要解手就麻烦了。人瘦干了，光这一样别说挨打了，光受控制就把人困死。”
梁邱镇的门守花说：“名义上是办的学习班，实际上是打人骂人的‘劳教所’。”村民张宗喜（残疾、单身）也被弄去学习，他在控告信上说：“那里好像是人间地狱。”
文革中的一些学习班实行“三不准”：“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而临沂计生学习班比文革更残忍：不准顶嘴（顶嘴打得更狠）、不许出屋门、晚上不许上厕所、不准送饭（谁送谁也被纠进学习班）。
制造恐怖一开始是为了迫使受刑人找到自己的亲属或邻居，但后来制造恐怖自身成了目的。梁邱镇桃花顶村村民张宗学被打昏、冷水泼醒后，一个领导走过来说：“这叫杀鸡给猴看，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厉害。”有人向我们说：“说实话也打、不说实话也打。”答应找人也打、找到了人也打；清醒时也打、喝醉了也打；交钱也打、不交钱也打；想告状的打，不想告状的也打；反抗的打、不反抗的也打；本乡镇的打、外乡镇的也打；壮小伙子打、老弱病残也打。计生干部成了以施虐为乐的虐待狂，成了打人打红了眼的职业打手。我们的制度一度是左倾竞赛、鼓励残忍，临沂的计生学习班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制度其实远远没有和我们告别。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如何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还有待研究。
到底有多少人被非法拘禁在学习班里？据陈光诚粗略统计，临沂共有1080万人，约有占人口12‰的人被强制结扎，即13万人；被牵连的亲属和邻居每人有3-30人，以4人计则为52万；被拘押的时间一天到三四十天不等，以三日计则为156万天（约合4300年），每人每天收学习费100元（有的地方在这次运动中没收，有的则多收数倍，但多数为每天100元），按60元计，则为9300多万元。这还是保守的估计。而农民的血汗钱买来的是暴行、屈辱和恐怖。
计生学习班制造的恐怖一直到现在还统治着很多村民。不敢接受我们调查的、不敢去报案的、不敢去法院起诉的、不敢让我们录音和拍照片的，不计其数。恐怖，弥散在山东临沂的各个村子，深入到亲历酷刑折磨和听说学习班故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2005-8-22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7-10）
滕彪
向人性宣战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七
损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儿媳妇宣布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了。
——题记
很多人用“野蛮”来形容临沂的这次计生运动，我觉得“野蛮”二字远远不能显示其罪恶的程度。这种邪恶超出了违法行政、滥施暴力、疯狂敛财、迫害人权、扼杀自由的范围；它摧毁和企图摧毁的东西是民间社会的伦理基础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对亲情人伦的强调，尽管这与熟人社会的结构有关，但我相信即使在将来工业化、现代化程度很高之后，这种亲情关系仍然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值得嘉许的特色，是中国人心理世界的重要一部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即使没有事业上的追求，那么亲情之爱完全可以成为我安身立命之所在。我可以为了亲人友人的爱和我对他们的爱而活。
临沂计生的株连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株连。一个老党员受害者痛心地对我们说：“古代皇帝株连九族都没干过的事，让共产党给干了。”
房仲霞的家属有22口被株连。先后被抓、被关押、被打、被收学习费的有她的婆婆、三嫂子、姐夫、侄子、侄媳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岁）、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亲妹妹（孕妇）、妹妹的婆婆和公公、婆家的孙子、三姨和三姨夫、三姨的孙女（不到四岁）、四姨、婶婶、舅母、五哥的小姨子、三哥的小姨子等等。只要和她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被发现就跑不了。这还不是最多的。很多人被抓进去好几天之后，才知道是受了哪个亲戚的牵连。
还不至于此。除了亲戚，邻居也要遭殃。干部们执行的政策是方圆数十米乃至数百米的株连（有的推行十户联保政策，一户出了问题，十家受处罚），连户的长度，有时候说是50米，有时候说是200米或500米，有时候就干脆整个村子连坐，一人有问题，全村见人就抓。（“有问题”是村民的说法，实际上躲起来的、逃跑的人中只有极少数是超生的情况，而且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不能对她们实行强制堕胎；多数是为了躲避被结扎，而按照法律，采取哪一种避孕措施，应该由当事人自愿选择。）最厉害的时候很多村子没有一个人晚上敢呆在家里，连续几夜睡在田地里。堪称是法西斯式的恐怖。费县梁邱镇的门守花写到：“他们由乡镇戈壁们的工作人员临时结合在一起，号称‘计划生育工作组’不分黑白昼夜，随时随刻派车到各村逮人、抢人，一村如有一个外逃户，他们结合本村人的检举，就逮亲戚、逮邻居、逮亲戚的邻居，逮居住房屋150米之内的人，甚至整个村见人就逮，弄得百姓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家家户户不敢开灯，夜里在田间地头睡觉，完全跟抗战时期躲日本鬼子一样。”
探沂镇丰厚村一位叫石明理的老军人，因儿子超生被抓；当兵的军官儿子说情之后，石老汉被放了。于是工作组就去抓他在另一个村的女儿与女婿。女婿爬上房顶从西邻居家房顶上跑了；于是抓走了西邻居季振钢。季家媳妇天天到石老汉家骂；石老汉过意不去，要求替换季振钢。工作组不肯，他在电话里听到季振钢被打的惨叫声。季家媳妇又来骂人了；善良的老汉石明理羞愤中喝下农药自杀。
株连政策破坏了和谐的亲邻关系，是村民诚惶诚恐，怨气丛生。计生人员有时候并不是找不到他们要抓捕的对象，而是故意让亲戚、熟人带路，一来推托自己的责任（“是你侄子带我来抓的，不是我”），二来斩断血缘纽带、破坏亲邻关系、制造仇恨、分化瓦解、阻止村民联合抵抗，以利于他们更有效地开展恐怖工作。费县梁邱镇夏家沟村夏京山的故事典型体现了这点。
三月初八天不亮，计生办七个人把我和我家属（媳妇）抓上车，问我，你二哥在哪？我说，他打工去了，不在家。他们撬开二哥(夏京江)家大门，看没人就出来了；打我一橡皮棍，又让我领着去抓夏京为、夏传云；夏京为被抓。又去夏传邦家，把她的儿媳妇打了，抓了。……三月初是晚上，审问我是否知道二哥去哪了。我说确实不知道。他们就拿橡皮棍打。又让被抓的曹云刚拿橡皮棍打我；我疼得受不了，大喊，范守会（梁邱镇计生干部）打我嘴不让我喊。打完我动不了了，还让我领着去抓人。到夏京发、夏京河家：每人。他们骂：“你妈了个B，哪里没人你往哪儿领！”……凌晨一点左右又去夏京江家，撬开大门，砸开屋门；京江他娘在睡觉。他们骂我：“妈个B，都十（岁）了”。出来砸邻居家门，没人；去后院夏传才家，没人，把玻璃全砸碎。又去夏京纯、夏京成家……张庆华（梁邱镇计生干部）这伙人说：再抓一个！我说没人了。他们说：“你妈个B，有的是人！”又下去抓了夏兴代。问我他姐妹家。一人说，他三姐夫杀猪的，不安全。另一人于是说，不去了。……去抓京江的大姐，我认不准门，他们骂：“你妈个B！弄不准。”让我喊门，我弄不准，他们揣我，拿铁棍捅我。出来人，不是京江的姐姐，是邻居，还是把她家男的拽上车了。
费县石板镇板桥村的梁淑合讲：“计生办主任彭京宝嫌审讯没意思，就令我们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彭京宝教着我们怎样打邻居、怎样打亲戚，让我们互相殴打。彭京宝又嫌打得不够标准、不够狠，说我给你们做个示范。”
毫无节制的株连政策已经破坏了血缘亲情和村社的伦理纽带。
60多岁的宋花厚和她65岁的哥哥被抓去后，计生人员强迫亲兄妹二人互打。她说，她哥哥因为被关了18天，花生和羊被偷了，一些家畜饿死了，损失3000多元。“我哥哥出来之后，生我的气，一直不跟我见面。他说，你拿3000块，否则永远别来。”
费县梁邱镇的夏兴荣说，“损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儿媳妇宣布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了。她说：‘你要是不领俺的门，俺什么事也没有。我跟你断绝关系，不养你老了。’……儿女不问（不管）我，这笔帐我要跟他们（政府）算清。我儿女不问我你得问我，我指望你养老。”
费县石板镇板桥村的裴京兰在被关押期间，计生人员强行让她带路去抓她本家的四奶奶和四姥爷。计生办的人跟他们说是裴京兰让他们去抓的。裴京兰讲，“我四奶奶和四姥爷信了他们的话，都怪我。抓到计生办，我哭得不得了。我给他们跪下说，还怪我吗？四姥爷说不怪了；四奶奶还生气。”
金家沟村的刘西东说：“小叔子（和媳妇）生完二胎回来后，我骂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再不跟我说话了。”
这就是学习班，旨在摧毁乡村社会人伦基础的学习班。它让兄妹失和、父子断交、友人反目、邻里成仇。它使和谐的乡村充满怨恨与隔阂、给纯朴的民风注入剧毒。30年前张志新被判死刑，她的亲人还被办了家属学习班，让被逼离婚的前夫和未成年的女儿、儿子表示拥护政府判决，与前妻、母亲划清界限。如今，这个文革邪灵又借着计生干部的暴行、借着极权体制的潜在之毒和被极权制度激惹出的人性之恶，继续在中国大地上逛荡。临沂计生人员的暴行不仅仅是普通的犯罪，它已经越过起码的人道底线，是在向人类宣战，向人性自身宣战。
2005-8-23
“盯关跟主义”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八
“想干什么明说。”
——题记
我们在临沂调查计生工作，让我们惊讶的实际上有两件事：一件是暴行本身，一件是官方对这件事的反应和对我们的态度。
到陈光诚家的当天，镇里就来人间是我们的举动；我们要去沂南县计生服务站调查，被镇计生办的人挡住，说是镇长要找我们谈话；我们摆脱之后，又被县委宣传部的人尾随。后来我们一分为三，金蝉脱壳，才得以进入县计生服务站。中午，计生服务站的两个干部又试图阻止当事人给我们写授权委托书，被我顶回去之后，又纠缠司机，不让司机走；司机根本不怕他们。
在镇长那见到了沂南县计生局的刘文冰副局长，谈了一会儿，村民对他的谎话官话激烈反驳，他只好匆匆结束了谈话。黄昏时我们从田间小路，赤脚过蒙河，才摆脱监视来到蒙阴县会见当事人。
我们在的那几天，陈光诚家所在的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天天有人看守，十几个到二三十个，两三人一组，明哨暗哨，固定哨流动哨，昼夜值班。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一辆到三辆车尾随，有时候是偷偷跟踪，我们快他也快，我们停，他也找个角落里停下；有时是明着跟随，车离我们很近，明白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的任务。
见到陈百高（临沂兰山区夏坡村）时，他刚被大队叫去谈话。一开始不敢跟我们讲，他说：“这个事（计生的事）说什么我也不讲了……小朱宝村的一个村民因检举党委书记，五六天前双腿被打断了。”在兰山区的调查被跟踪者破坏了。一辆警车见到我们立即尾随过来，我们的车赶紧钻小路，七拐八拐，才摆脱了尾巴。
唯一一次住宾馆，他们三十多个人则闯进房间内进行直接威慑。有临沂市的司法局副局长贺法利、沂南县计生局的副局长刘文冰，还有自称是公安局刑警队的人。他们在另一个房间里带走小苏、小刘，对盲人陈光诚动也动手动脚。实际上在我们邻近的其他房间里，已经住进了他们的人，与我们同行的村民能够认出来。宾馆楼下有很多车，很多便衣，形势紧张。那时候我们有点害怕，怕的是他们用流氓手段夺走我们的资料（笔记、录音、照片）；如果那样，就损失太大了。但是又没办法：出去复印，正好被他们逮个正着、也暴露了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后来证明，他们不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资料）；去邮局寄，他们肯定有办法劫走；临沂的计生运动可以证明，公权力想做的事，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天下午的跟踪；一辆金杯车把前后的车牌都用红纸蒙起来，跟踪我们到法院后，把红纸撕下扔在地上，我们出来正好发现了红纸和停在马路斜对面的金杯车，于是把红纸捡起来，拍了照；我们往客运站走，那车也跟随着，到了地方，他们分头下车。有一个女的装作去买菜，后来又装着去买冰棍；站牌下有个男的装着打手机；另一个女的装作等车，周围至少六七个人在盯着我们。这一切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过马路去吃饭，装作买菜的那个女的也跟过来；我放慢脚步，问她，跟踪我们干啥？她说：“没有啊，是找人的。”我问她是哪的，她说是莒南县的。后来又问另一个女的，她说是沂水县的，不认识前面那个女的。可我们明明看到她俩在一起说话。车站处处有监视我们的耳目；小吃部老板说外面有人总往店里盯着我们。实际上，我们邻桌的两个男的就显然是盯梢的；我们就故意说些不软不硬的话给他们听。吃完饭，又在隔壁的店里发现了那两个女的；我们进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显得很不好意思。我们又走，她们又跟过来，离我们很近，那意思是说：“我们是被你们认出来了，跟踪你们也是上面的任务。”我给了她们一张名片，说有事可以联系。她们承认说是沂南的。我们开玩笑说，跟踪我们又不是你们的本职工作，你们可以拒绝嘛；要不就要加班费。
沂南的计生干部和我们座谈的时候，计生服务站的吴站长最爱说的是：“中国人太多，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无后为大，农民观念落后。”他还说，“结扎手术，割个小口、打一点药，十分钟就完。”“老百姓认为结扎是一种对身体的伤害，是一种惩罚，从医学上讲，结扎有利于妇女的身心健康。”（我问过一个在计生部门工作的朋友，当地较好地实行自愿原则，而自愿选择结扎的一个都没有！）而对胡丙美、徐西凤（沂南县双堠镇村民，有甲亢而被强行结扎，留下后遗症）的痛苦没有丝毫的同情。他们眼中最重要的是上面下达的生育指标，他们不管群众死活，他们不敢面对细节。
在我的博客专栏上有一个跟贴，有点儿意思：“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整李群？你们这些狗东西到临沂来过吗？这几年临沂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漂亮了，俺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心里高兴！得罪你们了？想干什么明说。”这位“普通老百姓”的话很耐琢磨：他首先想到的是有人“要整李群”，用官场斗争逻辑看一切问题；“想干什么明说”，难道我们说得不够明确吗？他以为一切行动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位如果真是“普通老百姓”，怎么就看不到那些被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者的痛苦、看不到学习班里的酷刑、看不到株连十族的恐怖？
在《临沂市“扎”连十族》一文中提到，费县探沂镇镇长在费县电视台公然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一位姓皮的朋友打电话给临沂市兰山区司法局，回复是：“计划生育是国策，现在有点粗暴，但是只要不打死，致残，其它不算违法，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而国家计生委的回复是：“这是违法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请当地公检法想办法。”而人大、公检法的路也几乎不通。
在我们回到北京后，临沂官员随后赶来，到中央走关系作工作：他们的工作分两块，一块是要求上面保护他们，不能允许曝光；另一块是给调查者的单位施加压力，让我们少管闲事。我们走后，村里统一开会，要求２４小时值班，要求党员要带头拒绝采访。陈光诚则几乎被软禁，走到哪跟到哪；接受我们调查的村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哄骗、威胁。他们在对我们实行“盯关跟主义”的时候，几乎不计成本。用纳税人的钱、用横征暴敛来的“学习费”来掩盖事实真相、打击维权行动，这是他们“出了事”之后的本能反应。这在反映了他们无耻的同时，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心虚。
2005-8-23
人性不曾屈服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九
他们用爱、用宁静的微笑来恢复被破坏的生活；他们用团结、宽恕和理性来对付恐怖主义。
——题记
高智晟有一篇文章题目起得很好，叫《有谁战胜过人性》。他说，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哪种力量曾战胜过人性的纪录，今后也不会有。临沂的暴力计生运动已经向人性开战；我见到太多的泪水、屈辱、伤痕和死亡，却不曾看到作为整体的人性的屈服。
陈光诚从三岁起，就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本来这个世界已经对他极不公平，应该通过声音和心灵让他感到生活更温暖、更光明、更美好的一面。但他听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个让人揪心的故事，是计生人员砸玻璃和打人的声音，是孩子和老人的哭泣，是官僚们的官话、谎话和骂人话。而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他家的院子里种了无花果、石榴、椿树、柳树、梧桐、滴水观音，养了猫、狗和斑鸠；他知道哪一株月季是黄的，那一株是红的。他自学法律，为残疾人维权，卓有成效；他会操作电脑、传真机、复印机；他会英语，朋友分布在世界各地；他的大脑储存着大量的电话号码、声音和道路，去本村的村民家里根本不用别人陪伴，我们这些明眼人经常由他指路；他家的电话像是一个法律咨询热线；这一次他又路遇不平，临危不惧，决心揭开暴力计生的黑幕。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总是很亲切、很乐观，即使在电话被窃听、行动不自由的时候。那一次他在听到李思怡的故事时痛哭不已；我攥着他的手，安慰他。那天我疲惫不已，他就在车上给我按摩脖子。我想陈光诚在当地的威望，不仅仅在于他的法律知识和行动勇气，也在于他那敏感而丰富的心灵吧。
苏永军是个憨厚的村民，在我们调查时全程陪同。有一天早上，他用铅笔写满了几页纸，说是要散发给更多的村民；我看后深感佩服。文章题目是《扎连十族对不对？》，内容如下：
先看我国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九条：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第三十九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三）索取、收受贿赂的；（四）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第四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
还有很多规范计划生育工作的条款，我们不再一一列举，总体而言，公民有选择避孕方法和避孕措施的权利，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强制任何一项避孕措施都是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目前我们这个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已经严重违犯了《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民法》，明显违反了《山东省人口与计划条例》，有关人员已经明显违反了《刑法》，构成了犯罪。
他们这些所谓的政府官员、计划生育人员挖空心思搞国家计划生育拨款、利用这些款项去做伤天害理，违法乱纪之事，这是与人道民主的人类文明主流背道而驰的。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对公民进行非法拘押、殴打、强制流产、强制堕胎、滥施罚款，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我们的正当权利，与他们斗争到底。
更多的村民们已经克服了恐惧，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在陈光诚的带领下，找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途径。8月14日早晨在村子里的抗争，使我们整个行程中最过瘾的一次，也是村民最解气的一次：
前一天我们被迫离开宾馆回到陈光诚家已经夜里两点；20个左右的明哨暗哨，在黑暗的角落里监视我们的行动。这些人心里极为阴暗，他们用手电筒往树上晃来晃去，故意把全村的狗逗得直叫，狗不叫了，他们又用这种办法把狗弄叫，使得村民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想跟他们说一说这事。他们两人三人一组，见我们凑过去就像溜走，我们喊住他们质问说：“你们是这个村的吗？”“你们执行什么任务的？”“都来了，有什么不能说的？”他们支支吾吾地溜走了。又到另一拨（后来知道其中有张婷举）人面前：“你们几天来一直吓唬村民故意把狗弄醒，骚扰村民，这太恶劣了！”另一伙人见到我们，赶紧钻进胡同，我们追上问道：“你们是这个村的吗？”他们说是；这时候村子里的很多人都闻声赶到，说：“不是！”村民群情激奋，纷纷指责他们故意把狗弄醒，弄得一宿睡不好觉。我们警告他们：“不管哪一级领导让你们执行任务，你们都不能骚扰村民，今天晚上决不允许把狗弄叫的事发生！”
我们又去跟另外一人“打招呼”，陈更江和徐玉芝认出了是闯进他们家里并动手打人的徐圣厚：“就是他动手打人，还拿了我摇把子现在还没还！”他说：“我没打！”陈更江说：“你在家里按我头，就是你！”郭玉闪拿出录音笔：“你说的话要负责任！”他说：“我没拿摇把子！”我们问：“你是经管站的吧，你有什么理由闯入村民家里？”他不语。我们问他：“你敢不敢承认你现在说的话？”他说敢。陈光诚逼问：“你到底有没有闯进陈更江家里？”昔日气势汹汹的徐圣厚低头不语，极为狼狈。
有两个领导模样的人走来，我们去问，他们说是买树的。还有一些抓人、打人的计生人员被当事人认了出来，村民和我们一道对他们严厉质问。村民们已经克服了恐惧。几个月来，几十年来受计生人员的欺负，一下子发泄了出来；而且有节制、有依据、有策略。一个村民跟我们讲，就算官司赢不了，这次也解了气了！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像那天早晨一样在这帮官僚面前扬眉吐气了。（第二天县计生局的车来接我们，司机讲，他不知道去哪一家，就先到镇政府找人带路，结果没一人敢去。）
不少因受牵连而被关押、被毒打、被罚款的亲戚和邻居一起过来向我们讲述，他们之间没有隔阂和怨怒，因为他们心里面知道谁在挑拨关系、谁在滥施暴力、谁在敛取钱财。他们在亲友或邻居被抓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替换母亲、替换病人、替换老年人、替换更无辜的人，尽管他们明知道关在里面意味着残酷的毒打和无尽的辱骂。下坡村的陈百高与二儿子二换一换回了儿媳妇；上阳庄肖瑞兵的父亲去替换在里面被打伤的儿子：马下沟村的宋花厚去替换她侄儿，丰厚村的石明理老人要求替换邻居季振钢。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村民对我们都非常友好，第一次见面就没有距离。我们临走时，陈更江的妻子送给我们三人每人一双她绣的鞋垫，设计巧妙，构图精美，做工细致。有这样丰富细腻的心灵，那些对人性宣战的人怎么能得逞？
向人性宣战的株连政策、让亲人互相用刑的暴行（本想用“兽行”，但我还想不出那种野兽会强迫同类亲属互殴）、制造恐怖、仇恨和残忍的计生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农民的纯朴、善良和坚韧，没有破坏朴素好客的民风；人性的光芒并没有被摧毁。他们依然用爱、用宁静的微笑来恢复被破坏的生活；他们用团结、宽恕和理性来对付恐怖主义。他们渴望人道和自由，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2005-8-24
野蛮是如何炼成的？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十
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使我们不被仇恨和恐惧所吞噬？
——题记
在这篇报告里能够记录下的苦难和罪恶，不到我们手中材料的十分之一；我们所调查的对象，不到愿意接受调查者的百分之一，不到全部受害者的千分之一。用罄竹难书已经无法形容：如果写在竹子上的话，恐怕一火车都装不下！我想在这里列出临沂的三区九县：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临沭县、费县、苍山县、沂南县、蒙阴县、郯城县、莒南县、沂水县、平邑县，我们不能遗忘临沂各级计生人员的罪行，就像我们不会忘记临沂民众所受的苦难一样。
需要反思的也太多：计划生育政策早有学者提出质疑，它带来的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溺婴、贩婴等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计生工作中的大规模迫害人权现象历来被国际社会所严厉谴责，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被一些国家当作“酷刑犯”禁止入境；全国计生工作中大量存在野蛮执法现象而很少有人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教育问题；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用大规模运动的方式搞计生工作的问题；基层政府的黑社会化问题；乡镇政权的存废问题等等。笔者无力一一展开论述。这里我只提出一个很多读者都会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计生人员如此野蛮？
我在前文中隐约提到了一个维度，那就是人性。对人性的谴责，对罪行的追惩，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没有在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人性中既有天使、也有魔鬼，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一贯认为，若想更清晰地理解人性的具体表现，就要考察具体的约束条件，也就是坚持社会学、经济学和制度进路：是什么东西让临沂的计生人员如此邪恶？
被调查者、陈光诚和与我们座谈的计生干部都提到了临沂市2004年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临沂大规模野蛮计生运动的发端和“法律”依据。当我们想看这份文件时，计生干部却遮遮掩掩、不予提供；不过在互联网上却很容易搜索到。这份2004年7月9日印发的 (临发〔2004〕18号)《中共临沂市委 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共7000多字，并没有我们想象那样杀气腾腾。（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杀气腾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多数还是注意文明用语的。）它提到了临沂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原因是，“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一孩生育证的取消、婚姻登记手续的简化、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的实施、经费的减收增支、利益导向力度的加大、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的推行等,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1条）此外，“一些同志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既有无所适从、畏难发愁、被动应付现象，也有满足现状、盲目乐观、松懈麻痹的问题。人口计生工作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第2条）
因此提出了一系列严控指标：“确保全市合法生育率保持在97%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之内。”“到2008年全市实现全面创优。”“把出生人口性别比稳定在正常范围内。”“全市出生缺陷发生率控制在6‰以内。”（第4-6条）为此要采取的措施是，“对违法生育的，要严格按照《人口法》、《条例》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对有能力而拒不缴纳的，计生部门要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12条）“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为村计划生育工作第一责任人，村级计划生育‘五职责任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村计生主任、村计生服务员)共同负责本村计划生育工作。（第14条）“推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搞好节育措施落实。坚持‘六是原则’(教育是基础、知情是前提、指导是关键、首选是长效、自主是核心、满意是目标)”，提倡“生育一孩后首选放环、生育二孩后首选结扎”，落实安全、有效的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第17条）
运动式治理需要动员党政各部门的力量，需要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制度” （第26条），计生工作就是“一把手工程”。文件里列举了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政、民政、公安、卫生、药监、教育、计划生育等部门的工作重点，比如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计生部门社会抚养费征收强制执行申请，采取措施提高执行到位率。”（第19条）（对起诉计生人员违法行政的则只字未提）
文件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对各级领导的考评上，也就是与政绩、与官职的升降紧密地挂上了沟。计生工作不仅仅是一票否决权，干不好要丢饭碗，干得好则官运亨通：
“组织人事部门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年度考察、换届考察内容,作为干部提拔重用、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第19条）
“在市纪委监察局等20个计划生育分工职责部门中,实行‘垂直管理、对口考核、排序通报’的条条抓、抓条条责任制,实行查下评上、部门互评等考核办法,加强履行分工职责考核,奖优罚劣。”（第20条）
“党委、政府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计划生育干部,在干部提拔重用、学习深造、岗位锻炼、评先树优方面,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在推荐选举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要有一定比例的计划生育干部。”（第23条）
“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党委、政府和各计划生育分工职责部门，层层签订《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严格考核奖惩。对完成责任目标、成绩显著的单位和计划生育责任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连续五年取得优异成绩的,授予单位‘计划生育特殊贡献奖’，给予‘五职责任人’记功奖励。对工作被动落后的,给予工作警告、黄牌警告；问题严重的实行‘重点管理、一票否决’”。（第27条）
“每年召开人口与计划生育奖惩兑现大会,对先进单位给予表彰奖励,宣布对落后单位的惩处措施。对受到工作警告、黄牌警告和重点管理的单位,限期一个年度内扭转工作被动落后局面，年度内实行月调度、季汇报、半年评估、年终考核的跟踪管理制度。同时,受工作警告的单位,年度内不得当选计生工作先进单位,一年后经考核工作仍被动落后的,给予黄牌警告或纳入重点管理。”（第28条）
“受黄牌警告的单位,已命名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的撤销称号，相应承担五千元的经济责任,计划生育责任人个人负担10%，并不准提拔、不准异地调动，一年内不能扭转被动局面的，纳入重点管理。被重点管理的单位，单位和计划生育责任人向市委、市政府写出书面检讨并由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备案；年度内不能被评为任何先进单位，已命名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的要撤销；计划生育责任人不能被评为任何先进个人，不准提拔、不准晋级、不准异地调动工作，已提拔、调动的要追踪处理;相应承担一万元的经济责任，其中计划生育责任人个人负担10%；一年后工作被动落后转不出重点管理的，根据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第28条）
“村计生主任落实固定补贴待遇,纳入乡镇财政预算,村级其它计生工作人员的报酬采取定额补助或误工补贴的办法解决。”（第29条）
这有点儿接近了问题的核心。官员希望自己辖区内的人口越少越好，这大概算是一个中国特色吧。为了完成上级的生育指标，为了得到奖励、经费和爬升的机会，为了避免惩罚、避免失去权力，各级官僚——从市委书记、市长到村主任、村妇女主任——以及他们的打手——行动起来了。目的是控制人口，手段是不择手段。
据沂南计生局某局长说，2005年给沂南县的生育指标是11,600人，从今年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差不多可以达到11,000人。完成任务不成问题。他提供的数字是，从今年3月到8月中旬，沂南县总共作了7000例结扎。（以此来推算陈光诚的估算数字，被强制结扎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2‰还是相当吻合的。）为什么一定要强制结扎？学医的沂南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吴站长说，结扎有利于身心健康。而陈光诚则一语道破天机：“让他们永远无法再生孩子！”这就是文件里所说的“首选是长效”！我问，假如一个人生了孩子后被强行结扎，配偶和孩子去世了，他/她又和一个初婚的人再婚，怎么保障其生育权？
他们可管不了那么多；在一个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下，完成上级的指令是官员的首选，什么生育权，什么人权，什么苦难，一文不值。不对百姓残忍，就无法通过考核。合法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净增人口数都是硬指标：中央给省、省给市、市给县、县给乡镇，一级压一级，都是签了军令状的（目标管理责任书）。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司法独立的体制下，民众就只有挨刀、挨打、挨骂的份儿了。
在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一位在乡政府干了八年的计生干部坦言：“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中国各地存在数以十万计的计生人员普遍违法犯罪的现象，这也算是一个法学的本土资源吧。私闯民宅、毁坏财产、非法拘禁、绑架勒索、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强行堕胎、强制结扎，都是对上负责对下无责的政绩逻辑的产物。山东的孙文广教授在《国策之灾》中写到，“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当然是违法的，操作者应为此受法律惩罚。但是产生这种基层干部侵权、违法活动的行为的重要原因，是上级的不当政策，一胎化的国策。”
因此费县探沂镇镇长在费县电视台可以公然声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因此兰山区司法局可以说，“只要不打死，致残，其它不算违法。”因此计生人员和打手在用刑时可以说：“打死你也就两万元的埋尸费！”（一个熟悉情况的朋友跟我说，县领导开会讲，计生工作中只要不是故意杀人，就没事。）因此可以政府可以花钱雇用打手，给打人凶狠者发奖金。因此高血压的、甲亢的、不能做手术的也被强行结扎。因此还差两个月、一个月甚至还差一天的孕妇被强制堕胎。因此可以牵连九族、牵连全村。
“尽管现实中的极权统治总是搞得十分残忍、恶劣，但从理论上讲，极权统治的本意却是在于要做好事。”（胡平）政府的本意是要控制人口、提高生存质量，可是他们用的手段却是蔑视人权、降低生存质量。（况且在缺乏民主讨论渠道的条件下，制定的国策很多时候并不合适，并不是在“做好事”。）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缺位使这种动力机制屡试不爽。为什么这一次是临沂？既是偶然又是必然。有两种很接近的说法，一个是听一个军人说的，因临沂的计生工作在山东排在最末，在省计生会议上，市里的头头被省领导狠批了一顿；于是立下军令状，要在一年内打个计划生育的翻身仗。网上一个替临沂政府说话的帖子也提到了“受到省里的批评”这个说法。另一个是说临沂的领导要升官，但因计生工作的问题升不上去。这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因为从上文所揭示的制度逻辑中、从一般的社会经验中可以得出类似结论。这即使不是官场显规则，也是官场潜规则。
受政绩驱使的计生运动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发现了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以罚代法，借国策疯狂敛财。广办“学习班”，大收“学习费”，还有结扎押金、保证金、罚款提成、收受贿赂、贩卖结扎证明和准生证等等敛财手段，带头致富的计生干部被称为“寄生干部”。因此即使没有红头文件的微言大义和上级官僚的恣意纵容，经济利益也会驱使计生人员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临沂的野蛮计生运动是后极权制度的综合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没有民众的参与、官员的任命和考核不受民众的制约而只听令于上级、行政各部门乃至司法部门受控于党委、法院不独立和地方化（资源和人事权力受地方党政的控制）、农民权利被侵害却没有独立的新闻机构关注和报道（中宣部的禁令）、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共产主义传统、愚民教育带来的观念错位——所有这些制度条件都诱发了人性中最邪恶的部分，造成了临沂计生人员的反人类暴行。野蛮就是这样炼成的。没有宪政法治来限制公权力、约束人性恶的一面，这种野蛮就不会结束。
后记：
在我听临沂乡民讲述自己的遭遇时，往往被悲伤占据；在我一字一字写下他们的悲剧时，往往充满仇恨。但我必须抓住理性。在这个年代作一个学法律的知识分子，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我想，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使我们不被仇恨和恐惧所吞噬？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这种耻辱和苦难？
我还想说宽恕；宽恕那些非人的暴行，宽恕我们同类的人性之恶，因为施暴者也同时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但我没有资格。在那些被打死的同胞的冤魂面前、在那些被打伤的兄弟面前、在那些被整日辱骂的老人面前、在那些被强行堕胎的姐妹面前、在那些现在还在被关在学习班里、被殴打、被监视、还在流血和流泪的人面前，我有什么资格说“宽恕”？我的文字不是为了宽恕，而是为了控诉。这篇文章兼作递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控告信，文中提到的那些计生人员绝大多数已经违反刑法，构成犯罪。文中没有提到的临沂市181个乡镇的计生人员有多少人涉嫌犯罪，我们也要求一个调查，为了正义。
为了真相。的确，“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图图大主教）；但是宽恕与和解的前提是真相。在他们掩盖真相、公然说谎、威胁村民、阻碍调查的时候，宽恕又从何谈起？
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相是多么珍贵。生活在真实之中多么珍贵。
感谢陈光诚、郭玉闪、涂毕声、李健、江天勇、李和平、李春富、王振宇、浦志强、高智晟、范亚峰、许志永、萧瀚、蔡楚、夏霖、李雅丽、苏永军、刘乃春、陈更江、徐玉芝、张宗贤、张星水、周洪凌、楚望台、杜兆勇、吴飞、王彦、江登兴等朋友和一切关注此事的人们。
此文献给我的还有三个月就要来到世上的孩子。我每天都和她说话、给她读诗、给她唱歌，我常常听她快节奏而有力的心跳，抚摩她；她轻轻蠕动或隔着肚皮蹬我。她早有了触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记忆……我多么希望，她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安全和自由的世界，一个值得爱的世界。
滕彪， 2005-8-25。
注：
1、本文所称计生人员，绝不仅限于计生办、计生委、计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包括了分管计生工作的、计生工作组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参与打砸抢的打手。
2、本文故事均有当事人录音、照片、控告材料为据。
3、个别人名、地名不知确切写法，以谐音代替。
4、当地村民多用农历，偶尔用公历，均以当事人口述为准。
5、作者滕彪联系方式：againster2003@yahoo.com.cn,关于计生的材料、线索、文章、观点等均可发信交流。
博客专栏：http://www.blogchina.com/new/member/_%EB%F8%B1%EB
转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06598/
滕彪
蒙河边的抗争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一
“你去告吧，去县城告也行，去临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万块钱！”
——题记
2005年4月18日早6点左右，蒙阴县垛庄镇西师古村59岁的刘元成正在为女儿看家，还没起床，突然听到门外有叫喊声；他刚一开锁，一群人（大约九个，他认识其中一人叫韩凤燕）蜂拥而上，进屋到处搜寻，所有屋内搜寻一遍，没有找到他的女儿女婿，这伙人便把刘元成强拉硬拽（两个扭胳膊，一个按头），推进一辆红色昌河车内，直接拉到双堠镇计生办。这伙人就是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员。
双堠计划生育服务站人员把刘元成单独关押在计划生育服务站一间小屋内，第二天上午，他的儿子到双堠计划生育服务站去探望他，门口有人看守，受害人之子询问计划生育工作者，“什么是知情选择权？”工作人员季成修解释说：“到县计生委结扎经体检不合格后，再回到镇计划生育吃避孕药或放环。”他们拒绝放人。刘元成的妻子及儿子下午再次到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探望送饭时，却找不到他了。小屋内及计生委各间屋都看了一遍，都没有。镇里的人都说不知道，母子二人找了一两个小时，无奈只好又回家等待。
下午6点过后，亲属再次去要人，在去镇计生办的路上，发现他躺在营后村村后云彩桥边，无人过问。等他稍有清醒后，经询问才知道，他一天茶饭未进，头脑发胀，反应迟钝，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才放了他回家来找女儿女婿。他在计生办要吃饭，不被允许；当天下午四点，一女镇长（张婷举）满身酒气回来，她和五六名打手打完另外两个被抓的70多岁的老太太，就把他叫到院子里，用扫帚打他后脑，把三把扫帚打得粉碎；之后又用手掌打他耳光。五点多，将他关押在小屋内，并让他坐在水泥地上，把腿伸直，张婷举便带头用脚去跺受害人的腿，他们跺的跺，打脸的打脸，殴打后就用冷水泼到他头上。刘元成说：“你打我，我告你！”张婷举声称：“你去告吧，去县城告也行，去临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万块钱！”她又说：“你是双堠四万人口中的渣子头。”刘说，“我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我不是渣子头。”张婷举说：“我九八年入党的，就打你30多年党龄的！”一边说一边打。他被非法拘押两天一夜，一顿饭都没吃上。
陈光诚是当地有名的维权者，他很快介入此事。报警后，镇派出所来人作了笔录；陈光诚为他准备诉状（4月25日递交，5月9日受理）。
我和郭玉闪、图毕声在临沂调查的最后一天，刘元成老人最后一个向我们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他说，他一生遵纪守法，到了老年却被打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伙畜生，天理难容，难道真没有人敢管此事？我们从电脑上调出张婷举的照片，老人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指着照片激动地说，就是她！
是她。不只一个村民认出了她。我们三个也认出了她。8月14日早晨，我们向日夜监视我们的人一个一个质问的时候，她和另外两个女人就站在村子里；我看她文质彬彬，没忍心去喝斥她。我很难把她的暴行和她的形象联系起来。
在我们之前，李健、江天勇律师、李和平律师、李春富律师来和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来过。江天勇律师和李春富律师来的时候，罪行正在发生。5月9 日晚，江天勇和陈光诚听见有人踹陈更江家大门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他们就赶了过去，这伙人（十七八个）见到外人就往车上退，一车逃跑，一车被拦住，村民质问到，“你们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要跑？”黑夜中，所谓的计生执法者慌忙逃遁。
由于陈光诚和村民的维权行动，沂南的暴力计生运动持续了二十多天，到5月13日，抓人就停下来了，之后也有强制结扎的，但都是用各种纠缠办法。这比其他地方要短；而且，和其他区县不同，沂南没有收每天100元的学习费。在和沂南计划生育局的人员座谈的时候，我最后跟刘文冰副局长说，“第一，沂南的问题极为严重，但是第二，比其他区县做的要好。”不过这里我想说的是，“第一，沂南比临沂市其他区县做得要好；但是第二，问题极为严重。”
一个盲人维权者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临沂计生暴行在沂南县的泛滥。但是他的力量还太小。焦点访谈不理他们，报社记者不敢涉及这个题目，也极少有律师愿意趟这趟混水。一个在临沂电台作法律节目的律师接到这样的电话只说“不合法，但管不了”就匆匆挂了电话。陈光诚跟我们讲：“我当时就站在河这岸，河那边就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犯罪，你无法制止它，那种痛苦无法形容。一个人的力量真是太小。”
2005-8-20
“我家亲戚被抓了22口”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二
三姨夫给我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你三姨就在里头被打死了。
——题记
房钟霞，临沂市费县梁邱镇夏家沟村村民。第一次见到房钟霞是在蒙阴县垛庄镇，费县的四个人来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在陈光诚家的村子被二十多人看守的情况下，走田间小路，赤脚过蒙河，分两批摆脱监视，和费县来的人会合。
房钟霞简单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她已经讲了很多遍：
俺生了两个小女孩梁邱镇就让俺放了环，放环以后也就一直在外打工，也没进站也没检查。在打工的时候怀孕，他们说俺违反了《计划生育法》，四处找俺。2004年农历11月初九，计生人员找俺妈谈话，要求交1000元押金，之后俺妈躲起来了。腊月又找俺婆婆，把东西摔坏，把她抓走，抓了放，放了抓，共三次。俺三嫂子也被逮了三次。2005年二月十九，把我姐夫（梁邱镇西边北艳庄胡勇军）抓走，在镇计生办被关了7天，打了27次。之后抓了我侄子（李强，27岁）、侄媳妇和他们一岁的孩子冉冉。关了一天一夜，侄子被打了14次，脚趾甲被计生人员用大皮鞋给踩掉了。逮了俺娘家的婶子（叫朱邵香，和我一个村的）；又逮了俺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她是外乡镇的。他们见人就逮。2005年的农历三月，俺妹妹（第一胎怀孕已三个月左右）房钟艳因受我牵连也被逮去了。七八个人把她押上车，被关了一天，交了1000元出来了。我妹妹的婆婆（叫张什么荣）也同时被抓，在里面关了一个星期不给吃喝，后来交了1500元学习费后放出来。俺妹妹的公公去送饭时就被扣留了，而且一到就被六七个人打了一顿，关了一天后，他逃了出来。后来婆家的孙子、俺三姨和俺三姨夫（刘开冯）、三姨的孙女（不到四岁）、俺四姨（薛德英）、俺婶婶、俺舅母（小羊庄村，曹云香），都被抓了。俺舅母在车上被打得特别重，100多里路，打了一路，昏迷好几次。用橡皮棍打，用皮鞋垛；好像是打着肾了，有费县人民医院专家开的病历。把俺舅母打得到现在还不能干活。还逮了我五哥的小姨子（郭学兰）、三哥的小姨子（喜家园乡山头村柴玉风）。她本来到俺三嫂家串门的，早晨起来让他们给堵家去了。也不知道你姓什么也不知道你叫什么，逮着就往车拉，不听话就打。
三姨夫给我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你三姨就在里头被打死了。三月十一，我被迫回来，当时已怀孕七个月，被迫打催产针，过了一天，小孩流产，十三日早晨九点，做了结扎，结扎后，四姨才放出来。
因受牵连，房钟霞的亲属被抓走22口，包括3个孩子、一个孕妇和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为了核实情况，我和她说要见见她的亲戚。
第二天在费县梁邱镇见到了她的舅母曹云香，她讲到：
三月初九早六点多，一伙人（我认识的是梁邱镇妇联主任逄某某）去抓我，我在院里烧火，他们把我架走，当时家里有两个孩子和偏瘫的老婆婆。架出了大门，他们就指着头骂我：“我们一夜没休息，来抓人。你沾你亲戚的光，我也沾你亲戚的光。”几个人用橡皮棍打我；他们让我快点走，走慢了还打。上车的时候（车上坐着领着找我的那个婶子），又打我俩橡皮棍，还骂：“你妈个B，熊娘们儿。”又去南燕庄逮了我大姑姐。到计生办，把四大姑姐放下，又让我领着去逮三大姑姐（探沂镇，房钟霞的亲姨）。我说不知道。他们在车上又打又骂：“你这龟孙娘们，你不知道谁知道！”
我被打昏了，醒来的时候，我只知道自己盘着腿，捂着嘴。到了她家，门锁着。他们骂：“你龟孙娘们儿上车！”上车后，又给我推下来，让我带着去找她的邻居，让邻居骗俺三大姑姐说，“你妈病得厉害。”诓回之后，把俺三大姑姐、姐夫都推上车，大姑姐说，“小孙女怎么办？” 小孙女也被推上车。求他们让一个人抱孩子下车，求不下来。到计生办，把俺三大姑姐夫打了；又打俺三大姑姐。我被打了八次；到现在，一站起来后背就麻，小便有些失禁。我被关了三天，交了钱出来。婆婆病更重了，两个孩子（一个高三、一个初二）耽误了两天课；（因无人照管），小猪崽子都饿死了。
这个故事还有个尾声：过了一个月，村里修路搞集资款，镇计生办的人让房钟霞收10户的集资款；她不去，他们就拿铁锨、铁耙砸门好几次。他们为收集资款，见人就抓，见人就打，全村100多户都躲到田野里，晚上也住在哪，持续了两天一夜。为集资款的事儿，共有十多人被打。被迫每人交了134元。后来全村去费县上访（王光玉是代表），每人退了69元。
我给房钟霞和她舅母照了像,问她们提起诉讼是否有顾虑。她们态度很坚定。她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没有哭，她们已经没有了泪水。
她们不知道，我站在村里无人的小路上，悄悄地哭。
一院子的人还在耐心地等着我来记录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脸上只有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迷惘。
2005-8-20
她的眼里没有泪水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三
计生人员用橡皮棍打我哥，打完之后让我打；
我说我不能打我哥；他们又让我哥打我。
——题记
在楚望台的《东庄》里，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控诉：“俺这些年，眼泪也哭干了，心血也耗干了，现在多难过也掉不下眼泪来。”也许我经历的苦难太少了，自认为还算坚强的我在临沂哭了几次。最难受的一次就是听宋花厚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
宋花厚是费县梁邱镇马下沟村人，60岁左右。她的儿媳刘山花头胎是男孩，不让生二胎，2004年十一月初五查出怀孕，已经五个月。刘山花讲，查环员没有给送药具，体检几次又没有查出来，这不能赖她。但她的亲属开始面临大祸。
最冷的三九天，宋花厚被抓往镇计生办，要钱。因为她的另一个儿媳妇缺羊水，得花钱，老人央求：“我给你磕头了。”放回来后三天，又被捉去，这次关了四天，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她记忆犹新。计生办的人要钱：“3000也行，4000也行。”她说，“500，你救救我吧，你不同意，我就撞死在这儿。”出来后，她还得躲，只要刘山花不回来，就抓她。
据刘山花讲，腊八那天，她大姐、五妹、大嫂、二嫂、弟妹，同时被抓；全都被关了五天；每人交了500元，还得请他们喝酒，才放出来。腊月二十三，她大姐、五妹和五妹的四岁女儿，又被抓，关了六七天，共交1000元才出来。五妹不敢回家，二月十八，在另一个村子被抓起来，关了八九天；托人交了1000多赎回来。五妹又跑了，抓了房钟臣（刘山花的大伯子，宋花厚的侄子）。
宋花厚去了计生办，要顶替她的侄子。房钟臣出来。镇计生办的人开始用刑。“他们在里面用橡皮棍打我，又用巴掌打脸，打了十几下，我的牙打出血了。我有病，他们说我是装的。也不给我水喝（有时候看门的给我些水）。我就在水泥地上一晚一晚地蹲着，没铺没盖。”
这一次就蹲了26天；她哥哥蹲了18天，她嫂子蹲了5天。邻居老王（王宝坤）、房东振也被抓被打。这时刘山花的孩子出生了，交了25280元超生费，被关的人拿了钱才出来。
宋花厚说：“我哥哥（65岁）被抓了之后，计生人员用橡皮棍打我哥，打完之后让我打；我说我不能打我哥；他们又让我哥打我。”在记录这一段的时候，我忍不住无声地哭；却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而且还得继续写。真想冲出去号啕大哭一场！就像王克勤调查定州屠杀之后在酒桌上那样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国家计生人员摧残比他们父母年纪还大的老人、施暴之后又强迫亲兄妹互殴，这立即使我想起印尼排华事件中用枪杆子逼迫弟弟强奸姐姐那类暴行。我想不出人性竟有如此邪恶，我想不出一个肆无忌惮地诱发邪恶人性的制度是怎样一个制度。我想不出60多岁的老人受到如此虐刑时是如何看待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我想不出那些披着人皮的计生干部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能不能有些许的心灵的不安。
宋花厚的哥哥因为被关了18天，花生和羊被偷了，一些鸭子、羊、牛犊和小母猪饿死了，损失3000多元。宋花厚说：“我哥哥出来之后，生我的气，一直不跟我见面。他说，你拿3000块，否则永远别来。”
宋花厚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眼中没有泪水。但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却可以看出哭过的痕迹。
2005-8-20
到办公室上课去！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四
“计生办的劳力（男的）用双手抠我的软肋，这个最狠，太厉害了，我们都疼得哇哇哭。劳力都哭得哇哇的，何况是妇女。”
2005年8月13日晚八点，我们与梁淑合来到费县人民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他的妻子裴京兰。她是临沂费县石板镇板桥村村民，50岁，见我们进来，艰难地坐起来，跟我们讲述她的遭遇。
她的二弟（裴京刚，费县石井镇裴家沟村人）超生在外打工。农历今年三月初五上午，四五个人冲到屋里就说：“我们是计生委的（即石板镇计生办），因你兄弟的事抓你！”有推的，有拉的，还祖宗奶奶的骂。第二天早饭后，在计生办的办公室里，四个男子把她的上衣扣解下来，兜起上衣蒙住她的脑袋，被打了一顿；脱掉她的鞋，用粗竹竿抽她的脚心脚面；裤子扣也被拽掉两个。他们打了四五十分钟。裴京兰心有余悸地讲，最疼痛难忍的用刑方法是，“计生办的劳力（男的）用双手抠我的软肋，这个最狠，太厉害了，我们都疼得哇哇哭。劳力都哭得哇哇的，何况是妇女。”
裴京兰被关了30天，每天都被审问，被酷刑折磨。30天中只有解手才让出来，其它时间不让出来。白天想上厕所，喊一声有人给开门，去的时候也是三四个人跟着。晚上喊有时候就不给开了，他们骂：“妈个B，再喊我揍死你个龟孙子的。”她的一个本家的孙子（51岁），喊不开门，只好站在窗户上尿。有个高岩庄的老妈妈，没办法只好尿在盛饭的瓷碗里，从窗户倒出去。被关的人经常得不到水喝，有一次她儿媳的妹妹送了一壶茶，一人一口很快就喝没了，那些人说，要不是沾她的光，都得渴死。裴京兰出来的时候，“衣服臭得不行，都脱不下来了。”
关人的房子，南头有两间，北头有好几间，她的那个屋子有二十七八个人，吃饭不让送，谁送饭就抓谁；他的儿子（梁峰）、没过门儿的儿媳妇（宋丽）以及没过门儿的儿媳妇的妹妹，都是因为送饭被抓的。她的大伯子、大伯嫂子、侄侄媳妇、邻居老韩、三大爷家的二兄弟，都被抓了，关了一天后交钱出来。
在她被关期间，又强行让她带路去抓她本家的四奶奶和四姥爷。他们在地里被逮住。计生办的人跟他们说是裴京兰让他们去抓的。裴京兰讲，“我四奶奶和四姥爷信了他们的话，都怪我。抓到计生办，我哭得不得了。我给他们跪下说，还怪我吗？四姥爷说不怪了；四奶奶还生气。”
梁淑合在家人陆续被抓了之后，才知道是因为他的内弟。“为了尽快解救我的家人，我不得不四处寻找裴京刚，先后去了苍山、临沂、吉林等地苦苦寻找，但都没能找到。”
四月初四交2600元放了，加上赎邻居的钱600元、儿子的钱1000元，共4200元。
惨剧还没结束。7月27日天还没亮的时候，石板镇计生办兵分两路：一路由副主任李子军带领五六个人强行将梁淑合、裴京兰抓走，同时将裴京刚的婶子（温西英）、裴京刚的岳父（朱绍玉）抓去进行禁闭；另一路窜至裴家沟村将裴京刚的叔叔（裴广友）、裴京刚的二嫂（刘成秀）以及邻居13人（裴广明、裴广林、蒋家美、刘洪娥、裴京燕、梁付花、裴彩霞、裴怀伦、裴京国、范银年、李中芳、梁凤玲、李善美）强行抓到计生办关禁闭；早晨五点多，对所有人进行拷打审问；用橡皮棍、用木棍子打。
梁淑合讲：“计生办主任彭京宝嫌审讯没意思，就令我们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彭京宝教着我们怎样打邻居、怎样打亲戚，让我们互相殴打。彭京宝又嫌打得不够标准、不够狠，说我给你们做个示范。他拿起裴京兰婶子的皮鞋底向裴京兰等人的脚面上狠狠地打了几下，当时裴京兰就哭了，脚面子肿得像馒头一样，鞋都穿不上了。”
后来邻居每人交100元押金后陆续释放回家；7月29日梁淑合的拘禁被解除；他的妻子却再次惨遭毒手。裴京兰讲述了噩梦般的一夜：
7月29日晚上计生办只关了我一个人。十点多，四个人喝酒喝得趔趔趄趄，有彭京宝、李子军，还有两个叫不上名，但我认得（她丈夫说，叫阎京堂、孔祥国）。我上茅房，他们跟着；我回来要睡觉，他们说，“走，到办公室上课去！”
我看他们醉酒就害怕，说：“在这屋不行吗？”
他们骂：“不行!妈个B的，由得你了，快走！”
到了计生办公室，他们关门，关灯。
我说：“别关灯，我害怕。”
他们说：“由不得你！妈个B，你让不关就不关吗？”
他们让我趴在地上，不让我抬头。有人掐我脖子、他们都围着我打。用脚踢下半截身子，还用鞋底抽屁股和脚；他们说，“往狠里打！打完，非得再喊人打你！”持续了20多分钟。打完了他们说，滚！
我被打得都不能走了，歪里歪斜地到了南边屋子里，哭了一夜。我用两个桌子把门顶起来；但李子军又闯进来用两指戳我脑袋。我哭到早晨四点多，也没有人开门。
第二天，梁淑合接到石井镇分管计生工作的解凤军（镇宣传部长、组织委员）电话来领人时，见到妻子“躺在连椅上，浑身是伤，身子一动也不能动，只知道哭不知道说话。”他去找彭京宝，彭说：“我没打。” 他把彭拽到妻子跟前，妻子认出他来，他先是抵赖，后来承认了。裴京兰的叔伯兄弟愤怒至极，打了彭一嘴巴。
在裴京兰被殴打两周之后，我们在费县人民医院复印了她的病历。在7月31日的《入院记录》上写着：“主诉：头胸部外伤伴疼痛一天。现病史：患者于一天前与当地计生委人员发生纠纷，被打伤头胸部等处，当即感伤处痛，头痛头晕，无恶心呕吐及明显意识障碍，胸痛胸闷……”
在《病历纪录》上写的是：“患者于一天前与计生委工作人员发生口角，被其打伤头胸部，当即感觉伤处疼痛，令（另）感头痛胸痛……右枕顶轻压痛，右前胸压痛，双足指稍青紫，压痛……”
我做了一天的纪录，脖子都要累折了；我们又愤怒、又伤心，又饥饿、又困顿，还要摆脱追随我们的政府官员，于是告别梁淑合、裴京兰，我们的面包车在漆黑的午夜寻找吃的和住的地方。
2005-8-21
不扎也得扎！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五
杜凤泽指着她的鼻子说：“这伙人已经说了，你扎也得扎，不扎按在手术台上也得扎！”
——题记
2005年农历三月初十, 沂南县孙祖镇南硖石村村书记宋祥瑞叫村民胡丙美去结扎；以前说过不要钱也不结扎,现在又要结扎了，34岁的胡丙美心里不服。村书记说:“我跟你说，今天去给100元，第二天就50元；再晚抓去就什么都没了，结扎费还得自己交。”胡丙美说：“国家叫扎，就扎。我也不能另一个样。但我得照顾孩子（4个月大），对象在广东，等他回来我再扎。”头一天扎了七个；有三家躲起来了。
4月5日，她带孩子回娘家打针，镇计生办的一车人（六七个）找到她家，问孩子在哪？她说在屋子里睡觉。计生办的尹纪荷（音）进屋把孩子直接抱上车；她也被推搡着上了车。拉到她村子，叫她婆婆把孩子抱走。又拉到石门亭村，一伙人下去抓人。她和村妇女主任、一个计生人员到了县中医院。
做检查，量血压，160，偏高，等一会再量，还高；等两个多小时，还不行。医生拿材料找专家鉴定；专家摇头说不能做；医生跟院长商议，出来跟计生人员说，为安全起见，不能做。计生人员答应了；他到楼梯口向上汇报：“这边不给做。”一会儿，他手机一扣，拉我直奔县计生服务站。抽指血，量血压，160。让计生办的人拿了降压药给她吃了；三小时后，血压还是160，大夫给姓袁的女副站长打电话，袁站长（个不高，方脸，白，瘦，其丈夫是B超室的王大夫）过来说：“尽管做就是。”
胡丙美：“中医院检查过了，专家说不能做，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做是可以做，如果身体出问题，你得负责！”
袁站长：“滚滚滚！”
计生办的人说：“人家叫扎你就扎，你这样说人家生气。”
后来又拉一车人来。镇上的工作人员指着胡丙美的鼻子说：“你扎不扎！”
胡丙美说：“如果没上中医院，不知道情况，我就扎了；现在专家说我不合格。”
沂南县计生局副局长讲计生服务站站长杜凤泽来了，他问：“孩子是生的还是剖的？”
“生的。”
“生的没事，这点小手术算什么？”
“如果做，你得给我写证明，一旦发生问题，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
镇上的那伙人指着胡丙美的鼻子说：“就你事儿多，快扎就行了。”戳得胡丙美向后退了几步，不让她说话。杜凤泽也指着她的鼻子说：“这伙人已经说了，你扎也得扎，不扎按在手术台上也得扎！”
胡丙美：“你得按个手印儿，出问题你负责？！ ”
杜凤泽：“我负责！医生按个手印儿就是！”
8月15日，胡丙美在陈光诚家向我们讲：“我被逼进手术室，又害怕，又生气。他们拿来单子直接叫我签字，我也没看就让我按手印儿。我签得歪歪扭扭的。”8月16日，和沂南县计生干部座谈时，县计生服务站一个姓吴的副站长多次强调结扎手术全都由当事人自愿签了字。我就详细讲了胡丙美的故事，我说，“她先是被村干部哄骗和威胁，后来孩子被强行抱走，体检不合格后被镇计生人员和县计生服务站站长辱骂，还说扎也得扎、不扎也得扎；在这种情况下签字也表明她是自愿的吗？”在整个座谈过程中飞扬跋扈的吴站长一时语塞。
胡丙美说：“结扎那天，是我来例假的第二天，正是血最多的时候。结扎完了，回去身体就不能动弹，脑袋一晕，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要小便，俺娘硬拉也拉不起来，到床边，刚站起来就仰倒；腿一晃一晃的，小肚子痛得受不了了。”让村妇女主任来，她说给找大夫来看看。镇上医生天黑来了，又走了。胡丙美的妈妈说：“不合格了还给扎，这不是要她的命吗？”村里都知道了体检不合格也给结扎的事。
六七天后，她疼得受不了，肚子肿个大疙瘩，村书记给她计生服务站的电话；电话里的人说：“有这种情况（指剧疼、肚子肿）。也许你肠子拧上大疙瘩了，你放心就是。”
术后十天左右，她的疙瘩太大了，肚子都青了，就让村主任找计生办；村主任说给问问，就没动静了，第二天打电话，他说不管了。
胡：“你怎么不管？你领着人去时怎么说了算？”
书记：“镇上让我干我就干！”
胡哭着说：“你替镇上办事这么痛快，村民让你办事咋这么难？”
到了手后的第十三天，才有车过来送她去医院，镇计生办的胡发宣同去。又要割第二刀；她很害怕。开完第二刀，住院十天，拆线，做B超，里面还有淤血。杜局长等人商量，唯一的办法是使针头抽！胡丙美一听，就哭了：“俺怕受罪怕受罪的，怎么又要用针头抽！俺是人啊，不是袄，要掏就掏，要蓄就蓄——”杜局长说：“你哭什么，甭说两次，三次四次的都有！上去！”胡丙美要求转院，杜局长和吴站长说：“抽也不一定抽好！”7月5日，去县医院复查，做完CT后疼得受不了了。结果是，里面已经不是瘀血，而是斑了。医生说，只能回家慢慢养着。
后来她去村书记宋祥瑞家，书记说：“你给我滚出去！你有本事让我下来，你有本事你当啊！”
找镇里，要求赔偿。镇副书记刘镇峰说：“门儿都没有！”
8月8日去找县计生服务站，在那等了一天没等到，原来杜凤泽局长从后门溜了。
胡丙美在讲述过程中哭了好几次。她用手按着肚子，有气无力地靠在椅子上，一脸的愁苦和无助。
吴站长和我们谈到胡丙美时，承认了血压高也给开刀以及刀口血肿的事实。他辩解说，160是临界点，可开可不开；加上她恐惧导致手术不成功；而且做手术没有100%成功的。不管病人血压高、充满恐惧的事实而强行手术，出了问题后拖、躲、骗、横。联系到强制流产、株连九族、抓人、关人、酷刑、打死人的事情，我们感叹到，临沂的计生工作者真是视人命如草芥。是一个什么力量驱使他们这么做呢？
2005-8-21
学习班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六
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
——题记
临沂市三区九县在这次运动式的计划生育大行动中，有一个号称“学习班”的东西。今天50岁以上的人对“学习班”这个词应该并不陌生。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简称“学习班”；它一开始是通过反复学习“老五篇”、毛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让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但后来演变成了比监狱还恐怖的东西，无数人在里面受到肉体折磨、洗脑和精神摧残，被打死的和自杀的也不胜枚举。它是奥威尔101号房间的中国式克隆，是中国的集中营。
“学习班”这个文革的幽灵在2005年的山东临沂死灰复燃；不过准确地说，这个幽灵一直游荡在全国的计划生育运动中和打击法-轮=功-团体的运动中，从未消散。但临沂的“学习班”却如此切近、如此惨烈，我亲眼看到它给人们留下的肉体伤痕、亲耳听到它的种种恐怖，并从受害人的哭诉中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精神摧残。这一切让我深感震惊。
抓人是学习班的第一步，在抓人之前，学习班还只是乡镇政府的几个办公室或空房子。通常是四五个计生人员（本文所称计生人员，绝不仅限于计生办、计生委、计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包括了负责分片儿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参与打砸抢的打手），多的时候是30多个，坐着一两辆或三四辆车，在深更半夜、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黎明之前，叫门、别锁、砸门、翻墙、砸玻璃，一拥而入。
沂南县双堠镇的陈庚江讲，“2005年4月19日11点左右，天下着雨，我在家看孩子，听见门哐啷一响，三个人猛地闯了进来，厉声说到：走，镇长有请。……紧接着又进来二三人（其中有韩玉林、徐圣厚），当时慌乱没看清楚，他们一齐包抄过来，猛扑上来，其中一人说，你老实点！把我拉出门外，强行绑架……有拧胳膊的，有按我脖子的，往外死拉。”
沂南县界湖镇东明生村张德路讲：“早晨五点在烙煎饼，妇女主任带着七八个人叫开门，让我女儿（张成爱）上车：他们说：你不上车，抬着也要抬上车！（我女儿）就被抬上车，抓到镇计生办的小屋里。”
费县梁邱镇西后柱子村56岁的门守花在控告信上写到：“（因受二小姑牵连，）今年农历三月初四早晨六点半左右，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计生委一行人手持警棍木棍，突然闯入房间内拳打脚踢，强行押上车，逮到计生委大院的几间闲屋内关押起来。”
梁邱镇西后柱子村的杨培荣写到：“我因女儿的三大伯哥超生而被抓，抓我的时候是夜里，梁邱镇计生委一伙人就闯进了我的家中把我从床上拉下来，连当家人也不叫给说，就把我拉出了门外拳打脚踢，打完了扔到车里，送到梁邱，一天打两回。”
老辈人说，这样的景象，只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出现过。“他们比鬼子还厉害。”（《临沂市“扎”连十族》）
被抓的人有时候被告知是“去学习”，但他们被押进的这个“计生学习班”却极其独特：没有桌子，没有教材，没有老师，教具是警棍、木棍、橡皮棍，负责用刑的则是受过“保先”教育的“计生人员”和雇来的外地打手。而学费是每人每天100元；有时还得托关系、请喝酒才能放人。
梁邱镇桃花顶村的张建富：“他们把我带到一件黑屋里，用木板、橡皮棍靠打我，把我打昏后再用凉水泼醒，我浑身打颤。他们又问：‘到底说不说，你侄子到底在哪里？’我说真的不知道。他们又把我打昏，用凉水泼醒我后把我押到一件屋里，一共扣押我半个月。”
梁邱镇61岁的张宗华老人：“抓到计生办，进去就被踹倒了，七八个人穿着皮鞋踩我、踢我。眼眶被打淌血了，胳膊也被打破了。我被打得昏过去了。”
梁邱镇44岁的徐长军讲的这种刑讯方法，几乎费县的每个被调查者都遭遇过。“张庆华、范守会、李良儒、刘文富、裴京栋、李天宝6人让我协助找我叔伯兄弟徐长庆，我说行，但不知道在哪儿。于是两个人就把摩托车头盔倒扣在我头上，两个人拧我胳膊，有人从后面用脚踢在我腿弯儿处，有人按我，使我跪在椅子桯上。张庆华说，‘每人打50橡皮棍！’六个人都打了，有的超过了，有的不够50下。张庆华问，打够了吗？他们说够了。张庆华说：‘再让上点儿！’又打。” 徐长军被打得眼圈发黑、晕头转向，第二天被两个人从车库里架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了人形，手一松，就摊在地上了。
梁邱镇上阳庄的肖瑞兵（44岁，独身）回忆那时的情况：
“晚上镇计生委的人酒足饭饱醉醺醺地来审讯我，首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把椅子翻过来，四脚朝天，把我按在椅子腿中间，一人按住头，用橡皮棍就打，我与他们辩理，他们就打得更凶狠。并说，打死顶多赔偿埋葬费两万元。他们六七个人一拥而上用橡皮棍往我身上乱打，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昏死过去之后，三个多小时还没有醒来，他们就用一同凉水把我泼醒；泼醒后他们说我装死，又有两个戴头盔的蒙面人用橡皮棍狠狠地毒打，直到再次昏死。”
施暴者用摩托车头盔蒙住受刑人的眼睛，或用强光照着受刑人的眼睛，或蒙住自己的脸，反映了他们犯罪时的心虚：也预示了他们将放纵自己的兽行，因为被打者看不见他们狰狞的面孔。
被费县新庄镇计生办抓去的刘西东说，“关在屋里，打灭灯后，又是这种打法；我不趴，三个人把我按上去打我，椅子歪了，我趴到了地面上，他们就把椅子放在我腰上，两个人踩着椅子，一个人踩着我的脖子，另两个人用橡皮棍抽我，还有一个拿手电筒的。”
学习班的酷刑花样繁多，有让受刑者脱下衣服拿警棍抽的，有抠软肋的，有抽耳光的，有拔头发的，有踩脑袋的，有拿皮鞋打脚面的，有用口袋把人套起来打的，有卷起报纸抽嘴巴的，有拿木棍敲脑袋的，有强迫蹲马步的，有连番审讯不让睡觉的，有不给吃、不给喝的，还有专门的“水牢”——暴力已经日常化了，暴力语言也日常化了；伴随着酷刑的是无时不在的精神威胁和人格侮辱。
张宗华老人说：“他们天天指着鼻子骂你。我们天天哭，加上被打伤了，根本吃不下去饭。”另一个老人讲，“他们不打我们的时候就骂我们，祖宗三代的骂。”而一边打一边说“打死你也就一万元埋葬费（有的说两万）！”也是多数施暴者惯用的一句话。不幸的是，打死人的时候真就按这句话说得办，甚至也一万元也拿不到。计生口号同样充满了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暴力：费县新桥镇胡家庄村张贴的计生标语是：一孩放、二孩扎、不扎就动法。费县探沂镇石行村张贴的是：对非法生育者坚决从严惩处。其他地方还有“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山东民间流传的计生口号则是：“喝药不抢瓶、上吊就给绳”、“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学习班的生存环境本身就构成对人格的极大侮辱：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下坡村58岁的陈百高讲：
“就在哪儿（学习班）押着不让出来，这边(东边)一个大尿罐。这边（西边）一个大尿罐，东边里男的，西边是女的，一个屋里男女60-70口人。唉！女的那边尿都淌到这里，晚上都没法睡觉。简直是……不是人住的地方，拿着人不当人。一个屋子男的女的都关在一起，有时候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有时候60-70人、有时候40-50人。”
兰山区义堂镇的孟凡芝说：
“关的那天晚上有10-20多人。休息就坐着，白天晚上都在那儿坐着。不能躺也没有地方躺，妇女和劳力（男人）、老的少的都在一个屋里，大便小便都在一个屋里。上厕所也不叫出去。上厕所就在屋里挡了一个小刨花板，就这么高低（大约1米左右）。人在这地方吃饭，那儿就是拉屎茅（距离大约2米）。”
夏家沟村的夏兴荣说：
“四十多口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混合关在一起。到了晚上8点他们就锁门，第二天早上六点开门，这期间不管有什么事一概不管。在这段时间吃饭不敢多吃、喝水也不敢多喝，（因为）一但要解手就麻烦了。人瘦干了，光这一样别说挨打了，光受控制就把人困死。”
梁邱镇的门守花说：“名义上是办的学习班，实际上是打人骂人的‘劳教所’。”村民张宗喜（残疾、单身）也被弄去学习，他在控告信上说：“那里好像是人间地狱。”
文革中的一些学习班实行“三不准”：“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而临沂计生学习班比文革更残忍：不准顶嘴（顶嘴打得更狠）、不许出屋门、晚上不许上厕所、不准送饭（谁送谁也被纠进学习班）。
制造恐怖一开始是为了迫使受刑人找到自己的亲属或邻居，但后来制造恐怖自身成了目的。梁邱镇桃花顶村村民张宗学被打昏、冷水泼醒后，一个领导走过来说：“这叫杀鸡给猴看，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厉害。”有人向我们说：“说实话也打、不说实话也打。”答应找人也打、找到了人也打；清醒时也打、喝醉了也打；交钱也打、不交钱也打；想告状的打，不想告状的也打；反抗的打、不反抗的也打；本乡镇的打、外乡镇的也打；壮小伙子打、老弱病残也打。计生干部成了以施虐为乐的虐待狂，成了打人打红了眼的职业打手。我们的制度一度是左倾竞赛、鼓励残忍，临沂的计生学习班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制度其实远远没有和我们告别。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如何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还有待研究。
到底有多少人被非法拘禁在学习班里？据陈光诚粗略统计，临沂共有1080万人，约有占人口12‰的人被强制结扎，即13万人；被牵连的亲属和邻居每人有3-30人，以4人计则为52万；被拘押的时间一天到三四十天不等，以三日计则为156万天（约合4300年），每人每天收学习费100元（有的地方在这次运动中没收，有的则多收数倍，但多数为每天100元），按60元计，则为9300多万元。这还是保守的估计。而农民的血汗钱买来的是暴行、屈辱和恐怖。
计生学习班制造的恐怖一直到现在还统治着很多村民。不敢接受我们调查的、不敢去报案的、不敢去法院起诉的、不敢让我们录音和拍照片的，不计其数。恐怖，弥散在山东临沂的各个村子，深入到亲历酷刑折磨和听说学习班故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2005-8-22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7-10）
滕彪
向人性宣战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七
损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儿媳妇宣布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了。
——题记
很多人用“野蛮”来形容临沂的这次计生运动，我觉得“野蛮”二字远远不能显示其罪恶的程度。这种邪恶超出了违法行政、滥施暴力、疯狂敛财、迫害人权、扼杀自由的范围；它摧毁和企图摧毁的东西是民间社会的伦理基础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对亲情人伦的强调，尽管这与熟人社会的结构有关，但我相信即使在将来工业化、现代化程度很高之后，这种亲情关系仍然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值得嘉许的特色，是中国人心理世界的重要一部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即使没有事业上的追求，那么亲情之爱完全可以成为我安身立命之所在。我可以为了亲人友人的爱和我对他们的爱而活。
临沂计生的株连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株连。一个老党员受害者痛心地对我们说：“古代皇帝株连九族都没干过的事，让共产党给干了。”
房仲霞的家属有22口被株连。先后被抓、被关押、被打、被收学习费的有她的婆婆、三嫂子、姐夫、侄子、侄媳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岁）、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亲妹妹（孕妇）、妹妹的婆婆和公公、婆家的孙子、三姨和三姨夫、三姨的孙女（不到四岁）、四姨、婶婶、舅母、五哥的小姨子、三哥的小姨子等等。只要和她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被发现就跑不了。这还不是最多的。很多人被抓进去好几天之后，才知道是受了哪个亲戚的牵连。
还不至于此。除了亲戚，邻居也要遭殃。干部们执行的政策是方圆数十米乃至数百米的株连（有的推行十户联保政策，一户出了问题，十家受处罚），连户的长度，有时候说是50米，有时候说是200米或500米，有时候就干脆整个村子连坐，一人有问题，全村见人就抓。（“有问题”是村民的说法，实际上躲起来的、逃跑的人中只有极少数是超生的情况，而且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不能对她们实行强制堕胎；多数是为了躲避被结扎，而按照法律，采取哪一种避孕措施，应该由当事人自愿选择。）最厉害的时候很多村子没有一个人晚上敢呆在家里，连续几夜睡在田地里。堪称是法西斯式的恐怖。费县梁邱镇的门守花写到：“他们由乡镇戈壁们的工作人员临时结合在一起，号称‘计划生育工作组’不分黑白昼夜，随时随刻派车到各村逮人、抢人，一村如有一个外逃户，他们结合本村人的检举，就逮亲戚、逮邻居、逮亲戚的邻居，逮居住房屋150米之内的人，甚至整个村见人就逮，弄得百姓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家家户户不敢开灯，夜里在田间地头睡觉，完全跟抗战时期躲日本鬼子一样。”
探沂镇丰厚村一位叫石明理的老军人，因儿子超生被抓；当兵的军官儿子说情之后，石老汉被放了。于是工作组就去抓他在另一个村的女儿与女婿。女婿爬上房顶从西邻居家房顶上跑了；于是抓走了西邻居季振钢。季家媳妇天天到石老汉家骂；石老汉过意不去，要求替换季振钢。工作组不肯，他在电话里听到季振钢被打的惨叫声。季家媳妇又来骂人了；善良的老汉石明理羞愤中喝下农药自杀。
株连政策破坏了和谐的亲邻关系，是村民诚惶诚恐，怨气丛生。计生人员有时候并不是找不到他们要抓捕的对象，而是故意让亲戚、熟人带路，一来推托自己的责任（“是你侄子带我来抓的，不是我”），二来斩断血缘纽带、破坏亲邻关系、制造仇恨、分化瓦解、阻止村民联合抵抗，以利于他们更有效地开展恐怖工作。费县梁邱镇夏家沟村夏京山的故事典型体现了这点。
三月初八天不亮，计生办七个人把我和我家属（媳妇）抓上车，问我，你二哥在哪？我说，他打工去了，不在家。他们撬开二哥(夏京江)家大门，看没人就出来了；打我一橡皮棍，又让我领着去抓夏京为、夏传云；夏京为被抓。又去夏传邦家，把她的儿媳妇打了，抓了。……三月初是晚上，审问我是否知道二哥去哪了。我说确实不知道。他们就拿橡皮棍打。又让被抓的曹云刚拿橡皮棍打我；我疼得受不了，大喊，范守会（梁邱镇计生干部）打我嘴不让我喊。打完我动不了了，还让我领着去抓人。到夏京发、夏京河家：每人。他们骂：“你妈了个B，哪里没人你往哪儿领！”……凌晨一点左右又去夏京江家，撬开大门，砸开屋门；京江他娘在睡觉。他们骂我：“妈个B，都十（岁）了”。出来砸邻居家门，没人；去后院夏传才家，没人，把玻璃全砸碎。又去夏京纯、夏京成家……张庆华（梁邱镇计生干部）这伙人说：再抓一个！我说没人了。他们说：“你妈个B，有的是人！”又下去抓了夏兴代。问我他姐妹家。一人说，他三姐夫杀猪的，不安全。另一人于是说，不去了。……去抓京江的大姐，我认不准门，他们骂：“你妈个B！弄不准。”让我喊门，我弄不准，他们揣我，拿铁棍捅我。出来人，不是京江的姐姐，是邻居，还是把她家男的拽上车了。
费县石板镇板桥村的梁淑合讲：“计生办主任彭京宝嫌审讯没意思，就令我们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彭京宝教着我们怎样打邻居、怎样打亲戚，让我们互相殴打。彭京宝又嫌打得不够标准、不够狠，说我给你们做个示范。”
毫无节制的株连政策已经破坏了血缘亲情和村社的伦理纽带。
60多岁的宋花厚和她65岁的哥哥被抓去后，计生人员强迫亲兄妹二人互打。她说，她哥哥因为被关了18天，花生和羊被偷了，一些家畜饿死了，损失3000多元。“我哥哥出来之后，生我的气，一直不跟我见面。他说，你拿3000块，否则永远别来。”
费县梁邱镇的夏兴荣说，“损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儿媳妇宣布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了。她说：‘你要是不领俺的门，俺什么事也没有。我跟你断绝关系，不养你老了。’……儿女不问（不管）我，这笔帐我要跟他们（政府）算清。我儿女不问我你得问我，我指望你养老。”
费县石板镇板桥村的裴京兰在被关押期间，计生人员强行让她带路去抓她本家的四奶奶和四姥爷。计生办的人跟他们说是裴京兰让他们去抓的。裴京兰讲，“我四奶奶和四姥爷信了他们的话，都怪我。抓到计生办，我哭得不得了。我给他们跪下说，还怪我吗？四姥爷说不怪了；四奶奶还生气。”
金家沟村的刘西东说：“小叔子（和媳妇）生完二胎回来后，我骂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再不跟我说话了。”
这就是学习班，旨在摧毁乡村社会人伦基础的学习班。它让兄妹失和、父子断交、友人反目、邻里成仇。它使和谐的乡村充满怨恨与隔阂、给纯朴的民风注入剧毒。30年前张志新被判死刑，她的亲人还被办了家属学习班，让被逼离婚的前夫和未成年的女儿、儿子表示拥护政府判决，与前妻、母亲划清界限。如今，这个文革邪灵又借着计生干部的暴行、借着极权体制的潜在之毒和被极权制度激惹出的人性之恶，继续在中国大地上逛荡。临沂计生人员的暴行不仅仅是普通的犯罪，它已经越过起码的人道底线，是在向人类宣战，向人性自身宣战。
2005-8-23
“盯关跟主义”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八
“想干什么明说。”
——题记
我们在临沂调查计生工作，让我们惊讶的实际上有两件事：一件是暴行本身，一件是官方对这件事的反应和对我们的态度。
到陈光诚家的当天，镇里就来人间是我们的举动；我们要去沂南县计生服务站调查，被镇计生办的人挡住，说是镇长要找我们谈话；我们摆脱之后，又被县委宣传部的人尾随。后来我们一分为三，金蝉脱壳，才得以进入县计生服务站。中午，计生服务站的两个干部又试图阻止当事人给我们写授权委托书，被我顶回去之后，又纠缠司机，不让司机走；司机根本不怕他们。
在镇长那见到了沂南县计生局的刘文冰副局长，谈了一会儿，村民对他的谎话官话激烈反驳，他只好匆匆结束了谈话。黄昏时我们从田间小路，赤脚过蒙河，才摆脱监视来到蒙阴县会见当事人。
我们在的那几天，陈光诚家所在的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天天有人看守，十几个到二三十个，两三人一组，明哨暗哨，固定哨流动哨，昼夜值班。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一辆到三辆车尾随，有时候是偷偷跟踪，我们快他也快，我们停，他也找个角落里停下；有时是明着跟随，车离我们很近，明白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的任务。
见到陈百高（临沂兰山区夏坡村）时，他刚被大队叫去谈话。一开始不敢跟我们讲，他说：“这个事（计生的事）说什么我也不讲了……小朱宝村的一个村民因检举党委书记，五六天前双腿被打断了。”在兰山区的调查被跟踪者破坏了。一辆警车见到我们立即尾随过来，我们的车赶紧钻小路，七拐八拐，才摆脱了尾巴。
唯一一次住宾馆，他们三十多个人则闯进房间内进行直接威慑。有临沂市的司法局副局长贺法利、沂南县计生局的副局长刘文冰，还有自称是公安局刑警队的人。他们在另一个房间里带走小苏、小刘，对盲人陈光诚动也动手动脚。实际上在我们邻近的其他房间里，已经住进了他们的人，与我们同行的村民能够认出来。宾馆楼下有很多车，很多便衣，形势紧张。那时候我们有点害怕，怕的是他们用流氓手段夺走我们的资料（笔记、录音、照片）；如果那样，就损失太大了。但是又没办法：出去复印，正好被他们逮个正着、也暴露了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后来证明，他们不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资料）；去邮局寄，他们肯定有办法劫走；临沂的计生运动可以证明，公权力想做的事，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天下午的跟踪；一辆金杯车把前后的车牌都用红纸蒙起来，跟踪我们到法院后，把红纸撕下扔在地上，我们出来正好发现了红纸和停在马路斜对面的金杯车，于是把红纸捡起来，拍了照；我们往客运站走，那车也跟随着，到了地方，他们分头下车。有一个女的装作去买菜，后来又装着去买冰棍；站牌下有个男的装着打手机；另一个女的装作等车，周围至少六七个人在盯着我们。这一切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过马路去吃饭，装作买菜的那个女的也跟过来；我放慢脚步，问她，跟踪我们干啥？她说：“没有啊，是找人的。”我问她是哪的，她说是莒南县的。后来又问另一个女的，她说是沂水县的，不认识前面那个女的。可我们明明看到她俩在一起说话。车站处处有监视我们的耳目；小吃部老板说外面有人总往店里盯着我们。实际上，我们邻桌的两个男的就显然是盯梢的；我们就故意说些不软不硬的话给他们听。吃完饭，又在隔壁的店里发现了那两个女的；我们进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显得很不好意思。我们又走，她们又跟过来，离我们很近，那意思是说：“我们是被你们认出来了，跟踪你们也是上面的任务。”我给了她们一张名片，说有事可以联系。她们承认说是沂南的。我们开玩笑说，跟踪我们又不是你们的本职工作，你们可以拒绝嘛；要不就要加班费。
沂南的计生干部和我们座谈的时候，计生服务站的吴站长最爱说的是：“中国人太多，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无后为大，农民观念落后。”他还说，“结扎手术，割个小口、打一点药，十分钟就完。”“老百姓认为结扎是一种对身体的伤害，是一种惩罚，从医学上讲，结扎有利于妇女的身心健康。”（我问过一个在计生部门工作的朋友，当地较好地实行自愿原则，而自愿选择结扎的一个都没有！）而对胡丙美、徐西凤（沂南县双堠镇村民，有甲亢而被强行结扎，留下后遗症）的痛苦没有丝毫的同情。他们眼中最重要的是上面下达的生育指标，他们不管群众死活，他们不敢面对细节。
在我的博客专栏上有一个跟贴，有点儿意思：“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整李群？你们这些狗东西到临沂来过吗？这几年临沂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漂亮了，俺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心里高兴！得罪你们了？想干什么明说。”这位“普通老百姓”的话很耐琢磨：他首先想到的是有人“要整李群”，用官场斗争逻辑看一切问题；“想干什么明说”，难道我们说得不够明确吗？他以为一切行动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位如果真是“普通老百姓”，怎么就看不到那些被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者的痛苦、看不到学习班里的酷刑、看不到株连十族的恐怖？
在《临沂市“扎”连十族》一文中提到，费县探沂镇镇长在费县电视台公然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一位姓皮的朋友打电话给临沂市兰山区司法局，回复是：“计划生育是国策，现在有点粗暴，但是只要不打死，致残，其它不算违法，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而国家计生委的回复是：“这是违法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请当地公检法想办法。”而人大、公检法的路也几乎不通。
在我们回到北京后，临沂官员随后赶来，到中央走关系作工作：他们的工作分两块，一块是要求上面保护他们，不能允许曝光；另一块是给调查者的单位施加压力，让我们少管闲事。我们走后，村里统一开会，要求２４小时值班，要求党员要带头拒绝采访。陈光诚则几乎被软禁，走到哪跟到哪；接受我们调查的村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哄骗、威胁。他们在对我们实行“盯关跟主义”的时候，几乎不计成本。用纳税人的钱、用横征暴敛来的“学习费”来掩盖事实真相、打击维权行动，这是他们“出了事”之后的本能反应。这在反映了他们无耻的同时，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心虚。
2005-8-23
人性不曾屈服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九
他们用爱、用宁静的微笑来恢复被破坏的生活；他们用团结、宽恕和理性来对付恐怖主义。
——题记
高智晟有一篇文章题目起得很好，叫《有谁战胜过人性》。他说，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哪种力量曾战胜过人性的纪录，今后也不会有。临沂的暴力计生运动已经向人性开战；我见到太多的泪水、屈辱、伤痕和死亡，却不曾看到作为整体的人性的屈服。
陈光诚从三岁起，就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本来这个世界已经对他极不公平，应该通过声音和心灵让他感到生活更温暖、更光明、更美好的一面。但他听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个让人揪心的故事，是计生人员砸玻璃和打人的声音，是孩子和老人的哭泣，是官僚们的官话、谎话和骂人话。而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他家的院子里种了无花果、石榴、椿树、柳树、梧桐、滴水观音，养了猫、狗和斑鸠；他知道哪一株月季是黄的，那一株是红的。他自学法律，为残疾人维权，卓有成效；他会操作电脑、传真机、复印机；他会英语，朋友分布在世界各地；他的大脑储存着大量的电话号码、声音和道路，去本村的村民家里根本不用别人陪伴，我们这些明眼人经常由他指路；他家的电话像是一个法律咨询热线；这一次他又路遇不平，临危不惧，决心揭开暴力计生的黑幕。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总是很亲切、很乐观，即使在电话被窃听、行动不自由的时候。那一次他在听到李思怡的故事时痛哭不已；我攥着他的手，安慰他。那天我疲惫不已，他就在车上给我按摩脖子。我想陈光诚在当地的威望，不仅仅在于他的法律知识和行动勇气，也在于他那敏感而丰富的心灵吧。
苏永军是个憨厚的村民，在我们调查时全程陪同。有一天早上，他用铅笔写满了几页纸，说是要散发给更多的村民；我看后深感佩服。文章题目是《扎连十族对不对？》，内容如下：
先看我国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九条：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第三十九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三）索取、收受贿赂的；（四）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第四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
还有很多规范计划生育工作的条款，我们不再一一列举，总体而言，公民有选择避孕方法和避孕措施的权利，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强制任何一项避孕措施都是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目前我们这个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已经严重违犯了《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民法》，明显违反了《山东省人口与计划条例》，有关人员已经明显违反了《刑法》，构成了犯罪。
他们这些所谓的政府官员、计划生育人员挖空心思搞国家计划生育拨款、利用这些款项去做伤天害理，违法乱纪之事，这是与人道民主的人类文明主流背道而驰的。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对公民进行非法拘押、殴打、强制流产、强制堕胎、滥施罚款，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我们的正当权利，与他们斗争到底。
更多的村民们已经克服了恐惧，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在陈光诚的带领下，找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途径。8月14日早晨在村子里的抗争，使我们整个行程中最过瘾的一次，也是村民最解气的一次：
前一天我们被迫离开宾馆回到陈光诚家已经夜里两点；20个左右的明哨暗哨，在黑暗的角落里监视我们的行动。这些人心里极为阴暗，他们用手电筒往树上晃来晃去，故意把全村的狗逗得直叫，狗不叫了，他们又用这种办法把狗弄叫，使得村民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想跟他们说一说这事。他们两人三人一组，见我们凑过去就像溜走，我们喊住他们质问说：“你们是这个村的吗？”“你们执行什么任务的？”“都来了，有什么不能说的？”他们支支吾吾地溜走了。又到另一拨（后来知道其中有张婷举）人面前：“你们几天来一直吓唬村民故意把狗弄醒，骚扰村民，这太恶劣了！”另一伙人见到我们，赶紧钻进胡同，我们追上问道：“你们是这个村的吗？”他们说是；这时候村子里的很多人都闻声赶到，说：“不是！”村民群情激奋，纷纷指责他们故意把狗弄醒，弄得一宿睡不好觉。我们警告他们：“不管哪一级领导让你们执行任务，你们都不能骚扰村民，今天晚上决不允许把狗弄叫的事发生！”
我们又去跟另外一人“打招呼”，陈更江和徐玉芝认出了是闯进他们家里并动手打人的徐圣厚：“就是他动手打人，还拿了我摇把子现在还没还！”他说：“我没打！”陈更江说：“你在家里按我头，就是你！”郭玉闪拿出录音笔：“你说的话要负责任！”他说：“我没拿摇把子！”我们问：“你是经管站的吧，你有什么理由闯入村民家里？”他不语。我们问他：“你敢不敢承认你现在说的话？”他说敢。陈光诚逼问：“你到底有没有闯进陈更江家里？”昔日气势汹汹的徐圣厚低头不语，极为狼狈。
有两个领导模样的人走来，我们去问，他们说是买树的。还有一些抓人、打人的计生人员被当事人认了出来，村民和我们一道对他们严厉质问。村民们已经克服了恐惧。几个月来，几十年来受计生人员的欺负，一下子发泄了出来；而且有节制、有依据、有策略。一个村民跟我们讲，就算官司赢不了，这次也解了气了！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像那天早晨一样在这帮官僚面前扬眉吐气了。（第二天县计生局的车来接我们，司机讲，他不知道去哪一家，就先到镇政府找人带路，结果没一人敢去。）
不少因受牵连而被关押、被毒打、被罚款的亲戚和邻居一起过来向我们讲述，他们之间没有隔阂和怨怒，因为他们心里面知道谁在挑拨关系、谁在滥施暴力、谁在敛取钱财。他们在亲友或邻居被抓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替换母亲、替换病人、替换老年人、替换更无辜的人，尽管他们明知道关在里面意味着残酷的毒打和无尽的辱骂。下坡村的陈百高与二儿子二换一换回了儿媳妇；上阳庄肖瑞兵的父亲去替换在里面被打伤的儿子：马下沟村的宋花厚去替换她侄儿，丰厚村的石明理老人要求替换邻居季振钢。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村民对我们都非常友好，第一次见面就没有距离。我们临走时，陈更江的妻子送给我们三人每人一双她绣的鞋垫，设计巧妙，构图精美，做工细致。有这样丰富细腻的心灵，那些对人性宣战的人怎么能得逞？
向人性宣战的株连政策、让亲人互相用刑的暴行（本想用“兽行”，但我还想不出那种野兽会强迫同类亲属互殴）、制造恐怖、仇恨和残忍的计生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农民的纯朴、善良和坚韧，没有破坏朴素好客的民风；人性的光芒并没有被摧毁。他们依然用爱、用宁静的微笑来恢复被破坏的生活；他们用团结、宽恕和理性来对付恐怖主义。他们渴望人道和自由，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2005-8-24
野蛮是如何炼成的？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十
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使我们不被仇恨和恐惧所吞噬？
——题记
在这篇报告里能够记录下的苦难和罪恶，不到我们手中材料的十分之一；我们所调查的对象，不到愿意接受调查者的百分之一，不到全部受害者的千分之一。用罄竹难书已经无法形容：如果写在竹子上的话，恐怕一火车都装不下！我想在这里列出临沂的三区九县：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临沭县、费县、苍山县、沂南县、蒙阴县、郯城县、莒南县、沂水县、平邑县，我们不能遗忘临沂各级计生人员的罪行，就像我们不会忘记临沂民众所受的苦难一样。
需要反思的也太多：计划生育政策早有学者提出质疑，它带来的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溺婴、贩婴等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计生工作中的大规模迫害人权现象历来被国际社会所严厉谴责，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被一些国家当作“酷刑犯”禁止入境；全国计生工作中大量存在野蛮执法现象而很少有人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教育问题；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用大规模运动的方式搞计生工作的问题；基层政府的黑社会化问题；乡镇政权的存废问题等等。笔者无力一一展开论述。这里我只提出一个很多读者都会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计生人员如此野蛮？
我在前文中隐约提到了一个维度，那就是人性。对人性的谴责，对罪行的追惩，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没有在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人性中既有天使、也有魔鬼，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一贯认为，若想更清晰地理解人性的具体表现，就要考察具体的约束条件，也就是坚持社会学、经济学和制度进路：是什么东西让临沂的计生人员如此邪恶？
被调查者、陈光诚和与我们座谈的计生干部都提到了临沂市2004年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临沂大规模野蛮计生运动的发端和“法律”依据。当我们想看这份文件时，计生干部却遮遮掩掩、不予提供；不过在互联网上却很容易搜索到。这份2004年7月9日印发的 (临发〔2004〕18号)《中共临沂市委 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共7000多字，并没有我们想象那样杀气腾腾。（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杀气腾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多数还是注意文明用语的。）它提到了临沂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原因是，“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一孩生育证的取消、婚姻登记手续的简化、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的实施、经费的减收增支、利益导向力度的加大、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的推行等,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1条）此外，“一些同志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既有无所适从、畏难发愁、被动应付现象，也有满足现状、盲目乐观、松懈麻痹的问题。人口计生工作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第2条）
因此提出了一系列严控指标：“确保全市合法生育率保持在97%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之内。”“到2008年全市实现全面创优。”“把出生人口性别比稳定在正常范围内。”“全市出生缺陷发生率控制在6‰以内。”（第4-6条）为此要采取的措施是，“对违法生育的，要严格按照《人口法》、《条例》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对有能力而拒不缴纳的，计生部门要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12条）“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为村计划生育工作第一责任人，村级计划生育‘五职责任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村计生主任、村计生服务员)共同负责本村计划生育工作。（第14条）“推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搞好节育措施落实。坚持‘六是原则’(教育是基础、知情是前提、指导是关键、首选是长效、自主是核心、满意是目标)”，提倡“生育一孩后首选放环、生育二孩后首选结扎”，落实安全、有效的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第17条）
运动式治理需要动员党政各部门的力量，需要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制度” （第26条），计生工作就是“一把手工程”。文件里列举了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政、民政、公安、卫生、药监、教育、计划生育等部门的工作重点，比如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计生部门社会抚养费征收强制执行申请，采取措施提高执行到位率。”（第19条）（对起诉计生人员违法行政的则只字未提）
文件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对各级领导的考评上，也就是与政绩、与官职的升降紧密地挂上了沟。计生工作不仅仅是一票否决权，干不好要丢饭碗，干得好则官运亨通：
“组织人事部门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年度考察、换届考察内容,作为干部提拔重用、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第19条）
“在市纪委监察局等20个计划生育分工职责部门中,实行‘垂直管理、对口考核、排序通报’的条条抓、抓条条责任制,实行查下评上、部门互评等考核办法,加强履行分工职责考核,奖优罚劣。”（第20条）
“党委、政府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计划生育干部,在干部提拔重用、学习深造、岗位锻炼、评先树优方面,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在推荐选举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要有一定比例的计划生育干部。”（第23条）
“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党委、政府和各计划生育分工职责部门，层层签订《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严格考核奖惩。对完成责任目标、成绩显著的单位和计划生育责任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连续五年取得优异成绩的,授予单位‘计划生育特殊贡献奖’，给予‘五职责任人’记功奖励。对工作被动落后的,给予工作警告、黄牌警告；问题严重的实行‘重点管理、一票否决’”。（第27条）
“每年召开人口与计划生育奖惩兑现大会,对先进单位给予表彰奖励,宣布对落后单位的惩处措施。对受到工作警告、黄牌警告和重点管理的单位,限期一个年度内扭转工作被动落后局面，年度内实行月调度、季汇报、半年评估、年终考核的跟踪管理制度。同时,受工作警告的单位,年度内不得当选计生工作先进单位,一年后经考核工作仍被动落后的,给予黄牌警告或纳入重点管理。”（第28条）
“受黄牌警告的单位,已命名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的撤销称号，相应承担五千元的经济责任,计划生育责任人个人负担10%，并不准提拔、不准异地调动，一年内不能扭转被动局面的，纳入重点管理。被重点管理的单位，单位和计划生育责任人向市委、市政府写出书面检讨并由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备案；年度内不能被评为任何先进单位，已命名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的要撤销；计划生育责任人不能被评为任何先进个人，不准提拔、不准晋级、不准异地调动工作，已提拔、调动的要追踪处理;相应承担一万元的经济责任，其中计划生育责任人个人负担10%；一年后工作被动落后转不出重点管理的，根据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第28条）
“村计生主任落实固定补贴待遇,纳入乡镇财政预算,村级其它计生工作人员的报酬采取定额补助或误工补贴的办法解决。”（第29条）
这有点儿接近了问题的核心。官员希望自己辖区内的人口越少越好，这大概算是一个中国特色吧。为了完成上级的生育指标，为了得到奖励、经费和爬升的机会，为了避免惩罚、避免失去权力，各级官僚——从市委书记、市长到村主任、村妇女主任——以及他们的打手——行动起来了。目的是控制人口，手段是不择手段。
据沂南计生局某局长说，2005年给沂南县的生育指标是11,600人，从今年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差不多可以达到11,000人。完成任务不成问题。他提供的数字是，从今年3月到8月中旬，沂南县总共作了7000例结扎。（以此来推算陈光诚的估算数字，被强制结扎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2‰还是相当吻合的。）为什么一定要强制结扎？学医的沂南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吴站长说，结扎有利于身心健康。而陈光诚则一语道破天机：“让他们永远无法再生孩子！”这就是文件里所说的“首选是长效”！我问，假如一个人生了孩子后被强行结扎，配偶和孩子去世了，他/她又和一个初婚的人再婚，怎么保障其生育权？
他们可管不了那么多；在一个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下，完成上级的指令是官员的首选，什么生育权，什么人权，什么苦难，一文不值。不对百姓残忍，就无法通过考核。合法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净增人口数都是硬指标：中央给省、省给市、市给县、县给乡镇，一级压一级，都是签了军令状的（目标管理责任书）。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司法独立的体制下，民众就只有挨刀、挨打、挨骂的份儿了。
在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一位在乡政府干了八年的计生干部坦言：“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中国各地存在数以十万计的计生人员普遍违法犯罪的现象，这也算是一个法学的本土资源吧。私闯民宅、毁坏财产、非法拘禁、绑架勒索、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强行堕胎、强制结扎，都是对上负责对下无责的政绩逻辑的产物。山东的孙文广教授在《国策之灾》中写到，“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当然是违法的，操作者应为此受法律惩罚。但是产生这种基层干部侵权、违法活动的行为的重要原因，是上级的不当政策，一胎化的国策。”
因此费县探沂镇镇长在费县电视台可以公然声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因此兰山区司法局可以说，“只要不打死，致残，其它不算违法。”因此计生人员和打手在用刑时可以说：“打死你也就两万元的埋尸费！”（一个熟悉情况的朋友跟我说，县领导开会讲，计生工作中只要不是故意杀人，就没事。）因此可以政府可以花钱雇用打手，给打人凶狠者发奖金。因此高血压的、甲亢的、不能做手术的也被强行结扎。因此还差两个月、一个月甚至还差一天的孕妇被强制堕胎。因此可以牵连九族、牵连全村。
“尽管现实中的极权统治总是搞得十分残忍、恶劣，但从理论上讲，极权统治的本意却是在于要做好事。”（胡平）政府的本意是要控制人口、提高生存质量，可是他们用的手段却是蔑视人权、降低生存质量。（况且在缺乏民主讨论渠道的条件下，制定的国策很多时候并不合适，并不是在“做好事”。）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缺位使这种动力机制屡试不爽。为什么这一次是临沂？既是偶然又是必然。有两种很接近的说法，一个是听一个军人说的，因临沂的计生工作在山东排在最末，在省计生会议上，市里的头头被省领导狠批了一顿；于是立下军令状，要在一年内打个计划生育的翻身仗。网上一个替临沂政府说话的帖子也提到了“受到省里的批评”这个说法。另一个是说临沂的领导要升官，但因计生工作的问题升不上去。这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因为从上文所揭示的制度逻辑中、从一般的社会经验中可以得出类似结论。这即使不是官场显规则，也是官场潜规则。
受政绩驱使的计生运动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发现了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以罚代法，借国策疯狂敛财。广办“学习班”，大收“学习费”，还有结扎押金、保证金、罚款提成、收受贿赂、贩卖结扎证明和准生证等等敛财手段，带头致富的计生干部被称为“寄生干部”。因此即使没有红头文件的微言大义和上级官僚的恣意纵容，经济利益也会驱使计生人员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临沂的野蛮计生运动是后极权制度的综合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没有民众的参与、官员的任命和考核不受民众的制约而只听令于上级、行政各部门乃至司法部门受控于党委、法院不独立和地方化（资源和人事权力受地方党政的控制）、农民权利被侵害却没有独立的新闻机构关注和报道（中宣部的禁令）、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共产主义传统、愚民教育带来的观念错位——所有这些制度条件都诱发了人性中最邪恶的部分，造成了临沂计生人员的反人类暴行。野蛮就是这样炼成的。没有宪政法治来限制公权力、约束人性恶的一面，这种野蛮就不会结束。
后记：
在我听临沂乡民讲述自己的遭遇时，往往被悲伤占据；在我一字一字写下他们的悲剧时，往往充满仇恨。但我必须抓住理性。在这个年代作一个学法律的知识分子，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我想，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使我们不被仇恨和恐惧所吞噬？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这种耻辱和苦难？
我还想说宽恕；宽恕那些非人的暴行，宽恕我们同类的人性之恶，因为施暴者也同时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但我没有资格。在那些被打死的同胞的冤魂面前、在那些被打伤的兄弟面前、在那些被整日辱骂的老人面前、在那些被强行堕胎的姐妹面前、在那些现在还在被关在学习班里、被殴打、被监视、还在流血和流泪的人面前，我有什么资格说“宽恕”？我的文字不是为了宽恕，而是为了控诉。这篇文章兼作递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控告信，文中提到的那些计生人员绝大多数已经违反刑法，构成犯罪。文中没有提到的临沂市181个乡镇的计生人员有多少人涉嫌犯罪，我们也要求一个调查，为了正义。
为了真相。的确，“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图图大主教）；但是宽恕与和解的前提是真相。在他们掩盖真相、公然说谎、威胁村民、阻碍调查的时候，宽恕又从何谈起？
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相是多么珍贵。生活在真实之中多么珍贵。
感谢陈光诚、郭玉闪、涂毕声、李健、江天勇、李和平、李春富、王振宇、浦志强、高智晟、范亚峰、许志永、萧瀚、蔡楚、夏霖、李雅丽、苏永军、刘乃春、陈更江、徐玉芝、张宗贤、张星水、周洪凌、楚望台、杜兆勇、吴飞、王彦、江登兴等朋友和一切关注此事的人们。
此文献给我的还有三个月就要来到世上的孩子。我每天都和她说话、给她读诗、给她唱歌，我常常听她快节奏而有力的心跳，抚摩她；她轻轻蠕动或隔着肚皮蹬我。她早有了触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记忆……我多么希望，她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安全和自由的世界，一个值得爱的世界。
滕彪， 2005-8-25。
注：
1、本文所称计生人员，绝不仅限于计生办、计生委、计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包括了分管计生工作的、计生工作组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参与打砸抢的打手。
2、本文故事均有当事人录音、照片、控告材料为据。
3、个别人名、地名不知确切写法，以谐音代替。
4、当地村民多用农历，偶尔用公历，均以当事人口述为准。
5、作者滕彪联系方式：againster2003@yahoo.com.cn,关于计生的材料、线索、文章、观点等均可发信交流。
博客专栏：http://www.blogchina.com/new/member/_%EB%F8%B1%EB
转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06598/
2011-09-16
理想国沙龙：改变教育现状的动力在哪里
【转自：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9月11日 13:04 新浪读书微博】
9月10日，“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将在前门23号院的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拉开帷幕，连续三天，上演本年度最重磅的文化大戏。今 年的年度文化沙龙为中秋假期三天，设置三场主题论坛、六场人文沙龙、六场创意演讲、两场露天民谣演出，并邀请了两岸三地近四十位最活跃的文化、思想、教 育、艺术、设计界达人，为京城内外更多的观众带来一份美味过瘾的思想大餐。
【精彩实录】
主题：改变教育现状的动力在哪里
时间：2011年9月10日14：0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地下二层
嘉宾主持：杨东平
嘉宾：朱永新、梁晓燕
杨东平：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到理想国文化沙龙现场，我也欢迎我自己，我也是第一次到这 来。我叫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我想先介绍今天的两位重要嘉宾：朱永新教授，著名教育家，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原苏州市副市长，经常被官员批评说不务正业，每天上网发函写信。第二位是梁晓燕女士，也是出版人，她有很多社会身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利用这个时间交流教 育问题，我们在理想国讨论教育问题，显然不是因为教育已经非常理想，还是因为教育好象不太理想，所以成为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的讨论前面一个多小时做一些主 题性探讨，后面时间可以跟大家交流互动。
我先利用特权提第一个问题，记得两年前有一次，也是一个文化论坛上，易中天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提一个八卦问题，他说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请两位回答一下。
朱永新：也是一个伪问题，毫无疑问，教育的希望比足球还要大一些。足球就那么几个人在玩儿。教育，中国有1300万教师，有几亿孩子们，他们在一起，总有一些把根扎在教师事业，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有他们，中国教育就有希望。
杨东平：今天是教师节，向各位老师表示敬意。
梁晓燕：我觉得教育和足球，我的想法是说，足球作为体育运动来说它是可选择的，它可有，它也可以无。可是教 育我们无可选择，我们每个人要进入现代生活，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我们要变成社会可用的人，教育是必不可少必须得走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能说哪 个更有希望、哪个更没有希望，而是教育更无可替代的我们必须让它有希望，如果它没有希望，它比足球没希望更让我们绝望。
杨东平：我们是不是感到教育和体育有很多相似性？
朱永新：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大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做不好，当然体育根本做不好，体育的前提是教育。 当然，体育更多的是竞技，更多的是展示人阳刚的一面，更多的展示的是人合作竞争的关系。但是教育的使命不仅仅是体育，体育只是教育的其中之一。教育更多的 是培养一个美好的人格，培养健全的人，建设美好的社会。
杨东平：教育现在越来越像体育是因为它跟体育一样，变成一种竞技的训练，而且是以金牌战略为导向的。
朱永新：体育本来也不是应该这样，严格意义上的体育也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帮助人更好的成长，而不是仅仅 为竞技，为竞技的体育只是少数人的游戏，现在我们把整个国家体育变成竞技性体育，全民性体育，所以我们体育看精彩就跟教育上看分数一样，精彩并不是体育主 要原因，因此分数也不是教育主要原因。我们经常说好的分数是教育额外的奖赏，因为你根据一个规律做分数自然好。体育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 没有真正意义上帮助大众体育永远上不去。
杨东平：无论是国外好的学校还是民国时期的学校，都非常重视体育，晓燕有什么想法，教育和体育？
梁晓燕：我自己的感觉，我们现在之所以体育，尤其像足球，越来越尖子化，最多的钱都砸在这些人身上，而放弃 足球的基础。我们知道足球发展好的国家都是有儿童足球的基础，足球发展大国全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在想，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似乎也越来越走到足球的路上，所 有的最好的资源、最大的钱砸向尖子学校、尖子学生、尖子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教育自寻绝路呢？看看中国足球的状况，是不是让我们更多的思考今天的教育 状况在走向何方？
朱永新：教育和体育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体育，更没有教育。
杨东平：还有一个体育精神的问题，要培养能够踢球的运动员，不能只是踢人。我补充一个数据，为什么说中国的 足球非常危险，比如说在日本，它的青少年足球基础据说有300万，而中国据说只有8万人，这个不可想象，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经济条件稍微好的家庭都 不愿意小孩从小走职业运动员的道路，所以青少年运动员越来越少。两位觉得体育和教育的确有非常相似之处，主要的弊端、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朱永新：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弊端是缺乏公平性，体育也是缺乏一种公平性。教育总的来说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公 平，一个是效率，体育界也是这两个问题。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城市里面的好学校和差学校差距太大，教育的起点就不同。而教育恰恰是 社会最重要的管道。所以我觉得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平，很多矛盾问题，像支教的问题、应试问题，都跟公平基础相对薄弱有很大关系。体育的公平性当然和 教育公平性不太一样，但是现在体育最大的公平性，它过早的走专一化道路。
杨东平：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学校体育缺席，不能正常开设。
朱永新：因为教育只是为考社会分数准备的，所以体育、艺术，学什么考什么、考什么学什么是目前我们教育很重 要的倾向，体育在教育中缺位，体育本来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为精彩准备的，实际它是为一个人准备的，身都没有了，心和灵寄托的物 质基础就没有了。所以在我们学校体育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一开始体育走专业化道路，实际上体育应该是所有人的活动，而不是那些体育人的活动。
杨东平：关于教育的主要问题，晓燕的感受是什么？
梁晓燕：我的感受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我经常听到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中国的教育，从不同的角度，主管部门有主 管部门的苦衷，教师有教师的怨恨，家长有家长的痛苦，学生有学生的无奈，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的教育。可是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像走进一个怪圈一样，每个人都觉 得那是别人的问题，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又在参与和制造别人的问题，就好象在这个怪圈里面我们都挣脱不出来，到底谁错了呢？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或者说到底更重 要的是谁的问题？互相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像一团乱麻一样越来越纠结。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没办法，只能这 样。或者说虽然我很不愿意，虽然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到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在我自己看来是这样的一种纠结，让所有的人感觉到我们 好象可以心安理得的除了抱怨可以不做什么。
杨东平：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存在就是合理的，实际上是默认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
朱永新：刚才晓燕是讲到教育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教育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刚才讲的是中国教 育目前客观的存在问题，并不是我们教育品质的问题，而是公平的问题。当然在公平的教育和教育诸种乱象之后，深层次的原因和整个国民的教育知识、教育素养有 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每人都在埋怨教育的时候，可能你也是制造这个乱象的人之一，你明明知道孩子不应该去学奥数，但是你拼命的让他去学。你明明知道不应该让 孩子有那么沉重的书包，但是你逼着他有那么沉重的书包，所以每个人心有不甘，每个人都往这个乱象注入了力量。
杨东平：应试教育择校被称作为是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怪兽，真的不可救药。你们认为教育能改变吗？这是最近在上海电视台开播的六集纪录片的题目《教育能改变吗？》。
朱永新：我一直比较乐观派，我一直认为教育可以改变。它之所以能够改变，第一，整个社会已经非常期待它改，期待到已经不能再等待的急切心理。所以人心期待教育改变已经是非常普遍的问题。
杨东平：公众对教育巨大的压力有可能转化为动力。
朱永新：对。第二个问题，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过分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上层自上而下的变动。从80年代开始我 们自上而下的变革没断过，为什么效果不好？因为它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缺乏社会广泛的认同，包括我们这次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里面的内容非常好，所有问题 几乎也都看到，所有问题的头绪也都理出来，但是为什么还很难以形成强大力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对社会问题的共识，很多问题没有形成共识。比如文理要不要 分科，像这些是很多教育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再比如说要不要有阅读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些几千年来最起码的教育常识性问题 我们都理不清，所以需要全社会教育大讨论，需要全社会形成教育共识，需要大家重新来回到教育原点来认识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更 重要的是，在我们接触的教师群体里面，还有一大群教师、校长、教育者他们默默的在变革。我经常说一个老师关起教师的门他就是我，他完全可以把他的理想、把 他的价值，把他对教育的种种想法实现，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变革。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没有看到这样闪光的东西，没有把自下而上的探索变成自上而下 的推动。
杨东平：朱老师讲到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是要形成关于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在整个社会领域也是相似的，这个问题 写在文件是一回事，真正变成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启蒙和普及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完成，很多常识还需要恢复。他的第二个观 点是要重视自下而上的教育中心。这两个问题晓燕有什么想法？
梁晓燕：我一直在基层做教育改革推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我过去也是在大学里，也包括我 们在座很多的人，大家都期待我们最高层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教育理念，然后从上面自上而下的形成一种推动去改变。但同时我发现，其实这样一种愿望，我们先不 说它可能不可能，我们先说它真的是有效的吗？真的是某个人的脑子里长出一套东西来，而这套东西通过行政系统一点点的去推动，它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吗？我 们在底下，教育的真正的活力，教育真正有效的方法，教育真正触动人心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什么人的行为中出来的？如果整个社会的眼光更多的看到 了这些东西，看到了这些年以来洒落在中国民间的教育问题上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对中国教育变革的概念和对中国教育变革的信心就会有改变，我相信有，因为我们 自己就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今天也非常希望有机会把我们看到、我们感受到的、我们体会到的激励我们的动力传递给大家。
杨东平：我们两位的教育理想，你们认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理想怎么来表达？
朱永新：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叫《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用简单一句话来说，我希望所有的老师、孩子和父 母们都能过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所谓幸福，教育本来应该带给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无论是求知也好，无论是探索也好，应该都带给人非常愉悦的 快乐过程。但是现在的教育不是幸福的，是痛苦的，是烦恼的，是各种各样的纠结。同时这种幸福不是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完整的幸福。所谓完整就是教 育应该帮助人成为他自己，应该帮助人性更好的张扬，且能更好的发挥，同时这些人组成更加美好的社会，这是教育最重要的地方。
杨东平：朱老师说的完整的幸福的生活也就是指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血液成就，它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不 仅成为一个执业人、社会人，还要成为未来良好的丈夫和妻子等等。我们看到很多问题在我们现在教育事业中是缺席的。举个例子，中国和日本有一个普通高中学生 的交流计划，到各自国家学习三个月，中国高中学生到日本一看，课程水平低下，跟中国学校没法相比。而且他们到高二的时候不分男女生，这几位中国男生在日本 课堂上每人给自己做了一件小棉袄，终生难忘，这就是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梁晓燕：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到什么是好的教育，我相信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在座的人的看法不会有太大差 别。朱老师、杨老师讲到的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观点，不同意的人大概不会很多。可是什么是好的教育，大家都会觉得教育是和人的丰富性、和人的成长联系在一起 的，这一点大家都是承认的，也是认识的，也是有同感的。可是现在的问题，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好的目标，在走向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步都在失落这个目 标中的一部分。开个玩笑说，当我们走在小学里，我们失掉的还少一点，我们越往上走失掉的越多。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一个抽象 的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而是在每一步教育细节，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必须成为教育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分歧会越来越大。哪些东西会成为教育过 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这些组成部分怎么落实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怎么落实在课堂也好，课外活动也好，包括家庭教育，包括课外教育，包括教育的大的组 成部分当中，这些不可缺少的程度它们落在哪，在什么地方我们能看见它，这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分歧。
杨东平：的确，好的教育大家是有高度共识的，但是它落实的过程当中什么是重要的，学校应该教哪些东西、怎么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教育缺项特别多。
朱永新：一个好的教育，基本的认识以后，你不能说好的教育是这样，课程设计又是另外一样，必须要有好的教育 哲学。既然我们定位培养幸福完整的人，你的课程设计应该围绕这个来展开。作为一个人最需要的生活技能、生存技能，人和人的交往、表达、沟通、善良，这样一 些东西应该是我们教育的主体，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教育主体内容仅仅盯住高考那一，高考需要的东西就成为我的内容，高考不需要的东西就舍弃，而且更 重要的是，它不是为所有人考核，它是为少部分人考核准备的，为考清华、北大的尖子生准备，大部分人只会是陪读生。所以我们的教育为什么那么艰难，我们的孩 子为什么到国外那么轻松？因为我们的课程不是为所有人准备，是为少数人准备的，而大部分人最需要的，比如说沟通、表达、交往、人性、体能，包括美国学校有 一个课程教你怎么吃药，教你碰到危机的情况下怎么自救，这些问题国外非常普遍，但是我们的课程没有。
杨东平：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和国外学校面貌如此之大，实际上背后有深刻的理论解释，因为中国的学校面貌还停留 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教育的面貌，以知识传授为主，所谓学科中心的教育。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经过杜威发动的教育运动以后，全世界教育进入新阶段，这个概念叫 儿童中心，这个儿童中心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人为本，已经很接近这个概念了。所以教育学的基础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过去的教育是围绕一个知识体系进行的，把 知识体系分门别类，但是到了儿童中心，儿童是中心，围绕儿童需要来组织教学，像健康、情感、人际交往、家庭成员、闲杂时间的利用、道德、公共技能、职业训 练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提供的中等教育的教育目标，就是刚才讲的内容，健康、公民道德、职业训练、有效的家庭成员、良 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学习过程的掌握只占四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学校跟中国学校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教育还没有进入二十世纪。这是教育哲学的 问题，学教育的人比较容易了解这一点。刚才讲到我们理想的共识缺乏，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理论上在运行的教育改革，在现实中有人说已经寸步难行，有人说 还缺乏一项改革的动力，动力不足。这个问题两位怎么看待？
朱永新：改革的动力可以来自于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做到形成共识的话，就会由形式主义对 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对待官僚主义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力量的配合，没有好的经验，没有好的模式的提供，你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失败，所以 改革需要两种定律，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定律，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改革就像一个点，在中国民间教育改革已经如火如荼，我刚从山东潍坊回来，他们整个教育满 意度在整个行业里面第一名，连续三年，他们的教育办的非常好。
杨东平：我也去过潍坊，潍坊是山东教育老的样板，它有很多经验，不光是潍坊，整个山东在中国教育界都是走的比较好，我把山东形容为中国教育的解放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北京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朱永新：不仅是山东，陕西绛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那里两千多名教师，有三分之二的老师在写教育功课，所有老师都有共同阅读的时间，所有孩子每天中午都要读伟大的经典。绛县大概有100多所学校，尤其是村小都参与新教育实验。
杨东平：我去过新绛县，新绛有一个级示范中学，本来我是有偏见的，因为通常是应试教育的集中营，新绛中学是一个 例外，他们几年推行学院课程，把教师教为主改为学生自学为主，半天课程，下午学生自习，自学为主，有讨论课、交流课等等。教师的功课在晚上，你要做一个学 案指导学生咨询，每天要发给学生一张纸，过去是教师准备教案自己讲学生听，现在把这个过程完全颠倒，现在是学生为主体。新绛中学的校长为什么冒巨大危险做 这个改革呢？拿高中做实验是非常危险的，万一高考失利的话交待不起。他总结一条，他说你看我们高中课堂上学生都在打瞌睡，睡眠不足，只要把这一条改变了可 以提高很多。表面上看题海大战，其实效率非常低。
朱永新：很多学校不让孩子睡觉，教室里就写着“人生总要长眠，何必今日多睡。”
杨东平：改变学生厌学、犯困的办法，面对面，八个人一个小组进行讨论，这只是一条。今年高考那个校长给我发了短信，二本以上的比去年提高30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要相信教育改革，相信学生。
梁晓燕：我们今天特别想给大家呈现的就是在各个地方有很多这样努力在改变教育的人。我刚才讲到的教育效率提 高，并且真正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人的，我自己最近在参与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推广，这个推广是由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推广的同一起跑线项目，我很简单的讲一 下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觉得非常惊讶。它的基础是提高，中国的语文教育是受到最多人批判的，可是语文教育到底怎么改变，到了高考连一篇作文都写不象样，这个 情况到底怎么改变？何教授带着他的团队，经过十年的时间，已经在280所学校获得了非常好的实验成果，这个成果非常重要的一点，何教授的基本观点是说孩子 到6岁掌握母语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汉语有256种基本句型，一个6岁的孩子已经掌握了80%。所以他们认为孩子在开始学习母语的时 候，他有强大的自学基础，虽然他还没有认字。
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至少60%的内容是无用功，完全可以不用教，另外40%教什么？怎么让孩子们能够主动的去学习？他们创造了一套非常好的教 育方法，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在加入这个实验，它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他使用的是现在新课标的语文教材，但是对每一节语文课，把它分成20分钟、10分钟、 10分钟，分成三段，前面20分钟老师讲，老师讲课文的重点和难点，其他包括朗读课文都不在课堂上做。第一个10分钟，北师大这个团队为所有的基础课程的 语文教材编六到八篇的阅读补充教材，每天10分钟阅读语文补充教材，这个补充教材是根据这篇课文的内容，从文体等各个方面扩展，是一个扩展阅读，十分钟。 然后十分钟写，这个写他们叫做小练笔，你学了语文教材，又看了六到八篇的辅助读物，马上写。这样一个做法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从六个星期拼音学完以后马上开 始，这样把大量阅读的要素加入到语文教学当中来，阅读的过程是开放的过程，是学生自主的过程，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想到什么，你有什么感受，马上十分钟写出 来。在我自己的实验区，在我自己所做的20多所学校里，进行了九个月的语文课以后，一年级学生大部分都能在10分钟里面写出80字左右的连贯的表达。这里 面就讲到语文课的根本东西，语文课根本东西就是语言的运用，是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而这些东西怎么高效率通过语文课去实现？有一个数字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一 点，我们中国语文教育的课标的规定，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阅读量是5万字，可是在北师大实验团队的课堂里面，一年级的阅读量达到80万字。可是没有课外作 业，不给你安排课外的东西，你所有的这些活动全部在课内完成。过去40分钟的课堂是什么效果？今天40分钟的课堂又是什么效果？第二，学生在这中间，他看 到的东西，他的阅读，最后他的写作，是从他自己接收者的角度出发的，不是老师们硬贯的。我们写作文是到了三年级才开始，是不是孩子们一年级就不能写呢？我 们发现，做实验的学校都在偏僻农村，都是所谓的升学这些教育质量并不怎么好，可是我们发现孩子的潜力有多大，是我们不可想象的，80%的孩子完全能够适应 这样的教学，40分钟里面他们完全能够完成这样的教学，这让我们在做实验之初真的不可想象。这样一个实验今年又有100多所学校加入，很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它会有更大的推动力。这样的东西，即使我们自上而下推动改革我们也得有一个东西，推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是有效的？什么样的东西是有创意的？什么样的东西是 学生真正能够接受的？什么样的东西是老师能够承担的？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有大量的先行者在前面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们才能期待它有一个更好 的推广。所以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讲到，民间的教育改革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正在进行，在什么样的范围中它正在推广，我们希望传递给大家更多的信息。
杨东平：梁晓燕老师讲的是正在甘肃贫困农村推广的提高教育质量的项目，她的核心概念是从阅读开始，从语文开始，这个概念非常深刻，朱老师也是一直长期致力于推广阅读，呼吁建立中国的阅读节，开发推荐书目等等，朱老师您认为阅读对于教育意义究竟何在？
朱永新：无限的相信书籍的力量是教育思想的真谛之一，一个学校可以什么都没有，只要有了为教师和学生的精神 成长而准备的图书，那就是学校。关于阅读的价值和意义我曾经讲过，第一，一个人的精神发源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人无非是精神和躯体，人的精神跟躯体的成长不 太一样，第一它很少有遗传的东西，躯体更多是遗传的基因，精神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人类精神成长的对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学校教育最安全、 最容易吸收，营养也最丰富。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只读语文书，只读教课书教的东西，他必须要有大量阅读，因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和智慧就在最伟大的著作 中，那些伟大的著作在图书管理，在你的书架上。在图书馆、在书架上严格意义上就是废纸，当你没有捧起它的时候它就是废纸，你只跟它对话，你才能拥有。所以 阅读就是精神成长的过程。对学校来说的确是这样，从国际上无论是基本的学科能力也好，阅读是最核心的能力，新教育实验也是这样，新教育实验强调和人类的崇 高精神对话，我们的六大行动就是把营造书香效应作为重要的基础。而我们的阅读从教师开始，因为没有热爱阅读的教师，不可能培养出热爱阅读的孩子。我们帮助 教师探索教师专业发展地图，你作为好的老师，你应该读一些伟大的著作。他从文理性知识到心理学教育知识，一直到人文科学知识，这些结构我们做了专业化地 图，在专业化教育实践极地里面，我们要求老师有根本书籍的对话，只有教师对书理解深刻以后，他才会引导孩子真正的阅读书籍。所以学校教育阅读是基础的基 础、关键的关键。
杨东平：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研究生阶段同样如此。看不看书已经成为判断一个人格调的最基本的区别，就是你有 没有精神的成长，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价值、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这是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朱老师教育实践中有一个乡村老师的案例，这个老师叫张向阳，他毕业以后 在山东农村当十年体育老师，他自认为是优秀的老师，学生、家长也都认为他是优秀的老师，热爱学生，非常敬业。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不合格的老师，因为他离开学 校以后没有读过一本书，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从那时候他开始痛改前非，发奋每天也一篇文章，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教育评论家，现在已经成为苏州市一个小学的 校长，我觉得这个故事挺动人的。
朱永新：新教育理论中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昨天中央电视台放了《寻找美丽乡村教师》，我们新教育的老师， 除了扎根田野的精神，更重要的他们对教育的理解非常深刻。山东精英小学，在淄博的一个小学老师常丽化，他也是特别典型的个案，他伴随着他的孩子五年时间， 一起读过524本书，一起走遍山东的山山水水，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最喜欢的运动，五年下来他们并没有大量的作业、练习，相反一个月就把语文课上完，大量的 跟孩子阅读，比如在浓烈的天空下，一个好的老师不该照本宣科，否则所有老师都变成一样，对农村乡村教师最初的训练可以，但是必须要有自己对教育独特的理 解，常老师开的课是在浓烈的天空下，一年时间用绘画、音乐整合成一个课程。他还开了一门走进孔子，他们的孩子五年级，他们每门课程完了以后搞一个典礼，这 个课程学完大家分享一个典礼，我参加了他们孔子课程的毕业典礼，五年级孩子对孔子的理解让我震惊。孩子们讲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经过，他说寄神如存在。一个小 学五年级的孩子看到成人说有多少人懂得孔子。而且五年级下来平均分数远远高出其他班级的学生，是全校唯一拿到教育质量奖和数字教育奖的班级。常老师每天会 给父母亲写一张便条，因为新教育特别强调共读共同生活，否则父母和孩子、教师和学生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阅读生活，没有共 同的交流，不可能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愿景。所以师生之间，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生活已经成为新教育共同的特征。每天一张便签，每个星期给父 母一封信，今年他积累了100多万册资料，给父母亲写的笔记，他自己每天写的日记。所以老师把自己的心扎在教育事业，他一定做的很精彩。
梁晓燕：可能大家都会在想，这种老师是个别的吧？总有那些极端的优秀的老师吧？可是我要跟大家说朱老师推的新教 育已经成为教育界一场改革运动，真正的加入到新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学校已经有1000多所，像常老师这样的，达到这个高度的老师部下几百个，甚至于更多。我 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他们的网站教育在线，这个网站里面有大量的信息，他们就是从朱老师这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团队，从一所学校、两所学校开始做起来，现在 就是民间自发的加入这个阵营的有1000多所学校，1000多所学校的学生用这样的理念，用书香校园里面的六大原则在安排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师本身的成 长。我们并不是在说一两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在说的东西是很多的教师、很多的学校真正已经在做、已经在推行的，不止是实验，甚至在进行推广。我想再给大家补 充一个例子，刚才杨老师讲到同学们去日本，那样的一些课程我们闻所未闻，我们不能想象有那样的课程，可是现在在中国也已经有学校在开展这样的课程，上还有 一个工业基金会叫珍爱梦想，他们在推广一个公益项目，这个公益项目叫梦想课堂。这个梦想课堂是一个捐助多媒体设备，捐助到农村偏远贫困地区，这种工作很多 公益组织再做。可是珍爱梦想他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令人尊敬，他们在梦想课堂附着了一套梦想课程。什么叫梦想课程？他们从一年级到高中，一共35门课，现在已 经开发完成的是9门课，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认识我们自身，认识我们的周围，认识我们的环境，认识我们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做到我们必读的课堂里 面，现在都能上网了，互联网上有大量的学习资料，让学生们在网上有自主学习的机会，然后老师们给予引导。这样的课程的编写，我自己参与过一次这样的培训， 说句实在话我非常惊讶，有些课程居然能够这样教，孩子们能够这样来学习。一年级小孩第一节课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亲戚，亲戚是什么意思，亲戚对我们意味 着什么。有一门课就是把你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全部变成一门课，这门课里面要意识到你不是孤立的存在，你是在大家庭里面，大家庭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什么样 的养料。这是一年级的课程。35门课我不能说很多，今天时间有限，但是这种课程也不是一所、两所学校，珍爱梦想课堂的推广已经有100多所学校，他们有一 个很好的计划，在十年时间里推广到多少学校，随着梦想课程，老师叫梦想引路人，老师如何成为一个引路人。还有对老师们怎么培训，对老师们怎么工作，有一大 批更高端的教育工作者自愿加入到对老师的提升过程当中来，叫做梦想实践家。梦想实践家、梦想引路人、梦想教师、梦想课程，这一系列的东西真正在教育理想的 旗帜下创造，整个团队就是创造的过程，同时教育的过程，每一个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都有创造的。他们现在在网上有非常丰富的资料，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 一看，你也去感受感受整个梦想团队那样的一种热情，那样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生活。不是说一个、两个人是极端的案例，而是说这样的案例，如果今天有时 间，我可以给大家举出至少十个。
杨东平：我再补充一个案例，在山东杜郎口中学，它是一个农村中学，但是最近十年来名气大到什么程度？每天有 几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自发到那参观学习，他们的校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十年以前他当校长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辍学，一个是厌学，没有任何 教师资源，教育水平也不高，怎么办？后来他从他个人的经验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有一次老师上集市买东西，让他代为管理课堂，结果他当了老师以后对他个人的成 长，把他的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他认识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所以他开始构建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把以老师为主改为学生为主，每堂课老师最多讲十分钟，超过的 话不及格，下岗。当然现在没有那么机械了，讲的比十分钟还要少，只讲必须讲的，剩下的让学生自己想。他的课堂很难想象的，所有的教室都是开放的，人流涌 动，周围都是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学习者，拍照的、录像的。也没有讲台，三面黑板，学生一下到前面，一下到后面。这个课堂简直不成体统，没有基本的秩序可 言，怎么教学？但是教育质量很好，全县第一，很多人不相信，觉得他们白天做秀晚上训练，是不是自己加班加点。人家没有做秀，就是靠调动学生的自主性成为优 秀的学校。当然它也有一套模式，而且他们的模式在各地不同的学校落地也要因地制宜的丰富和发展，所以这种实验，就是靠农村学校自发实验做到成为广泛普遍的 现实，这个事情都是很令人深思的。再问朱老师一个问题，新教育实验不仅有六大支柱，强调教师的专业成长，而且还非常重视新教育在线这个平台，我听说新教育 在线还构建了教师培训网络课程，叫网络师范学院。
朱永新：我们叫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现在全国有一千多名老师在上面学习，我们也是要注册，注册的时候每人提 交一篇作业，叫《我的阅读史》。这个作业很有意思，很多人竟然无从写起，很多老师写出来都是文学小说，我说他是一直停留在浪漫期的教师。很多老师写出来的 像工作汇报，就是教育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通过《我的阅读史》的分析，我们把阅读分三个时期，浪漫期、精确期和综合期，当然这是作业之一。我们的这些老 师，考核非常严格，每周有两个晚上到三个晚上的学习过程，我们也没有学费，也不收任何费用，老师教材自己买，我们在网络上有讲师跟他分享交流。所有课程学 完以后，我们也可以发新教育硕士文凭。事实上好的文凭不需要承认的，如果我们的网络师范学院的老师拿到这样一种证书，所有的校长都抢着用他，比你正规师范 大学出来的证书管用。包括像南科大这样的实践也完全可以更快速一些，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为什么很多该做好的事情做不 好？我觉得是很多体制机制把我们束缚住了。很多老师说我们戴着镣铐，我们为什么不把镣铐打开？如果打开我相信中国的教育一定有另外一番天地。从安徽解放承 包解决农民，所以我们粮食问题不愁了。我们改革开放，解放了工人，解放了资本，所以整个社会发展起来。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的教育解放的非常不够，应该把我们 的校长、局长、教师真正的解放出来，真正的智慧蕴藏在民间，这样一种力量是毫无疑问的。像网络师范学院也好，像南科大也好，应该鼓励更多的探索，而不是给 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枷锁。
杨东平：我补充一个案例，今年夏天有一帮志愿者在湖北开办一个短期的立人大学，他们也是没有固定的校舍投 资，但是他们有理想，有愿意爱学习的人，真心实意的希望打开自己的头脑，希望获得真知等等，这个学校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高校教师自愿的去学，这种民间办学 的尝试会逐渐兴起。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家聂胜哲，他在安徽创办了一个学院，中专，两年，毕业作品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授予匠师为凭，教育部也没 批准，但是市场供不应求，从匠师到网络师范学院，到立人大学，这样的例子说明真正好的教育，只要市场承认、用人单位承认就够了，够好象梅兰芳的学生、齐白 石的学生，这不仅是教育的权利，也是中国教育非常好的传统，还是要发扬光大的。
梁晓燕：接着杨老师说到的立人大学，它现在的主体叫做立人图书馆，这是一群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的主体是 30多岁，这批人从北京出发，回到自己的家乡，要在自己的家乡办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不只是看书的地方，这个图书馆是一个教育文化中心。他们说学习一定 在学校里吗？学习一定在教室里吗？教育可以无所不在，教育就是人对人的感染，人对人的推动。这个立人图书馆在三年半的时间内，现在已经13个图书馆，一个 图书馆承载了十几项教育功能，并不是简单的只是看书，当然有核心书目，有读书小组，有自由作文大赛，包括电影，有非常丰富的电影资源带到农村，当然也有互 联网资源，带动孩子们怎么去学习使用互联网上非常丰富的教育内容，各种各样的艺术课程，各种各样的深度阅读和讨论组。它是作为一个承接平台，把城市里面非 常好的教育资源引到农村去，他们叫访问学者计划，城市里面来的大学教授、企业家走向农村，走到立人图书馆做你们的平台，走到乡村孩子中间，把你们的经验、 知识、人生智慧传递给农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些实验，三年半的时间，现在在当地都有一批初中生、高中生追着图书馆走，甚至有的孩子不去上课都愿意去图 书馆。因为什么？当然他们也不会说你们不要去上课，而是假期里面搞非常生动丰富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内容就是现在立人大学的前身。我有一次跟立人大学的 创办人交流的过程中，他说在我们的脑子里什么是大学？激发智慧和创造性的地方就是大学。我们就去做了，我们觉得它就是大学，因为有学生来，学生认为它必 要，学生接受它，那就是我们的大学。我觉得他们那种自信，他们对创造的自豪，深深的感染着我。这群年轻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专职的志愿者40人，还有大量的立 人之友作为志愿者参与他们的事业。所以教育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校里、课堂中，教育真的是非常开放的，是和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事件，如果我们 打开这个眼光再来看教育，我们也许真的能看到更多的生机。
杨东平：立人大学的发起者本人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最后走向民间自主办学，走进乡村，非常了不起。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三位都做很多NGO的工作，也跟很多年轻人打交道，你们对80后、90后这一代人有什么感受和评价？因为社会上对他们评价好象不是很高。
朱永新：我觉得80后和90后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追寻，因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有每个 时代的特征，有每个时代的使命，有一点是共同的，年轻人心中的理想永远不会比任何时代低。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不同文化的引领，比如文革时代的 年轻人不一样，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心中的理想、心中对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所有时代都是存在的。
梁晓燕：任何年代都有不同的人，我现在做的大量都是青少年工作，一直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们中间没有哪一代人 的感觉，没有代沟，大家没有觉得你的想法不一样。有一种不一样是因为社会经验、社会知识的差距而不一饮。但是我们感觉到最相同的一点，大家认为我们不满 意、我们不甘心，我们要改变，这种东西是我们最典型、最相通的地方。我自己一个很深切的感受是，我也做大量的大学生工作，我们这个基金会连续八年组织大批 的大学生去农村，去做各种以支教为中心的组合性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学生当中苦闷的、沮丧的、非常无奈的情绪弥漫在大学生 中，我不认为这是80后或者90后的精神特征，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今天大学教育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它使得在这个教育中的人激发不起精神上的追求。 我们做的工作，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当中，我们树立一个大旗，愿意为这个东西吸引的同学大家来吧。多年轻人走进这种生活以后，不仅仅是他们在付出、他们在做志 愿者工作，更大程度上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年轻人，我走进很多大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看不到年轻人，年轻的精神特质不存在，大家都在沉重的压力 之下呻吟，在无奈，在喘气，在这种情况下最最重要的，如果每一代人中间都有差别的话，那就是一个年轻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寻求改变，起来改变，这个东西是 年轻人最本质的。为什么？你们还有大把的未来，你都不寻求改变，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可想而知。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从代际来说的问题。但是有同 代人中间，不同的人生选择的问题，不同的人生选择差别很大，但是代和代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杨东平：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有权选择年轻，有理想、有梦想、有行动、有热情我们就年轻，在我们年轻的朋友当 中，我始终不感到自己的年龄，我始终觉得跟大家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把它转换成一个命题，就叫理想主义者之间是没有代沟的。参加这种公益活动还有另外一个 好处，很多人在这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伴，明年春天将会举办十对婚礼，据美国调查，谈恋爱成功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教会，一个是非政府组织，因为大家是 抱着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理想参与的，大家是没有功利心的，所有兄弟姐妹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来的，有相同的价值观，而且有丰富的交流机会，我们二十一世纪教 育研究院的院长助理王胜利，他也是参加登山组织活动遇到他的另外一伴，现在结婚了，可惜他认识女朋友以后就不再登山了。
梁晓燕：说起这个来也是一个教育话题，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大话题，这个大话题里面，年轻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活 动当中，其实他所得到的社会知识也好，人际关系的协调也好，责任和能力的锻炼也好，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综合性的。刚才讲到集体婚礼，其实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大 学，但是有着共同心愿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什么样的地方是凝聚共同心愿的地方呢？所以大家会更好的去寻找到这样的地方，也许你就更能够碰到跟你一样的人， 跟你一样心愿的人，跟你一样追求的人。同时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育的话题，这不是八卦话题，包括我们在中学里面，一个人的情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他构建 社会关系的能力，都是在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些东西并不是在课堂上传授的，这个东西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在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因此我们才看到，让各类学校把门打开，让更多的社会交往在我们的学校当中成为现实，这是弥补我们现在教育不足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杨东平：欢迎更多的青年学生走进我们的社会公益活动，不仅是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也会有众多的收益，很有必 要，因为有爱心的人互相比较容易相处，大家有同样的价值观，追求的往往不是有房有车那样的目标，所以生活目标比较容易达成，总之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剩下的 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
观众：三位老师好，我刚从河南考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大一新生，我刚刚经历过高三，也经历过高考，我知道立人大 学，知道山东杜郎口，我对教育有自己的感悟，我对中国教育问题还是不能太乐观，形式还是比较严峻的。中国教育的问题从根本上是体制的问题，包括教师，包括 学生个人很难改变这个东西。你的成绩，你的一切都要以高考成绩挂钩，老师评职称、奖金、工资全要靠高考成绩挂钩，比如你今年带一个班，你的高考录取率达到 多少，有多少学生通过一本线。中国搞素质教育，谈素质教育，谈教育改革这么多年，从实质上有多大改变呢？我看不到这个希望。立人大学还有熊培云先生给他们 讲课，这个改革不太有普遍性，从根本还是有制度性，一个教师怎么敢冒险改变那种现状呢？制度性的问题是不是更根本性的问题？
提问：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走到我这个年纪，我是去年毕业的本科生，是不是到我这样的年纪才觉得 想通了要做什么、要干什么，但是发现前十几年的教育只是被动的，当我知道想去做一些事情，我个人想做NGO，想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走歪了 一条道路，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是不是中国教育没有希望？现在我不这样想，如果我们有这么多人坐在这讨论这个问题，在关注这个问题，关注就是一种力 量，我们总有可能把它改变掉。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梁晓燕老师，我年前参加西部阳光选拔，但是没有录取到，如果在NGO或者支教活动过程中，您有没有关注到有 些学校配合您这边选拔学生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把自己想要安排的人安排上去，比如他们要在学生会有地位，很多功利的因素包括在里面，导致有一些人很理 想主义，很希望为这个事情服务的，但是他们却被打压下来。
梁晓燕：简单的说，10年、11年进行的彻底改革，我们的选拔方式完全变了，发现问题就会解决问题，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能改变，因为社会的大环境是这样的。不是。社会的大环境固然不好，可是并非不可为，所以我希望有机会你下一次再做。
提问：我也是北师大的学生，而且我也是山东的考生，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位师弟的想法，现在教育的问题很多是体 制性的，不是一两个实验可以推动的，您觉得这种体制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您刚才提到很多非常精彩的教育实验，但是教育的理想是给人以完整的幸福，而最后评价 实验成功的标准是升学率提高多少或者阅读能力提高多少，您不觉得这样有一点自相矛盾吗？
梁晓燕：也许是表达的问题，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充分的、丰富的教育生活当中，分数提高是自然的，但是我们说 阅读量的增加，你认为这是一个指标。你知道阅读过程的快乐吗？我举一个例子，我讲到北师大这个团队现在在河北的他们已经做到六年级，应试的压力是要化解 掉，为什么化掉？因为所有应试必须达到的指标，他们得到的东西不仅仅是分数，他们得到的是演化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信和不信，也许不信也是正常的，在我没 有看到之前我也不信。
朱永新：我补充两句，刚才那位女同学认为体制不变很难进行深刻的变革，的确是这样。因为中国教育很多问题， 而且不仅仅是教育体制，比教育体制更重要的，我们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我们的人才使用制度，比如说考公务员，公务员为什么一定要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呢？再比 如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大家为了想得到一个好的收入，就要找一个好工作，要找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高中，所以比教育体制更 重要的是人才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变革，没有这个变革教育也是很难真正变革的。但是在体制之下我们无能为力，我一直认为体制的推动，除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变 革以外，还有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推动到非改不可的时候就有最大的改革动力。所以每个课堂里，每个地区的教育变革的力量，实际上都是在推动这个体制往前变 动，这种悄悄的革命，最终会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
提问：这一次会我非常兴奋，五年前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我看到有一批学生能够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那个学校的 校长是我们学校的大四留学生，四年前在新疆的和田市我们的学生去支教，那里的队长是我们大四的学生，三年前也是我们的学生去组建并且完成数学之门、外文欣 赏，甚至各种有类似活动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都在致力于素质教育，这些课程没有一样是跟我们的书本有关系的，全部都是人文、地理、自然，甚至包括 人文学科的东西非常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处于教育落后偏远的地区，我们是否在教育公平这一块，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教育权这一块做出更多的 努力？
杨东平：教育公平问题不完全是靠个人和学生的力量能改变的，确实是一个宏观的教育制度问题。
观众：三位老师下午好，我也是今年刚刚高考完的考生，现在各个地区的考生都有，我现在是北京大学一年级新 生，顺着刚刚所说的教育公平问题继续说，即使在北京教育资源非常集中的地区，依然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我的高中应该是素质教育很发达的高中，但是我看 到我身边的同学，大家走的路永远都是一条路，我现在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我能预知我一生的路是什么样，我即将上最好的初中，即将上最好的高中，即将学最好的 专业，好象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相同的路，但是就我自己来讲，受教育者而言，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是让一个人真正成为他自己的教育，做最好的自己，挖掘自己的前 途，真正实现自己的各种可能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扼杀了这种可能性。有一些很想成为钢琴家的同学，他们没有办法抛弃自己的学业真正实现自己 的非常珍贵的天赋。我认为固然体制是非常重要的造成现在恶果的情况，但是体制是人制造出来的，它本身并没有生命，要想改变体制首先要改变人，要想改变人要 从改变自己开始，就像理想国标语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我们埋怨体制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不走出体制。
提问：今天是教师节，首先祝台上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我是北师大大一的新生，我想就教育现状的改变，我们不得 不提教师问题，北师大是最早实行招生免费师范生的高校，2011年第一届免费师范生毕业了，虽然我本人不是免费师范生，但是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同学，那些 免费师范生们毕业之后，有一些人违约，他们交违约金之后选择出国或者考研，没有履行自己当教师的承诺。现在有很多的师范生没有当教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社会上对教师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与这种需求量巨大形成另外一个对比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解决不了教师的编制问题，我的问题是，重重的矛盾之下，这种教师体 制的不完整之下，我们的教师的机制没有完善，我们谈何教育的改变、教育的公平，甚至是教育模式的改变？请梁老师回答。
杨东平：我们在座很多人的发言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制度不改变，我们谈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的确，毫无疑 问，制度的改变主要是由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个改革国家也在做，规划纲要制定以后现在也还在这方面的实验，还在逐步的做。但是这种改革，我跟大家一 样，非常希望有一天自上而下整体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这种改革往往是难以期待的，也就是说日常的教育生活还是一步一步面对的。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一下， 当我们的教育制度、教育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或者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
提问：各位都是新教育团队的，你们应该听过一个名词叫做“间隔年”，现在有一部分大学生或者白领，他们工作或者在学徒中放弃学业或者暂停学业去打工，去体验生活，对于这种现象你们怎么看待的？
杨东平：这肯定是好现象，一个学生有权选择什么样的学习方式，这应该是很好的模式，在国外非常通行的。
提问：仅仅是好现象吗？对学生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讲，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好现象吗？
梁晓燕：你这个问题是说一个人作为人生规划，规划哪里？他是自己知道了他要什么吗？他要什么是别人告诉他的 吗？还是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体会出来的？这个体会需要不需要各种各样的机会和条件？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刚才讲到立人图书馆，立人图书 馆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志愿者，赫飞飞，他是北京大学的硕士，但是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他退学了，他学习成绩非常好，一路考试考进北大，读完书又读硕士。为什么 读硕士？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想象不出除了读书还能干什么？但是就在一次立人图书馆到北大做宣讲的时候，他去听了，听了以后他到立人其中一个图书馆 做志愿者，他突然感受到内心的触动，他跟我交流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接触这件事情之前，我的自我完全没有，我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 干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家长希望我读好书，周围人知道我能读好书，我读上北大，大家都觉得我很棒，可是我自己很茫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了自己寻路的过程， 其实我们说做公益也好，干别的也好，这个不重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机会让自己去尝试我到底能干什么，什么是我内心最想要的东西。而这一点，有的时候在 课堂里通过老师跟你讲，老师跟你讲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其实那个东西的有效性有限，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你还没有被打动的，你的 心没有敞开，在这个时候机会是重要的，所以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
杨东平：教育真正的价值或者目标就是自我发现，然后自我实现，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自我发现，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自己最擅长什么。
提问：我来自于南开大学大四学生，这一次一方面听讲座，另一方面调查北京前一段拆迁农民工子弟小学事情。刚 才三位老师提到在农村进行教育改革的事情，这个事让我挺难过的，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从农村开始，但最后模式定型在伤害农村。当教育实验在农村获得成 功，它的经验在城市提炼，并且应用在城市教育的时候，城市教育原有本身的优势，再加上好的教育方法，对于农村教育会不会产生压倒性优势？这次北京农民工子 弟学校被拆迁，民工子弟他们的教育将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朱永新：的确中国的教育是脱离农村的教育，很多学校里面挂着一双草鞋，一双皮鞋，老师跟大家说，你们好好学 就穿皮鞋，不好好学就穿草鞋，所以农村学校的孩子就为了能穿皮鞋。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时候，在一开始就不是很均等，应该首先彻底改变农村的政治、文化、社 会的生态，让那里同样也能够过上比较正常的文化生活，能够和城里的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没有现在那么大，这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变革， 资源不会往你这找，整个农村教育的品质是不够的，而且越来越拉大差距的现象，这是下一步教育资源配置中要做更加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 在。
杨东平：教育公平问题，包括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农村教育出路，留守儿童，这些问题非常具体，很难在短时间内说清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是本科三年级学生，刚才梁老师谈到现在的大学生对学校里面的生活比较失望，比较苦闷， 我也是其中一位，我已经失望到极点，我觉得已经没办法忍受，所以今年过年我选择休学，暂时退出学校这个大的环境去尝试新的道路，我要看有没有办法走出自己 的道路出来。我想问老师的是，像我这种心态的学生，有没有好的指导意见？我的这种失落，从理想方面来说，大学已经没有办法给我精神上的满足，从现实方面来 说没有办法让我接受它的教育以后获得什么样的工作，对它的失望已经达到极点，没有办法再忍受了。
梁晓燕：我很高兴你还是一个有自我的人，你发现自己的痛苦，而且会面对自己的痛苦。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定休 学，休学以后你要做的，我给你一个建议，最最重要的你要去寻找你的同道。在人生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最迷茫的阶段，精神的成长是需要契机的，这些契机 跟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机会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在你自己能够看到的你要去寻找你的同道，而这个同道也许在你生活的周围，也许在互联网上，也许在比较遥远的 地方，也许就在我们这个场合里面，这都可能。我们和同道们互相激励当中，我们会真正确认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在我们并不确认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内心真正追 求的东西是什么，需要有一个过程去确认，这个确认的过程需要有同道跟你一起走。
杨东平：自我发现、自我认识是教育最根本的目标。
提问：三位老师大家好，我的问题稍微抽象一点，我们今天主题是教育，对人的价值观的塑造是教育当中至关重要 的一个部分，在今天人们追求多元的文化氛围和背景下，中国主流教育只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塑造吗？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 模式，这方面几位老师怎么看？
朱永新：两个概念，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它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用汉语跟大家交流，我没有 讲英文，也没有讲其他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它必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当然这个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必须要有共同的阅读，共同的写作，共同 的生活，才能形成共同的语言。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的价值是很可怕的，西方是通过宗教体系，伊斯兰国家通过古兰经，有一个共同的全民族的认可。现在我们这样一 个认同缺乏了，刚才讲教育的统一，统一跟多元是两个关系，现在我们是用统一的大纲、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教材，把本来具有无限大的可能个体培养成单向的，这 是从教育自主来说，但是有主流价值观是毫无疑问的。
提问：目前我也在从事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三位老师对中国教育目前对人才的复制，我们所有人才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对工业化复制造成的结果有没有思考？刚才说到要构建教师体系，我想知道如何构建教师培养体系？如何达成预期的效果？
梁晓燕：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像这样具体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不会有时间来解答，我推荐一个东西， 我希望大家读一本书《中国教育发展蓝皮书》，这个蓝皮书每年都有一本，把这一年中最重要的教育问题，你刚才问到的所有问题在这本书上都有，杨老师是中国教 育发展蓝皮书的主编。这个东西有很多的人都有非常丰富的思考，而且究竟应该怎么走，里面也有非常具体的路径，如果大家对具体的问题很感兴趣的话，我相信读 这样的书有价值的。
提问：各位老师好，大家问的都很宏观，我的问题具体一点。大家都特别关注基础这一块我特别同意老师们的观 点，我的问题是从最近的一个公共事件，就是李双江儿子打人的事件，是不是我们的教育里缺失了对他们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他们比平常的孩子占用更多的资源， 如果他们管不好的话，我们已经限定不了他们的父亲，但是如果他们孩子管不好的话，对一个国家是更大的危害。
杨东平：官二代、富二代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家很担心，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家庭教育问题，李双江自己也承认家庭教育是失败的，某种程度上人格养成更主要的还是在家庭环境当中，在家庭的身教当中形成的。学校教育只是提供基础的东西，所以对家庭教育需要特殊的认识。
杨东平：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论坛就到这里结束，让我们共同追求理想的教育。谢谢大家。
原文链接：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1-09-11/1304290881.shtml
视频链接：http://chuangxin.umiwi.com/2011/0912/36430.shtml
9月10日，“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将在前门23号院的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拉开帷幕，连续三天，上演本年度最重磅的文化大戏。今 年的年度文化沙龙为中秋假期三天，设置三场主题论坛、六场人文沙龙、六场创意演讲、两场露天民谣演出，并邀请了两岸三地近四十位最活跃的文化、思想、教 育、艺术、设计界达人，为京城内外更多的观众带来一份美味过瘾的思想大餐。
【精彩实录】
主题：改变教育现状的动力在哪里
时间：2011年9月10日14：0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地下二层
嘉宾主持：杨东平
嘉宾：朱永新、梁晓燕
杨东平：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到理想国文化沙龙现场，我也欢迎我自己，我也是第一次到这 来。我叫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我想先介绍今天的两位重要嘉宾：朱永新教授，著名教育家，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原苏州市副市长，经常被官员批评说不务正业，每天上网发函写信。第二位是梁晓燕女士，也是出版人，她有很多社会身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利用这个时间交流教 育问题，我们在理想国讨论教育问题，显然不是因为教育已经非常理想，还是因为教育好象不太理想，所以成为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的讨论前面一个多小时做一些主 题性探讨，后面时间可以跟大家交流互动。
我先利用特权提第一个问题，记得两年前有一次，也是一个文化论坛上，易中天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提一个八卦问题，他说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请两位回答一下。
朱永新：也是一个伪问题，毫无疑问，教育的希望比足球还要大一些。足球就那么几个人在玩儿。教育，中国有1300万教师，有几亿孩子们，他们在一起，总有一些把根扎在教师事业，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有他们，中国教育就有希望。
杨东平：今天是教师节，向各位老师表示敬意。
梁晓燕：我觉得教育和足球，我的想法是说，足球作为体育运动来说它是可选择的，它可有，它也可以无。可是教 育我们无可选择，我们每个人要进入现代生活，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我们要变成社会可用的人，教育是必不可少必须得走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能说哪 个更有希望、哪个更没有希望，而是教育更无可替代的我们必须让它有希望，如果它没有希望，它比足球没希望更让我们绝望。
杨东平：我们是不是感到教育和体育有很多相似性？
朱永新：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大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做不好，当然体育根本做不好，体育的前提是教育。 当然，体育更多的是竞技，更多的是展示人阳刚的一面，更多的展示的是人合作竞争的关系。但是教育的使命不仅仅是体育，体育只是教育的其中之一。教育更多的 是培养一个美好的人格，培养健全的人，建设美好的社会。
杨东平：教育现在越来越像体育是因为它跟体育一样，变成一种竞技的训练，而且是以金牌战略为导向的。
朱永新：体育本来也不是应该这样，严格意义上的体育也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帮助人更好的成长，而不是仅仅 为竞技，为竞技的体育只是少数人的游戏，现在我们把整个国家体育变成竞技性体育，全民性体育，所以我们体育看精彩就跟教育上看分数一样，精彩并不是体育主 要原因，因此分数也不是教育主要原因。我们经常说好的分数是教育额外的奖赏，因为你根据一个规律做分数自然好。体育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 没有真正意义上帮助大众体育永远上不去。
杨东平：无论是国外好的学校还是民国时期的学校，都非常重视体育，晓燕有什么想法，教育和体育？
梁晓燕：我自己的感觉，我们现在之所以体育，尤其像足球，越来越尖子化，最多的钱都砸在这些人身上，而放弃 足球的基础。我们知道足球发展好的国家都是有儿童足球的基础，足球发展大国全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在想，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似乎也越来越走到足球的路上，所 有的最好的资源、最大的钱砸向尖子学校、尖子学生、尖子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教育自寻绝路呢？看看中国足球的状况，是不是让我们更多的思考今天的教育 状况在走向何方？
朱永新：教育和体育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体育，更没有教育。
杨东平：还有一个体育精神的问题，要培养能够踢球的运动员，不能只是踢人。我补充一个数据，为什么说中国的 足球非常危险，比如说在日本，它的青少年足球基础据说有300万，而中国据说只有8万人，这个不可想象，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经济条件稍微好的家庭都 不愿意小孩从小走职业运动员的道路，所以青少年运动员越来越少。两位觉得体育和教育的确有非常相似之处，主要的弊端、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朱永新：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弊端是缺乏公平性，体育也是缺乏一种公平性。教育总的来说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公 平，一个是效率，体育界也是这两个问题。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城市里面的好学校和差学校差距太大，教育的起点就不同。而教育恰恰是 社会最重要的管道。所以我觉得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平，很多矛盾问题，像支教的问题、应试问题，都跟公平基础相对薄弱有很大关系。体育的公平性当然和 教育公平性不太一样，但是现在体育最大的公平性，它过早的走专一化道路。
杨东平：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学校体育缺席，不能正常开设。
朱永新：因为教育只是为考社会分数准备的，所以体育、艺术，学什么考什么、考什么学什么是目前我们教育很重 要的倾向，体育在教育中缺位，体育本来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为精彩准备的，实际它是为一个人准备的，身都没有了，心和灵寄托的物 质基础就没有了。所以在我们学校体育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一开始体育走专业化道路，实际上体育应该是所有人的活动，而不是那些体育人的活动。
杨东平：关于教育的主要问题，晓燕的感受是什么？
梁晓燕：我的感受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我经常听到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中国的教育，从不同的角度，主管部门有主 管部门的苦衷，教师有教师的怨恨，家长有家长的痛苦，学生有学生的无奈，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的教育。可是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像走进一个怪圈一样，每个人都觉 得那是别人的问题，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又在参与和制造别人的问题，就好象在这个怪圈里面我们都挣脱不出来，到底谁错了呢？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或者说到底更重 要的是谁的问题？互相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像一团乱麻一样越来越纠结。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没办法，只能这 样。或者说虽然我很不愿意，虽然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到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在我自己看来是这样的一种纠结，让所有的人感觉到我们 好象可以心安理得的除了抱怨可以不做什么。
杨东平：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存在就是合理的，实际上是默认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
朱永新：刚才晓燕是讲到教育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教育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刚才讲的是中国教 育目前客观的存在问题，并不是我们教育品质的问题，而是公平的问题。当然在公平的教育和教育诸种乱象之后，深层次的原因和整个国民的教育知识、教育素养有 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每人都在埋怨教育的时候，可能你也是制造这个乱象的人之一，你明明知道孩子不应该去学奥数，但是你拼命的让他去学。你明明知道不应该让 孩子有那么沉重的书包，但是你逼着他有那么沉重的书包，所以每个人心有不甘，每个人都往这个乱象注入了力量。
杨东平：应试教育择校被称作为是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怪兽，真的不可救药。你们认为教育能改变吗？这是最近在上海电视台开播的六集纪录片的题目《教育能改变吗？》。
朱永新：我一直比较乐观派，我一直认为教育可以改变。它之所以能够改变，第一，整个社会已经非常期待它改，期待到已经不能再等待的急切心理。所以人心期待教育改变已经是非常普遍的问题。
杨东平：公众对教育巨大的压力有可能转化为动力。
朱永新：对。第二个问题，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过分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上层自上而下的变动。从80年代开始我 们自上而下的变革没断过，为什么效果不好？因为它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缺乏社会广泛的认同，包括我们这次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里面的内容非常好，所有问题 几乎也都看到，所有问题的头绪也都理出来，但是为什么还很难以形成强大力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对社会问题的共识，很多问题没有形成共识。比如文理要不要 分科，像这些是很多教育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再比如说要不要有阅读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些几千年来最起码的教育常识性问题 我们都理不清，所以需要全社会教育大讨论，需要全社会形成教育共识，需要大家重新来回到教育原点来认识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更 重要的是，在我们接触的教师群体里面，还有一大群教师、校长、教育者他们默默的在变革。我经常说一个老师关起教师的门他就是我，他完全可以把他的理想、把 他的价值，把他对教育的种种想法实现，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变革。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没有看到这样闪光的东西，没有把自下而上的探索变成自上而下 的推动。
杨东平：朱老师讲到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是要形成关于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在整个社会领域也是相似的，这个问题 写在文件是一回事，真正变成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启蒙和普及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完成，很多常识还需要恢复。他的第二个观 点是要重视自下而上的教育中心。这两个问题晓燕有什么想法？
梁晓燕：我一直在基层做教育改革推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我过去也是在大学里，也包括我 们在座很多的人，大家都期待我们最高层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教育理念，然后从上面自上而下的形成一种推动去改变。但同时我发现，其实这样一种愿望，我们先不 说它可能不可能，我们先说它真的是有效的吗？真的是某个人的脑子里长出一套东西来，而这套东西通过行政系统一点点的去推动，它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吗？我 们在底下，教育的真正的活力，教育真正有效的方法，教育真正触动人心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什么人的行为中出来的？如果整个社会的眼光更多的看到 了这些东西，看到了这些年以来洒落在中国民间的教育问题上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对中国教育变革的概念和对中国教育变革的信心就会有改变，我相信有，因为我们 自己就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今天也非常希望有机会把我们看到、我们感受到的、我们体会到的激励我们的动力传递给大家。
杨东平：我们两位的教育理想，你们认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理想怎么来表达？
朱永新：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叫《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用简单一句话来说，我希望所有的老师、孩子和父 母们都能过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所谓幸福，教育本来应该带给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无论是求知也好，无论是探索也好，应该都带给人非常愉悦的 快乐过程。但是现在的教育不是幸福的，是痛苦的，是烦恼的，是各种各样的纠结。同时这种幸福不是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完整的幸福。所谓完整就是教 育应该帮助人成为他自己，应该帮助人性更好的张扬，且能更好的发挥，同时这些人组成更加美好的社会，这是教育最重要的地方。
杨东平：朱老师说的完整的幸福的生活也就是指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血液成就，它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不 仅成为一个执业人、社会人，还要成为未来良好的丈夫和妻子等等。我们看到很多问题在我们现在教育事业中是缺席的。举个例子，中国和日本有一个普通高中学生 的交流计划，到各自国家学习三个月，中国高中学生到日本一看，课程水平低下，跟中国学校没法相比。而且他们到高二的时候不分男女生，这几位中国男生在日本 课堂上每人给自己做了一件小棉袄，终生难忘，这就是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梁晓燕：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到什么是好的教育，我相信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在座的人的看法不会有太大差 别。朱老师、杨老师讲到的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观点，不同意的人大概不会很多。可是什么是好的教育，大家都会觉得教育是和人的丰富性、和人的成长联系在一起 的，这一点大家都是承认的，也是认识的，也是有同感的。可是现在的问题，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好的目标，在走向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步都在失落这个目 标中的一部分。开个玩笑说，当我们走在小学里，我们失掉的还少一点，我们越往上走失掉的越多。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一个抽象 的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而是在每一步教育细节，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必须成为教育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分歧会越来越大。哪些东西会成为教育过 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这些组成部分怎么落实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怎么落实在课堂也好，课外活动也好，包括家庭教育，包括课外教育，包括教育的大的组 成部分当中，这些不可缺少的程度它们落在哪，在什么地方我们能看见它，这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分歧。
杨东平：的确，好的教育大家是有高度共识的，但是它落实的过程当中什么是重要的，学校应该教哪些东西、怎么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教育缺项特别多。
朱永新：一个好的教育，基本的认识以后，你不能说好的教育是这样，课程设计又是另外一样，必须要有好的教育 哲学。既然我们定位培养幸福完整的人，你的课程设计应该围绕这个来展开。作为一个人最需要的生活技能、生存技能，人和人的交往、表达、沟通、善良，这样一 些东西应该是我们教育的主体，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教育主体内容仅仅盯住高考那一，高考需要的东西就成为我的内容，高考不需要的东西就舍弃，而且更 重要的是，它不是为所有人考核，它是为少部分人考核准备的，为考清华、北大的尖子生准备，大部分人只会是陪读生。所以我们的教育为什么那么艰难，我们的孩 子为什么到国外那么轻松？因为我们的课程不是为所有人准备，是为少数人准备的，而大部分人最需要的，比如说沟通、表达、交往、人性、体能，包括美国学校有 一个课程教你怎么吃药，教你碰到危机的情况下怎么自救，这些问题国外非常普遍，但是我们的课程没有。
杨东平：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和国外学校面貌如此之大，实际上背后有深刻的理论解释，因为中国的学校面貌还停留 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教育的面貌，以知识传授为主，所谓学科中心的教育。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经过杜威发动的教育运动以后，全世界教育进入新阶段，这个概念叫 儿童中心，这个儿童中心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人为本，已经很接近这个概念了。所以教育学的基础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过去的教育是围绕一个知识体系进行的，把 知识体系分门别类，但是到了儿童中心，儿童是中心，围绕儿童需要来组织教学，像健康、情感、人际交往、家庭成员、闲杂时间的利用、道德、公共技能、职业训 练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提供的中等教育的教育目标，就是刚才讲的内容，健康、公民道德、职业训练、有效的家庭成员、良 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学习过程的掌握只占四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学校跟中国学校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教育还没有进入二十世纪。这是教育哲学的 问题，学教育的人比较容易了解这一点。刚才讲到我们理想的共识缺乏，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理论上在运行的教育改革，在现实中有人说已经寸步难行，有人说 还缺乏一项改革的动力，动力不足。这个问题两位怎么看待？
朱永新：改革的动力可以来自于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做到形成共识的话，就会由形式主义对 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对待官僚主义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力量的配合，没有好的经验，没有好的模式的提供，你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失败，所以 改革需要两种定律，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定律，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改革就像一个点，在中国民间教育改革已经如火如荼，我刚从山东潍坊回来，他们整个教育满 意度在整个行业里面第一名，连续三年，他们的教育办的非常好。
杨东平：我也去过潍坊，潍坊是山东教育老的样板，它有很多经验，不光是潍坊，整个山东在中国教育界都是走的比较好，我把山东形容为中国教育的解放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北京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朱永新：不仅是山东，陕西绛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那里两千多名教师，有三分之二的老师在写教育功课，所有老师都有共同阅读的时间，所有孩子每天中午都要读伟大的经典。绛县大概有100多所学校，尤其是村小都参与新教育实验。
杨东平：我去过新绛县，新绛有一个级示范中学，本来我是有偏见的，因为通常是应试教育的集中营，新绛中学是一个 例外，他们几年推行学院课程，把教师教为主改为学生自学为主，半天课程，下午学生自习，自学为主，有讨论课、交流课等等。教师的功课在晚上，你要做一个学 案指导学生咨询，每天要发给学生一张纸，过去是教师准备教案自己讲学生听，现在把这个过程完全颠倒，现在是学生为主体。新绛中学的校长为什么冒巨大危险做 这个改革呢？拿高中做实验是非常危险的，万一高考失利的话交待不起。他总结一条，他说你看我们高中课堂上学生都在打瞌睡，睡眠不足，只要把这一条改变了可 以提高很多。表面上看题海大战，其实效率非常低。
朱永新：很多学校不让孩子睡觉，教室里就写着“人生总要长眠，何必今日多睡。”
杨东平：改变学生厌学、犯困的办法，面对面，八个人一个小组进行讨论，这只是一条。今年高考那个校长给我发了短信，二本以上的比去年提高30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要相信教育改革，相信学生。
梁晓燕：我们今天特别想给大家呈现的就是在各个地方有很多这样努力在改变教育的人。我刚才讲到的教育效率提 高，并且真正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人的，我自己最近在参与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推广，这个推广是由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推广的同一起跑线项目，我很简单的讲一 下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觉得非常惊讶。它的基础是提高，中国的语文教育是受到最多人批判的，可是语文教育到底怎么改变，到了高考连一篇作文都写不象样，这个 情况到底怎么改变？何教授带着他的团队，经过十年的时间，已经在280所学校获得了非常好的实验成果，这个成果非常重要的一点，何教授的基本观点是说孩子 到6岁掌握母语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汉语有256种基本句型，一个6岁的孩子已经掌握了80%。所以他们认为孩子在开始学习母语的时 候，他有强大的自学基础，虽然他还没有认字。
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至少60%的内容是无用功，完全可以不用教，另外40%教什么？怎么让孩子们能够主动的去学习？他们创造了一套非常好的教 育方法，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在加入这个实验，它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他使用的是现在新课标的语文教材，但是对每一节语文课，把它分成20分钟、10分钟、 10分钟，分成三段，前面20分钟老师讲，老师讲课文的重点和难点，其他包括朗读课文都不在课堂上做。第一个10分钟，北师大这个团队为所有的基础课程的 语文教材编六到八篇的阅读补充教材，每天10分钟阅读语文补充教材，这个补充教材是根据这篇课文的内容，从文体等各个方面扩展，是一个扩展阅读，十分钟。 然后十分钟写，这个写他们叫做小练笔，你学了语文教材，又看了六到八篇的辅助读物，马上写。这样一个做法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从六个星期拼音学完以后马上开 始，这样把大量阅读的要素加入到语文教学当中来，阅读的过程是开放的过程，是学生自主的过程，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想到什么，你有什么感受，马上十分钟写出 来。在我自己的实验区，在我自己所做的20多所学校里，进行了九个月的语文课以后，一年级学生大部分都能在10分钟里面写出80字左右的连贯的表达。这里 面就讲到语文课的根本东西，语文课根本东西就是语言的运用，是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而这些东西怎么高效率通过语文课去实现？有一个数字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一 点，我们中国语文教育的课标的规定，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阅读量是5万字，可是在北师大实验团队的课堂里面，一年级的阅读量达到80万字。可是没有课外作 业，不给你安排课外的东西，你所有的这些活动全部在课内完成。过去40分钟的课堂是什么效果？今天40分钟的课堂又是什么效果？第二，学生在这中间，他看 到的东西，他的阅读，最后他的写作，是从他自己接收者的角度出发的，不是老师们硬贯的。我们写作文是到了三年级才开始，是不是孩子们一年级就不能写呢？我 们发现，做实验的学校都在偏僻农村，都是所谓的升学这些教育质量并不怎么好，可是我们发现孩子的潜力有多大，是我们不可想象的，80%的孩子完全能够适应 这样的教学，40分钟里面他们完全能够完成这样的教学，这让我们在做实验之初真的不可想象。这样一个实验今年又有100多所学校加入，很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它会有更大的推动力。这样的东西，即使我们自上而下推动改革我们也得有一个东西，推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是有效的？什么样的东西是有创意的？什么样的东西是 学生真正能够接受的？什么样的东西是老师能够承担的？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有大量的先行者在前面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们才能期待它有一个更好 的推广。所以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讲到，民间的教育改革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正在进行，在什么样的范围中它正在推广，我们希望传递给大家更多的信息。
杨东平：梁晓燕老师讲的是正在甘肃贫困农村推广的提高教育质量的项目，她的核心概念是从阅读开始，从语文开始，这个概念非常深刻，朱老师也是一直长期致力于推广阅读，呼吁建立中国的阅读节，开发推荐书目等等，朱老师您认为阅读对于教育意义究竟何在？
朱永新：无限的相信书籍的力量是教育思想的真谛之一，一个学校可以什么都没有，只要有了为教师和学生的精神 成长而准备的图书，那就是学校。关于阅读的价值和意义我曾经讲过，第一，一个人的精神发源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人无非是精神和躯体，人的精神跟躯体的成长不 太一样，第一它很少有遗传的东西，躯体更多是遗传的基因，精神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人类精神成长的对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学校教育最安全、 最容易吸收，营养也最丰富。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只读语文书，只读教课书教的东西，他必须要有大量阅读，因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和智慧就在最伟大的著作 中，那些伟大的著作在图书管理，在你的书架上。在图书馆、在书架上严格意义上就是废纸，当你没有捧起它的时候它就是废纸，你只跟它对话，你才能拥有。所以 阅读就是精神成长的过程。对学校来说的确是这样，从国际上无论是基本的学科能力也好，阅读是最核心的能力，新教育实验也是这样，新教育实验强调和人类的崇 高精神对话，我们的六大行动就是把营造书香效应作为重要的基础。而我们的阅读从教师开始，因为没有热爱阅读的教师，不可能培养出热爱阅读的孩子。我们帮助 教师探索教师专业发展地图，你作为好的老师，你应该读一些伟大的著作。他从文理性知识到心理学教育知识，一直到人文科学知识，这些结构我们做了专业化地 图，在专业化教育实践极地里面，我们要求老师有根本书籍的对话，只有教师对书理解深刻以后，他才会引导孩子真正的阅读书籍。所以学校教育阅读是基础的基 础、关键的关键。
杨东平：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研究生阶段同样如此。看不看书已经成为判断一个人格调的最基本的区别，就是你有 没有精神的成长，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价值、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这是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朱老师教育实践中有一个乡村老师的案例，这个老师叫张向阳，他毕业以后 在山东农村当十年体育老师，他自认为是优秀的老师，学生、家长也都认为他是优秀的老师，热爱学生，非常敬业。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不合格的老师，因为他离开学 校以后没有读过一本书，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从那时候他开始痛改前非，发奋每天也一篇文章，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教育评论家，现在已经成为苏州市一个小学的 校长，我觉得这个故事挺动人的。
朱永新：新教育理论中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昨天中央电视台放了《寻找美丽乡村教师》，我们新教育的老师， 除了扎根田野的精神，更重要的他们对教育的理解非常深刻。山东精英小学，在淄博的一个小学老师常丽化，他也是特别典型的个案，他伴随着他的孩子五年时间， 一起读过524本书，一起走遍山东的山山水水，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最喜欢的运动，五年下来他们并没有大量的作业、练习，相反一个月就把语文课上完，大量的 跟孩子阅读，比如在浓烈的天空下，一个好的老师不该照本宣科，否则所有老师都变成一样，对农村乡村教师最初的训练可以，但是必须要有自己对教育独特的理 解，常老师开的课是在浓烈的天空下，一年时间用绘画、音乐整合成一个课程。他还开了一门走进孔子，他们的孩子五年级，他们每门课程完了以后搞一个典礼，这 个课程学完大家分享一个典礼，我参加了他们孔子课程的毕业典礼，五年级孩子对孔子的理解让我震惊。孩子们讲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经过，他说寄神如存在。一个小 学五年级的孩子看到成人说有多少人懂得孔子。而且五年级下来平均分数远远高出其他班级的学生，是全校唯一拿到教育质量奖和数字教育奖的班级。常老师每天会 给父母亲写一张便条，因为新教育特别强调共读共同生活，否则父母和孩子、教师和学生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阅读生活，没有共 同的交流，不可能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愿景。所以师生之间，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生活已经成为新教育共同的特征。每天一张便签，每个星期给父 母一封信，今年他积累了100多万册资料，给父母亲写的笔记，他自己每天写的日记。所以老师把自己的心扎在教育事业，他一定做的很精彩。
梁晓燕：可能大家都会在想，这种老师是个别的吧？总有那些极端的优秀的老师吧？可是我要跟大家说朱老师推的新教 育已经成为教育界一场改革运动，真正的加入到新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学校已经有1000多所，像常老师这样的，达到这个高度的老师部下几百个，甚至于更多。我 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他们的网站教育在线，这个网站里面有大量的信息，他们就是从朱老师这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团队，从一所学校、两所学校开始做起来，现在 就是民间自发的加入这个阵营的有1000多所学校，1000多所学校的学生用这样的理念，用书香校园里面的六大原则在安排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师本身的成 长。我们并不是在说一两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在说的东西是很多的教师、很多的学校真正已经在做、已经在推行的，不止是实验，甚至在进行推广。我想再给大家补 充一个例子，刚才杨老师讲到同学们去日本，那样的一些课程我们闻所未闻，我们不能想象有那样的课程，可是现在在中国也已经有学校在开展这样的课程，上还有 一个工业基金会叫珍爱梦想，他们在推广一个公益项目，这个公益项目叫梦想课堂。这个梦想课堂是一个捐助多媒体设备，捐助到农村偏远贫困地区，这种工作很多 公益组织再做。可是珍爱梦想他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令人尊敬，他们在梦想课堂附着了一套梦想课程。什么叫梦想课程？他们从一年级到高中，一共35门课，现在已 经开发完成的是9门课，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认识我们自身，认识我们的周围，认识我们的环境，认识我们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做到我们必读的课堂里 面，现在都能上网了，互联网上有大量的学习资料，让学生们在网上有自主学习的机会，然后老师们给予引导。这样的课程的编写，我自己参与过一次这样的培训， 说句实在话我非常惊讶，有些课程居然能够这样教，孩子们能够这样来学习。一年级小孩第一节课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亲戚，亲戚是什么意思，亲戚对我们意味 着什么。有一门课就是把你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全部变成一门课，这门课里面要意识到你不是孤立的存在，你是在大家庭里面，大家庭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什么样 的养料。这是一年级的课程。35门课我不能说很多，今天时间有限，但是这种课程也不是一所、两所学校，珍爱梦想课堂的推广已经有100多所学校，他们有一 个很好的计划，在十年时间里推广到多少学校，随着梦想课程，老师叫梦想引路人，老师如何成为一个引路人。还有对老师们怎么培训，对老师们怎么工作，有一大 批更高端的教育工作者自愿加入到对老师的提升过程当中来，叫做梦想实践家。梦想实践家、梦想引路人、梦想教师、梦想课程，这一系列的东西真正在教育理想的 旗帜下创造，整个团队就是创造的过程，同时教育的过程，每一个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都有创造的。他们现在在网上有非常丰富的资料，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 一看，你也去感受感受整个梦想团队那样的一种热情，那样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生活。不是说一个、两个人是极端的案例，而是说这样的案例，如果今天有时 间，我可以给大家举出至少十个。
杨东平：我再补充一个案例，在山东杜郎口中学，它是一个农村中学，但是最近十年来名气大到什么程度？每天有 几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自发到那参观学习，他们的校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十年以前他当校长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辍学，一个是厌学，没有任何 教师资源，教育水平也不高，怎么办？后来他从他个人的经验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有一次老师上集市买东西，让他代为管理课堂，结果他当了老师以后对他个人的成 长，把他的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他认识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所以他开始构建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把以老师为主改为学生为主，每堂课老师最多讲十分钟，超过的 话不及格，下岗。当然现在没有那么机械了，讲的比十分钟还要少，只讲必须讲的，剩下的让学生自己想。他的课堂很难想象的，所有的教室都是开放的，人流涌 动，周围都是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学习者，拍照的、录像的。也没有讲台，三面黑板，学生一下到前面，一下到后面。这个课堂简直不成体统，没有基本的秩序可 言，怎么教学？但是教育质量很好，全县第一，很多人不相信，觉得他们白天做秀晚上训练，是不是自己加班加点。人家没有做秀，就是靠调动学生的自主性成为优 秀的学校。当然它也有一套模式，而且他们的模式在各地不同的学校落地也要因地制宜的丰富和发展，所以这种实验，就是靠农村学校自发实验做到成为广泛普遍的 现实，这个事情都是很令人深思的。再问朱老师一个问题，新教育实验不仅有六大支柱，强调教师的专业成长，而且还非常重视新教育在线这个平台，我听说新教育 在线还构建了教师培训网络课程，叫网络师范学院。
朱永新：我们叫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现在全国有一千多名老师在上面学习，我们也是要注册，注册的时候每人提 交一篇作业，叫《我的阅读史》。这个作业很有意思，很多人竟然无从写起，很多老师写出来都是文学小说，我说他是一直停留在浪漫期的教师。很多老师写出来的 像工作汇报，就是教育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通过《我的阅读史》的分析，我们把阅读分三个时期，浪漫期、精确期和综合期，当然这是作业之一。我们的这些老 师，考核非常严格，每周有两个晚上到三个晚上的学习过程，我们也没有学费，也不收任何费用，老师教材自己买，我们在网络上有讲师跟他分享交流。所有课程学 完以后，我们也可以发新教育硕士文凭。事实上好的文凭不需要承认的，如果我们的网络师范学院的老师拿到这样一种证书，所有的校长都抢着用他，比你正规师范 大学出来的证书管用。包括像南科大这样的实践也完全可以更快速一些，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为什么很多该做好的事情做不 好？我觉得是很多体制机制把我们束缚住了。很多老师说我们戴着镣铐，我们为什么不把镣铐打开？如果打开我相信中国的教育一定有另外一番天地。从安徽解放承 包解决农民，所以我们粮食问题不愁了。我们改革开放，解放了工人，解放了资本，所以整个社会发展起来。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的教育解放的非常不够，应该把我们 的校长、局长、教师真正的解放出来，真正的智慧蕴藏在民间，这样一种力量是毫无疑问的。像网络师范学院也好，像南科大也好，应该鼓励更多的探索，而不是给 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枷锁。
杨东平：我补充一个案例，今年夏天有一帮志愿者在湖北开办一个短期的立人大学，他们也是没有固定的校舍投 资，但是他们有理想，有愿意爱学习的人，真心实意的希望打开自己的头脑，希望获得真知等等，这个学校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高校教师自愿的去学，这种民间办学 的尝试会逐渐兴起。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家聂胜哲，他在安徽创办了一个学院，中专，两年，毕业作品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授予匠师为凭，教育部也没 批准，但是市场供不应求，从匠师到网络师范学院，到立人大学，这样的例子说明真正好的教育，只要市场承认、用人单位承认就够了，够好象梅兰芳的学生、齐白 石的学生，这不仅是教育的权利，也是中国教育非常好的传统，还是要发扬光大的。
梁晓燕：接着杨老师说到的立人大学，它现在的主体叫做立人图书馆，这是一群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的主体是 30多岁，这批人从北京出发，回到自己的家乡，要在自己的家乡办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不只是看书的地方，这个图书馆是一个教育文化中心。他们说学习一定 在学校里吗？学习一定在教室里吗？教育可以无所不在，教育就是人对人的感染，人对人的推动。这个立人图书馆在三年半的时间内，现在已经13个图书馆，一个 图书馆承载了十几项教育功能，并不是简单的只是看书，当然有核心书目，有读书小组，有自由作文大赛，包括电影，有非常丰富的电影资源带到农村，当然也有互 联网资源，带动孩子们怎么去学习使用互联网上非常丰富的教育内容，各种各样的艺术课程，各种各样的深度阅读和讨论组。它是作为一个承接平台，把城市里面非 常好的教育资源引到农村去，他们叫访问学者计划，城市里面来的大学教授、企业家走向农村，走到立人图书馆做你们的平台，走到乡村孩子中间，把你们的经验、 知识、人生智慧传递给农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些实验，三年半的时间，现在在当地都有一批初中生、高中生追着图书馆走，甚至有的孩子不去上课都愿意去图 书馆。因为什么？当然他们也不会说你们不要去上课，而是假期里面搞非常生动丰富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内容就是现在立人大学的前身。我有一次跟立人大学的 创办人交流的过程中，他说在我们的脑子里什么是大学？激发智慧和创造性的地方就是大学。我们就去做了，我们觉得它就是大学，因为有学生来，学生认为它必 要，学生接受它，那就是我们的大学。我觉得他们那种自信，他们对创造的自豪，深深的感染着我。这群年轻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专职的志愿者40人，还有大量的立 人之友作为志愿者参与他们的事业。所以教育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校里、课堂中，教育真的是非常开放的，是和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事件，如果我们 打开这个眼光再来看教育，我们也许真的能看到更多的生机。
杨东平：立人大学的发起者本人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最后走向民间自主办学，走进乡村，非常了不起。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三位都做很多NGO的工作，也跟很多年轻人打交道，你们对80后、90后这一代人有什么感受和评价？因为社会上对他们评价好象不是很高。
朱永新：我觉得80后和90后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追寻，因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有每个 时代的特征，有每个时代的使命，有一点是共同的，年轻人心中的理想永远不会比任何时代低。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不同文化的引领，比如文革时代的 年轻人不一样，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心中的理想、心中对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所有时代都是存在的。
梁晓燕：任何年代都有不同的人，我现在做的大量都是青少年工作，一直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们中间没有哪一代人 的感觉，没有代沟，大家没有觉得你的想法不一样。有一种不一样是因为社会经验、社会知识的差距而不一饮。但是我们感觉到最相同的一点，大家认为我们不满 意、我们不甘心，我们要改变，这种东西是我们最典型、最相通的地方。我自己一个很深切的感受是，我也做大量的大学生工作，我们这个基金会连续八年组织大批 的大学生去农村，去做各种以支教为中心的组合性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学生当中苦闷的、沮丧的、非常无奈的情绪弥漫在大学生 中，我不认为这是80后或者90后的精神特征，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今天大学教育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它使得在这个教育中的人激发不起精神上的追求。 我们做的工作，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当中，我们树立一个大旗，愿意为这个东西吸引的同学大家来吧。多年轻人走进这种生活以后，不仅仅是他们在付出、他们在做志 愿者工作，更大程度上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年轻人，我走进很多大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看不到年轻人，年轻的精神特质不存在，大家都在沉重的压力 之下呻吟，在无奈，在喘气，在这种情况下最最重要的，如果每一代人中间都有差别的话，那就是一个年轻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寻求改变，起来改变，这个东西是 年轻人最本质的。为什么？你们还有大把的未来，你都不寻求改变，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可想而知。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从代际来说的问题。但是有同 代人中间，不同的人生选择的问题，不同的人生选择差别很大，但是代和代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杨东平：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有权选择年轻，有理想、有梦想、有行动、有热情我们就年轻，在我们年轻的朋友当 中，我始终不感到自己的年龄，我始终觉得跟大家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把它转换成一个命题，就叫理想主义者之间是没有代沟的。参加这种公益活动还有另外一个 好处，很多人在这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伴，明年春天将会举办十对婚礼，据美国调查，谈恋爱成功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教会，一个是非政府组织，因为大家是 抱着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理想参与的，大家是没有功利心的，所有兄弟姐妹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来的，有相同的价值观，而且有丰富的交流机会，我们二十一世纪教 育研究院的院长助理王胜利，他也是参加登山组织活动遇到他的另外一伴，现在结婚了，可惜他认识女朋友以后就不再登山了。
梁晓燕：说起这个来也是一个教育话题，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大话题，这个大话题里面，年轻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活 动当中，其实他所得到的社会知识也好，人际关系的协调也好，责任和能力的锻炼也好，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综合性的。刚才讲到集体婚礼，其实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大 学，但是有着共同心愿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什么样的地方是凝聚共同心愿的地方呢？所以大家会更好的去寻找到这样的地方，也许你就更能够碰到跟你一样的人， 跟你一样心愿的人，跟你一样追求的人。同时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育的话题，这不是八卦话题，包括我们在中学里面，一个人的情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他构建 社会关系的能力，都是在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些东西并不是在课堂上传授的，这个东西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在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因此我们才看到，让各类学校把门打开，让更多的社会交往在我们的学校当中成为现实，这是弥补我们现在教育不足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杨东平：欢迎更多的青年学生走进我们的社会公益活动，不仅是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也会有众多的收益，很有必 要，因为有爱心的人互相比较容易相处，大家有同样的价值观，追求的往往不是有房有车那样的目标，所以生活目标比较容易达成，总之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剩下的 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
观众：三位老师好，我刚从河南考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大一新生，我刚刚经历过高三，也经历过高考，我知道立人大 学，知道山东杜郎口，我对教育有自己的感悟，我对中国教育问题还是不能太乐观，形式还是比较严峻的。中国教育的问题从根本上是体制的问题，包括教师，包括 学生个人很难改变这个东西。你的成绩，你的一切都要以高考成绩挂钩，老师评职称、奖金、工资全要靠高考成绩挂钩，比如你今年带一个班，你的高考录取率达到 多少，有多少学生通过一本线。中国搞素质教育，谈素质教育，谈教育改革这么多年，从实质上有多大改变呢？我看不到这个希望。立人大学还有熊培云先生给他们 讲课，这个改革不太有普遍性，从根本还是有制度性，一个教师怎么敢冒险改变那种现状呢？制度性的问题是不是更根本性的问题？
提问：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走到我这个年纪，我是去年毕业的本科生，是不是到我这样的年纪才觉得 想通了要做什么、要干什么，但是发现前十几年的教育只是被动的，当我知道想去做一些事情，我个人想做NGO，想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走歪了 一条道路，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是不是中国教育没有希望？现在我不这样想，如果我们有这么多人坐在这讨论这个问题，在关注这个问题，关注就是一种力 量，我们总有可能把它改变掉。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梁晓燕老师，我年前参加西部阳光选拔，但是没有录取到，如果在NGO或者支教活动过程中，您有没有关注到有 些学校配合您这边选拔学生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把自己想要安排的人安排上去，比如他们要在学生会有地位，很多功利的因素包括在里面，导致有一些人很理 想主义，很希望为这个事情服务的，但是他们却被打压下来。
梁晓燕：简单的说，10年、11年进行的彻底改革，我们的选拔方式完全变了，发现问题就会解决问题，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能改变，因为社会的大环境是这样的。不是。社会的大环境固然不好，可是并非不可为，所以我希望有机会你下一次再做。
提问：我也是北师大的学生，而且我也是山东的考生，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位师弟的想法，现在教育的问题很多是体 制性的，不是一两个实验可以推动的，您觉得这种体制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您刚才提到很多非常精彩的教育实验，但是教育的理想是给人以完整的幸福，而最后评价 实验成功的标准是升学率提高多少或者阅读能力提高多少，您不觉得这样有一点自相矛盾吗？
梁晓燕：也许是表达的问题，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充分的、丰富的教育生活当中，分数提高是自然的，但是我们说 阅读量的增加，你认为这是一个指标。你知道阅读过程的快乐吗？我举一个例子，我讲到北师大这个团队现在在河北的他们已经做到六年级，应试的压力是要化解 掉，为什么化掉？因为所有应试必须达到的指标，他们得到的东西不仅仅是分数，他们得到的是演化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信和不信，也许不信也是正常的，在我没 有看到之前我也不信。
朱永新：我补充两句，刚才那位女同学认为体制不变很难进行深刻的变革，的确是这样。因为中国教育很多问题， 而且不仅仅是教育体制，比教育体制更重要的，我们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我们的人才使用制度，比如说考公务员，公务员为什么一定要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呢？再比 如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大家为了想得到一个好的收入，就要找一个好工作，要找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高中，所以比教育体制更 重要的是人才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变革，没有这个变革教育也是很难真正变革的。但是在体制之下我们无能为力，我一直认为体制的推动，除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变 革以外，还有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推动到非改不可的时候就有最大的改革动力。所以每个课堂里，每个地区的教育变革的力量，实际上都是在推动这个体制往前变 动，这种悄悄的革命，最终会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
提问：这一次会我非常兴奋，五年前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我看到有一批学生能够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那个学校的 校长是我们学校的大四留学生，四年前在新疆的和田市我们的学生去支教，那里的队长是我们大四的学生，三年前也是我们的学生去组建并且完成数学之门、外文欣 赏，甚至各种有类似活动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都在致力于素质教育，这些课程没有一样是跟我们的书本有关系的，全部都是人文、地理、自然，甚至包括 人文学科的东西非常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处于教育落后偏远的地区，我们是否在教育公平这一块，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教育权这一块做出更多的 努力？
杨东平：教育公平问题不完全是靠个人和学生的力量能改变的，确实是一个宏观的教育制度问题。
观众：三位老师下午好，我也是今年刚刚高考完的考生，现在各个地区的考生都有，我现在是北京大学一年级新 生，顺着刚刚所说的教育公平问题继续说，即使在北京教育资源非常集中的地区，依然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我的高中应该是素质教育很发达的高中，但是我看 到我身边的同学，大家走的路永远都是一条路，我现在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我能预知我一生的路是什么样，我即将上最好的初中，即将上最好的高中，即将学最好的 专业，好象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相同的路，但是就我自己来讲，受教育者而言，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是让一个人真正成为他自己的教育，做最好的自己，挖掘自己的前 途，真正实现自己的各种可能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扼杀了这种可能性。有一些很想成为钢琴家的同学，他们没有办法抛弃自己的学业真正实现自己 的非常珍贵的天赋。我认为固然体制是非常重要的造成现在恶果的情况，但是体制是人制造出来的，它本身并没有生命，要想改变体制首先要改变人，要想改变人要 从改变自己开始，就像理想国标语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我们埋怨体制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不走出体制。
提问：今天是教师节，首先祝台上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我是北师大大一的新生，我想就教育现状的改变，我们不得 不提教师问题，北师大是最早实行招生免费师范生的高校，2011年第一届免费师范生毕业了，虽然我本人不是免费师范生，但是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同学，那些 免费师范生们毕业之后，有一些人违约，他们交违约金之后选择出国或者考研，没有履行自己当教师的承诺。现在有很多的师范生没有当教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社会上对教师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与这种需求量巨大形成另外一个对比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解决不了教师的编制问题，我的问题是，重重的矛盾之下，这种教师体 制的不完整之下，我们的教师的机制没有完善，我们谈何教育的改变、教育的公平，甚至是教育模式的改变？请梁老师回答。
杨东平：我们在座很多人的发言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制度不改变，我们谈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的确，毫无疑 问，制度的改变主要是由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个改革国家也在做，规划纲要制定以后现在也还在这方面的实验，还在逐步的做。但是这种改革，我跟大家一 样，非常希望有一天自上而下整体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这种改革往往是难以期待的，也就是说日常的教育生活还是一步一步面对的。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一下， 当我们的教育制度、教育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或者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
提问：各位都是新教育团队的，你们应该听过一个名词叫做“间隔年”，现在有一部分大学生或者白领，他们工作或者在学徒中放弃学业或者暂停学业去打工，去体验生活，对于这种现象你们怎么看待的？
杨东平：这肯定是好现象，一个学生有权选择什么样的学习方式，这应该是很好的模式，在国外非常通行的。
提问：仅仅是好现象吗？对学生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讲，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好现象吗？
梁晓燕：你这个问题是说一个人作为人生规划，规划哪里？他是自己知道了他要什么吗？他要什么是别人告诉他的 吗？还是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体会出来的？这个体会需要不需要各种各样的机会和条件？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刚才讲到立人图书馆，立人图书 馆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志愿者，赫飞飞，他是北京大学的硕士，但是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他退学了，他学习成绩非常好，一路考试考进北大，读完书又读硕士。为什么 读硕士？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想象不出除了读书还能干什么？但是就在一次立人图书馆到北大做宣讲的时候，他去听了，听了以后他到立人其中一个图书馆 做志愿者，他突然感受到内心的触动，他跟我交流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接触这件事情之前，我的自我完全没有，我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 干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家长希望我读好书，周围人知道我能读好书，我读上北大，大家都觉得我很棒，可是我自己很茫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了自己寻路的过程， 其实我们说做公益也好，干别的也好，这个不重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机会让自己去尝试我到底能干什么，什么是我内心最想要的东西。而这一点，有的时候在 课堂里通过老师跟你讲，老师跟你讲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其实那个东西的有效性有限，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你还没有被打动的，你的 心没有敞开，在这个时候机会是重要的，所以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
杨东平：教育真正的价值或者目标就是自我发现，然后自我实现，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自我发现，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自己最擅长什么。
提问：我来自于南开大学大四学生，这一次一方面听讲座，另一方面调查北京前一段拆迁农民工子弟小学事情。刚 才三位老师提到在农村进行教育改革的事情，这个事让我挺难过的，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从农村开始，但最后模式定型在伤害农村。当教育实验在农村获得成 功，它的经验在城市提炼，并且应用在城市教育的时候，城市教育原有本身的优势，再加上好的教育方法，对于农村教育会不会产生压倒性优势？这次北京农民工子 弟学校被拆迁，民工子弟他们的教育将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朱永新：的确中国的教育是脱离农村的教育，很多学校里面挂着一双草鞋，一双皮鞋，老师跟大家说，你们好好学 就穿皮鞋，不好好学就穿草鞋，所以农村学校的孩子就为了能穿皮鞋。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时候，在一开始就不是很均等，应该首先彻底改变农村的政治、文化、社 会的生态，让那里同样也能够过上比较正常的文化生活，能够和城里的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没有现在那么大，这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变革， 资源不会往你这找，整个农村教育的品质是不够的，而且越来越拉大差距的现象，这是下一步教育资源配置中要做更加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 在。
杨东平：教育公平问题，包括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农村教育出路，留守儿童，这些问题非常具体，很难在短时间内说清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是本科三年级学生，刚才梁老师谈到现在的大学生对学校里面的生活比较失望，比较苦闷， 我也是其中一位，我已经失望到极点，我觉得已经没办法忍受，所以今年过年我选择休学，暂时退出学校这个大的环境去尝试新的道路，我要看有没有办法走出自己 的道路出来。我想问老师的是，像我这种心态的学生，有没有好的指导意见？我的这种失落，从理想方面来说，大学已经没有办法给我精神上的满足，从现实方面来 说没有办法让我接受它的教育以后获得什么样的工作，对它的失望已经达到极点，没有办法再忍受了。
梁晓燕：我很高兴你还是一个有自我的人，你发现自己的痛苦，而且会面对自己的痛苦。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定休 学，休学以后你要做的，我给你一个建议，最最重要的你要去寻找你的同道。在人生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最迷茫的阶段，精神的成长是需要契机的，这些契机 跟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机会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在你自己能够看到的你要去寻找你的同道，而这个同道也许在你生活的周围，也许在互联网上，也许在比较遥远的 地方，也许就在我们这个场合里面，这都可能。我们和同道们互相激励当中，我们会真正确认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在我们并不确认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内心真正追 求的东西是什么，需要有一个过程去确认，这个确认的过程需要有同道跟你一起走。
杨东平：自我发现、自我认识是教育最根本的目标。
提问：三位老师大家好，我的问题稍微抽象一点，我们今天主题是教育，对人的价值观的塑造是教育当中至关重要 的一个部分，在今天人们追求多元的文化氛围和背景下，中国主流教育只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塑造吗？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 模式，这方面几位老师怎么看？
朱永新：两个概念，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它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用汉语跟大家交流，我没有 讲英文，也没有讲其他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它必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当然这个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必须要有共同的阅读，共同的写作，共同 的生活，才能形成共同的语言。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的价值是很可怕的，西方是通过宗教体系，伊斯兰国家通过古兰经，有一个共同的全民族的认可。现在我们这样一 个认同缺乏了，刚才讲教育的统一，统一跟多元是两个关系，现在我们是用统一的大纲、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教材，把本来具有无限大的可能个体培养成单向的，这 是从教育自主来说，但是有主流价值观是毫无疑问的。
提问：目前我也在从事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三位老师对中国教育目前对人才的复制，我们所有人才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对工业化复制造成的结果有没有思考？刚才说到要构建教师体系，我想知道如何构建教师培养体系？如何达成预期的效果？
梁晓燕：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像这样具体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不会有时间来解答，我推荐一个东西， 我希望大家读一本书《中国教育发展蓝皮书》，这个蓝皮书每年都有一本，把这一年中最重要的教育问题，你刚才问到的所有问题在这本书上都有，杨老师是中国教 育发展蓝皮书的主编。这个东西有很多的人都有非常丰富的思考，而且究竟应该怎么走，里面也有非常具体的路径，如果大家对具体的问题很感兴趣的话，我相信读 这样的书有价值的。
提问：各位老师好，大家问的都很宏观，我的问题具体一点。大家都特别关注基础这一块我特别同意老师们的观 点，我的问题是从最近的一个公共事件，就是李双江儿子打人的事件，是不是我们的教育里缺失了对他们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他们比平常的孩子占用更多的资源， 如果他们管不好的话，我们已经限定不了他们的父亲，但是如果他们孩子管不好的话，对一个国家是更大的危害。
杨东平：官二代、富二代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家很担心，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家庭教育问题，李双江自己也承认家庭教育是失败的，某种程度上人格养成更主要的还是在家庭环境当中，在家庭的身教当中形成的。学校教育只是提供基础的东西，所以对家庭教育需要特殊的认识。
杨东平：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论坛就到这里结束，让我们共同追求理想的教育。谢谢大家。
原文链接：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1-09-11/1304290881.shtml
视频链接：http://chuangxin.umiwi.com/2011/0912/36430.shtml
2011-09-13
文革被致死的中国学艺大师名单
唐文 【人民报消息】
近日，有中国大陆网民整理出文革中受中共迫害而自杀或死亡的177位著名文学或各类艺术大师的名单，被各大网络论坛转贴，震撼网民。
9月10日，网友“suifengdao”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网络论坛转贴了这篇题为“课本上那些课文的作者 他们都自杀了”的文章，不到两天时间，有近70,000网友点击围观，500余名网友跟帖评论。
30名文革中被迫害自杀身亡的文学或艺术大师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 中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 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 抗争的人。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日战争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49年后历任全 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1949年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 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 1949年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 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1949年后曾 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 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加入中共，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1949年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 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 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1949年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 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 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 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 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 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 世。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 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1949年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 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1949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 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 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 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1949年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 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 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着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49年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147名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文学或艺术大师
著 名作家、诗人：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 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共 35人）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共7人）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共3人）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共19人）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共10人）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共9人）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共14人）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共8人）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共16人）
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共26人）
近日，有中国大陆网民整理出文革中受中共迫害而自杀或死亡的177位著名文学或各类艺术大师的名单，被各大网络论坛转贴，震撼网民。
9月10日，网友“suifengdao”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网络论坛转贴了这篇题为“课本上那些课文的作者 他们都自杀了”的文章，不到两天时间，有近70,000网友点击围观，500余名网友跟帖评论。
30名文革中被迫害自杀身亡的文学或艺术大师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 中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 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 抗争的人。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日战争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49年后历任全 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1949年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 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 1949年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 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1949年后曾 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 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加入中共，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1949年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 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 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1949年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 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 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 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 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 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 世。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 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1949年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 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1949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 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 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 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1949年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 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 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着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49年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147名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文学或艺术大师
著 名作家、诗人：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 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共 35人）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共7人）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共3人）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共19人）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共10人）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共9人）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共14人）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共8人）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共16人）
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共26人）
《进去的95天，出来的64天》
《进去的95天，出来的64天》
上海律师 李天天
一.我被抓了进去。
2011年2月19号晚9点多，我被上海浦东北蔡派出所的警察和上海浦东公安居的国保一行约10个人抓走， 关入上海沪南路938号华美达广场酒店15楼的一个套间，3天后换到沪南路2000多号的影鑫宾馆三楼的一个套间。后一个套间没有一扇窗户，3个多月95 天里除七八次带出去审讯就没有走出过房间一步。2011年5月24号，被放出，才有了自由。
失去自由倒不是最难忍受的，没有窗户，看不见 阳光，周围只有四堵墙，在昏暗的房95天，每天足不出户。这个是我感觉最痛苦的事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个月，回忆那95天的经历还是让我感觉痛苦。痛苦 在非人的待遇确实是与我一样的人给我的，痛苦在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人确实是最可怕的，人能给人带来的折磨原来这么厉害。痛苦在为什么我生活在这样的社 会？痛苦在为什么社会是这样的而我却无能为力？
2月19号，才过完春节没有几天，晚上8点多，我在上网，男朋友丁工（他是个姓丁的工程 师，同事都叫他丁工，在这就这样称呼他吧）在看电视。18号上午，上海市北蔡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他，说有工作上的事情让他去一下，他去了。见到的是以前就 见过的因为我而多次找过他的国保两位国保。他们要求丁工管好自己的女朋友，也就是我。说我在推特上写了2月20号要去上海市人民广场参加集会，你必须阻 止。丁工说我也不能绑住她的脚，如果她犯法，你们直接抓她或者把她毙了都行，不要找我。做为警察你们骗我来派出所这样对吗？国保对他们的欺骗行为表示了道 歉。2月18号晚上，男朋友告诉了我这个事情。我也把这个事情写到推特上去了。2月19号白天一天我都担心国保来找我，可是没有来找我。晚上我甚至庆幸， 很好，今天竟然没有找我。但就怕2月20号早上来找我。我是不是去网吧呆上一夜，这样20号从网吧去人民广场，国保就找不到我，控制不了我了。
2 月19号晚8点我在推特上给上海的一位见过面的推友沈先生发了个私信，约好2月20号下午2点人民广场附近见面。8点多，家里电话响了，我怕是国保打的没 有接。谁如果有重要事情完全可以打手机呀，为什么打家里电话？一定是看我在不在家以方便来家里找我的国保。电话响了很久，我都没有接，太可能是国保的电话 了，其他人谁会没有人接还这么坚持？不到10分钟，家门果然被敲响，丁工说去开门吧，我不同意，就算我明天去广场也是我的权利，他们凭什么来找我？不开 门，看他们能怎么样。结果门被敲的山响，丁工认为这样下去门锁会坏的，他们如果橇门锁怎么办？我说那就让他们橇，了不起50元再换把锁，看他们土匪到什么 程度。我打了110，说家里来了不知道什么人，把门敲得山响，非常可怕，让他们来看看。110警察答应马上来。打完电话回到电脑前发推文，说家门被狂敲， 一定是警察，太没有安全感了。才发完，家里没有电了，显然走廊里的家里的总电闸被国保给关了，应该是物业给的钥匙。丁工说还是开吧。我说还是不开，我们睡 觉，他们橇不开了不起在门口守着，估计是怕我明天去人民广场，就让他们守在我家过道吧。想让别人不自由，他们也要受点罪。我俩就摸黑睡到了床上。想当然的 认为国保敲不开门就会走人，或者一直守着门。但门还是被持续敲，好像还有橇门的声音，我看这个情况就赶快给网友电话，希望他们发出这些消息-----有人 橇我家的门。丁工也感觉事情严重了，要我赶快把手机里朋友的电话调出来给他，一旦我有什么事情，他也好让我网上的朋友知道。我赶快从手机里找出刘晓原的， 滕彪，还有上海一位律师，广州一位律师的电话，他就着手机的光写到了一张纸上，这个时候门还在被橇，我俩刚把脱了的外衣穿整齐，警察已经破门而入了。那一 刻，感觉房间里到处都是人，房间立刻就满满当当。其中两个是女的。我认出其中一女人与国保来我律师所找过我。我走出卧室，冲他们说了句：你们可真厉害呀， 无法无天呀。这时家里灯都亮了。他们有两个上来就一人抓我一只胳膊，有一个小个子的,后来知道是他们的领导，上来抢我手机，手机与广州律师通话还没有挂机 就被抢走了。还有一个年轻男人在说这脏话骂人，一个女的对着我在照相，照相机的光在我脸上闪过。一人在搬我的台式电脑主机。一人拿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包找笔 记本电脑。问笔记本电脑在哪里，我说笔记本电脑没有用过，人家不理,拿走。我还看见我家的胆很大的大黄猫睁着大眼睛看着这一切。
很快被他 们架着走出了房间，从二楼下来，向他们的车走去，走的很快，显然他们不希望动静太大，不希望太多的人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周围有五六个人在围观，我冲他们 说：我什么坏事情都没有做警察就抓我。围观的人没有任何表示地站边上看着。丁工跟了出来追着警察说：你们必须把门锁修好，警察说：放心，会给你修好的。很 快车就开动了。我身边一边坐一个壮汉，在车上也抓着我的胳膊。事情进行的都很快。脑子里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抢手机的小个子警察动作好勇猛，抓我的两个 50多岁的人好有劲，人好多，一切进行的好快。他们走路的速度也好快，我几乎是被拖到车上的。丁工那时候还能想着要他们修门锁，头脑好清楚，真是很有上海 人的务实风格，虽然在那个气氛中实在是有点滑稽好笑。
二，进去的三个月
他们带我到离我家不远的的沪南路938号华美达广场酒店15楼1515房间，是个套间，程设都非常高级，是 附近新开张的最豪华的酒店。里面有一宽大的双人床，在警察的要求下很快服务员又加了一张单人床，两间房都有电视机，电话我进去后警察要求服务员拆了拿走。 窗户也很大。外间有三件套的黑皮沙发，有张桌子，一张椅子，玻璃茶机，落地灯。第二天我问搞卫生的服务员这是几星级酒店，被告知是5星级的，但问警察，警 察说是4星级的酒店。（后来出来后电话问酒店前台被告诉是准五星级的，按5星级酒店建设的四星级酒店，套房一天房费是1118元。）
女警 察要我先洗个澡然后睡觉，我进去洗澡，女警察也跟进去了，应该是变相的对我搜身。这让我想起电影《杜丘》里的警察，如果那里的警察有这样的专业素质，杜丘 就没有机会跳窗逃跑了。两个警察一个与我同床睡，一个睡服务员搬入的一张小床。可能因为都是女人，警察与我随便聊起了家长。认为我这几年在网上写的东西很 偏激。听他们这样说，我也没有聊的兴趣了，很快睡着了。两小时后被他们叫醒，她们说我打呼声音很大她们根本没有办法睡。可我平时不怎么打呼呀。很奇怪，进 去睡觉没有想到睡的这样踏实。叫醒我的时候，我简直都不知道身在何处，因为睡的很沉，才睡两小时，这个时候醒来好难受。被带去外间做笔录，外间有三个人， 两个看守，一个派出所的抓我的时候骂过我的年轻警察，那警察要我先吃饭，他们一共叫了6碗面，每碗75元，我吃了几口，吃不下。那警察说：看我们对你不错 吧？也睡了也吃了，给你做笔录。同时把物品扣压清单给了我。我说你们为什么抓我。他说不知道，让抓就抓了。我说那可能是为明天去人民广场的事情，也不犯 法，你们随便抓人。他不多说，把我怎么发关于“茉莉花”的帖子，为什么去广场的过程问完，他就玩他的笔记本电脑里的游戏去了。我说我去睡觉。人家不让，也 不说理由。我感觉理由应该是我打呼，他想给那俩女警察送个人情，不让我睡，好让那俩女警察睡个好觉。我也不含糊，说：那俩女警察都蛮漂亮。别表示我不知道 他那点以权谋私的小心思。心想：给同事送人情，对我就可以这样不人道呀？这难道是警察应该有的职业道德吗？他说你可以在沙发上睡，但那俩看守开着电视看，我也睡不着，就这样坐着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2月20号。早上女警察去吃酒店配的含在房费里的早 餐，给我偷带了点面包和一个鸡蛋。女警察下班了，来了另外一个（临时工模样的）女看守，一个女警察（当然都是观察出来后来得到确认得，所有的警察国保都没 有穿警察服装）。还有一男看守。可能经常做这样的工作，男看守进来就忙着伸胳膊伸腿锻炼身体。9点多，国保终于来了。经常找我的两个国保中的一个和另一抓 我的时候抢我手机的国保还有为08宪章08年就找过我喝茶的国保也来了。三个国保找我聊了聊，态度还好。我把他们想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们，没有什么是不能说 的。他们露出一副威而不怒的架势，也不多说。我也没有客气，保持网上说话的那中我特有的随便甚至有点嚣张的态度，严格按言论自由说话，有什么不可以的？我 说我没有犯任何法就把我抓这来？你们按什么法律。他们说我当然犯法了，不犯法怎么会抓你，但具体什么法，人家不谈。你们随便橇老百姓的门，中国法律就是被 你们在破坏，吃夜宵你们6个人6碗面就花了460元钱，中国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变穷的，还把我关这么高级的酒店，一晚起码1000多的房费吧？太浪费太 奢耻了。我以后都会写推上让全世界人知道的。他们的态度比前一晚抓我的时候明显温和多了。我没有问他们什么时候放我，但心里想，下午2点人民广场聚会，那 晚上我应该可以出去吧？就算你们拘传我24小时，倒也不算太严重的违法。我要求睡觉，他们还是不让，一直到11点，那些国保走了，我才去床上睡觉。晚上一 直到10点以后，三个国保又来了，把我带到派出所，一直到第二天快5点才回房间，期间一直在等他们准备书面法律文件，那等待的味道真是不好受，因为不知道 他们要对我这么样。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已经过了24小时不放人，他们到底想怎么样不知道。瞌睡倒是不瞌睡，但越等越感觉情况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后来知道 他们是把我按涉嫌犯罪立案处理了。因为他们竟然给我照那种犯罪嫌疑人才需要照的那种总是把人照得很难看的大头照，还采集了我的指纹，送达给我监视居住决定 书，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我唐堂堂一个懂法律的律师，却要落到阶下囚的地步，这是我没有心理准备的。心理上很难适应这样身份。我与他们争论，认为他们 的文件填的不正确，在因为什么监视居住那一栏应该填涉嫌罪名他们没有填而是随便填了些看上去仿佛没有填错的内容。按法律我有固定住所，监视居住应该按法律 规定，甚至给我的监视居住决定书上都写的清清楚楚，应该在家被监视居住才正确。他们当然是胡搅蛮缠根本不与我讲法律讲道理。我也看清楚了，他们就是按着要 违法的心在工作，我只是他们的阶下囚，板上肉。我自己是律师，见过不少。与他们怎么能争出个结果？他们讲法律我怎么会被抓？
他们不承认是按涉嫌犯罪立案处理我的。我怎么问，国保都说是按犯法处理的，违背了治安条例，最多被行政处罚。这样的 谎言，如果我不是律师我可能会相信，但我是律师呀，他们的谎言技术含量也太低了。这是让我感觉最悲凉的事情。干坏事情的人干了但却不承认，努力伪装他们的 行为，那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他们不告诉你，这很让人恐惧。实际情况与我进来时候的想法显然不一样。看来他们不会一两天放我出去了。监视居住可以长达半年 的。罪名他们的文件上应该写的却没有写，他们为什么这样？如果是因为去广场的事情抓我，最能靠点谱的罪名就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可，最靠谱的这个罪名 按法律也是非常不靠谱的呀。我连广场去都没有去怎么就构成这个犯罪了？这个犯罪必须是组织者或者首要分子才构成犯罪呀，而且必须是结果犯，也就是必须有扰 乱社会的损害结果产生为犯罪构成要件呀。给警察指出他们应该写清楚罪名，他们说24小时内会告诉我罪名，这样是合法的（完全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他们要 给家属送达监视居住通知书，问我新疆家人的邮寄文件的地址，我考虑到新疆家人的心情，要求警察别通知了。他们也就乐得做罢了。我也明白，我没有与丁工领结 婚证，他们按法律可以不发通知给丁工（虽然他们因为我的事情骚扰丁工的时候毫不含糊，从不考虑我们并没有结婚，他们根本无权为我的事情骚扰丁工），这样， 我的情况外面很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情况可对我不利，但还是决定不让警察通知新疆的家人比较好，他们要作什么坏事情，外面的人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让家人 担心没有必要。不让他们知道更好。
第一天晚上睡了2小时，第二天晚基本在派出所度过，第三天晚一夜没有被折腾，但我从那几天开始，生物钟 就被打乱了，习惯把觉倒着睡了。白天瞌睡，晚上不想睡。第三天白天他们来带我去派出所做笔录。我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派出所，他们说因为那有摄像头，以免 我以后出去诬赖他们对我刑讯逼供了。如果不了解其他只听他们这样说一定感觉他们非常遵纪守法。期间还随便聊了不少。第四天下午他们来，说领导考虑了我的要 求，所以要把我带去便宜的地方住，要换地方。要我收拾东西。四个看守12小时一换的看守我。后来一个半月变成了三个看守。这样。七个人（加两个国保）坐国 保的两量车来到了影鑫宾馆三楼的一个套间。进去一看，我好难受，没有窗，很暗，第一感觉就是他们报复我。故意换条件这么差的地方让我难受。当然就是报复我 能怎么样？这样的地方与前面的四星酒店没有办法比，最主要的没有窗户。他们很快在里面让服务员加了一张床，买了很多水（他们在里面一直都是喝2.5公斤一 塑料壶的水）和方便面（他们做夜宵吃），那方便面箱几乎顶到了天花板。知道了，我知道没有一个月那些方便面他们吃不完。那么，他们起码还要关我一个月？很 明显，这个是一定的。心就这样在各种猜测中一揪一揪的没有办法平静。想着各种没有了的案子的事情，想着家人知道该多担心呀。丁工一定很急，也一定给我新疆 家人说了我的事情。
后面就是3个月慢长的心突然天上突然地下的等待了。等着国保来带我去派出所做笔录，等着他们可能改变强制方式变监视居 住为拘留把我送去看守所-------那对我都是好消息，因为看守所起码给放风，起码有窗户，等着检察院来批准逮捕的会见，等着出去完全自由，不知道。没 有等到放我出去的那一天我什么都不敢确信。不相信他们说的不久查清楚我的事情就放我出去的话，也不完全相信他们真要判我。他们说什么我都不敢相信。因为他 们竟然按涉嫌犯罪处理，已经送达了我监视居住通知书了都还骗我说不是按犯罪处理的。那他们还有什么不会骗我的？为达他们的目的，他们有什么骗人的话不敢说 呢？
三个月，国保来的密度越来越低，开始间隔有3天或者5天，中间间隔10天或者15天，最后最长一次间隔了24天。我经常是把觉倒着 睡，因为白天我总是担心国保来还是不来，不想让自己的心老是这样揪着。怕见他们，又想见他们，因为不见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去获得自由，所以想见他 们。见他们就是做笔录就是发生争执，就想对他们无法无天表达不满，就要看他们那些无耻的恶心嘴脸，所以也不想见他们。开始，他们主要问关于“茉莉花”的事 情，后来查我的博客文章的事情，要求我确认10几篇文章是我写的，个别句子的内容是什么意思要求我确认。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文章都是我的犯罪证据，所以他 们要一一确认。同时我55个QQ群里分别都发了很多东西，包括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事情还发过翻墙软件等。他们都要求我在笔录上承认是自己发的。感觉他们就是 找我一切巅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
最后两次，他们查我与男人开房的事情。查得也很细，这哪里还有法律可言？开始很生气，让我有点短时间的震惊和慌乱， 被抓进来还要向他们交待这些？难道要放法庭上去败坏我的名誉？这也太过时了吧？连张柏之的艳照门也只能让她更红。你们想用这些整我有意思吗？你们这么辛苦 查这些，其实就对我男朋友有意义，既然查出来了就去告诉我男朋友吧。那国保说，不会的，我们不会这样做的。说心里话，他们这样说我还真相信了。虽然其他的 事情他们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但，我总想他们比乡下长舌妇素质应该还是要高一点吧。后来发现，他们还真的就只有不如，没有比乡下长舌妇的素质更高。在里面的 三个月，早上6.30吃早饭，中午12点吃饭，晚上5.30吃饭，上午我睡觉或者运动一下，下午看韩剧，晚上看看英语书(在我再三请求下，他们给买了几本英语书)，夜里看电视，一般不放声音，看字幕。有点影响看守睡觉，但也只好不顾了。所以，夜里的情况也蛮搞笑的，他们都睡，我却不睡，好像我看守他们。我这样把觉睡倒，目的就是少见他们减少心理上的精神和压力。
5月24号中午，国保终于来了，在前一次见面，并说因为看我人还不错，一个月之内很可能送我去新疆的24天 之后。他们前一次见面已经把我两包衣服给了我（让我男朋友拿给他们的）。拿了衣服，我基本相信他们是要送我回新疆了，但还是担心他们只是把案子移交给新 疆，因为我的户口在新疆。新疆会不会对政治犯判的更重，所以他们才送我的案子去新疆呢？我其实还是有这个担心的。经常找我喝茶的那国保主管我这个案子，这 个人总是笑着撒谎。我甚至刚进来一个月叫过他几次笑面虎。后来不敢叫了，因为感觉他确实是笑面虎，怕他所以不叫了。免得给我眼前亏吃。
在 里面，我写过三份悔过书，他们没有说要我写悔过书，只是要求我写进去以后自己的心理变化。等于是写悔过书，我很乖，为能早出来，写就写吧。就当小说写，写 的感动人点，认识深刻点？按国保的暗示是这样。他们说了，性格决定一切，态度决定命运。一切决定在你写的东西，当然还有他们的看法。最长的写了18页， 应该有上万字了。写我的经历，生活变化，工作变化，思想变化。生活工作中比较大的影响了我的思想的事情。最后写了自己思想的偏激，对政治认识的肤浅。真有 点声情并茂。猛一看写的很诚肯，仔细看其实都是对专制的控诉。国保表示很满意。他们看的地很细，然后收了起来。除了悔过书，还写过3份网友明单，写清楚自己认识那些网友，关注那些人，写了约20多 人的名字，都是经常看的博客博主，或者接触过的外地律师。怎么认识，有什么样的接触都如实写给他们。他们也表示了满意，看的很认真，还问我为什么里面那么 多姓李的人，真是可笑。李是大姓，我认识的姓李的人多不是很正常。我告诉他们：可能姓李的人因为姓李都喜欢讲理。而我喜欢与讲理的人来往，所以姓李的人多 吧。特别是与艾未未，刘晓原，滕彪都有什么来往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东西进行了交待。一切实话实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写的东西他们也表示了满意。最后要出 来时就是被要求写承诺书了，承诺出来不说什么什么，应该怎么怎么做，以后怎么怎么做。我当然都没有做到。打破坏的承诺应该是一种更高的道德吧。
在 里面吃的应该算不错，虽然都是上海口味的饭我不怎么吃的惯。他们在楼下两个固定的饭馆买饭，有发票。临时工性质的看守总是去买饭的，警察性质的看守当然就 是结帐的。看守也是分等级的。有时候，警察看守会要求临时工看守不要与我说话，临时工看守也是敢怒不敢言，认真服从。表面看这些看守对我都很客气。有时候 会问我吃什么，还经常为我倒水续水，下班个别时候也会与我打声招呼，上班也会点点头表示一下。电视机的遥控器他们几乎都让我使用。看守确实没有给我什么心 理压力，他们的任务就是看着我别让我跑了。从不问案子的事情，也表现得根本不关心案子。如果我主动说起，他们也象没有听到。也是，政治是非，小小看守参乎 能有什么好处？少说话少是非。与女看守最多聊聊服装、饮食、健康。可聊的不多，也没有心情聊太多。给我很多压力的是审讯我的那三五个国保。他们的审讯方 式，认真态度，故意改变加重笔录内容性质的行为，这些让我感觉他们是在认真弄我的黑材料，感觉他们非常想把我送入监狱。我在在被抓入之前，当然没有做好坐 牢的准备。他们虽然几乎都微笑服务，但总是把问话内容记的断章取义。对我记不清楚的内容他们总认为我在骗他们，那口气带着逼迫，使我感觉他们背后仿佛有很 大的计划。要用这些笔录判我，然后他们好升官发财？我也开玩笑给他们说，我不是大鱼，对不起你们。你们从我身上查不出什么大案要案。那国保也识趣的说自己 老了，没有指望升官发财。一次，我说我认为我没有犯任何法，国保说你们圈流行一句话：法律部是挡箭牌你忘了，我说我生平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这话也太恶毒 了，国保说，这是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的。这样的话也能说的出口？当然国保不会回答我什么，但显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就这样。进去第二天我就要求请律 师，他们让我写个请示他们领导。我写了我要求刘晓原或者滕彪做我的律师，纸条是写给我男朋友丁工的，要求他去帮我请这两个律师，或者让刘晓原推荐其他北京 律师给我。当时国保看了就说，滕彪也被抓了，你还请滕彪做什么律师呀。下次我问他们请律师的事情怎么样，国保说领导不同意，你自己就是律师还请什么律师 呀。真是不讲理。他们很奇怪我为什么只请北京律师不请上海律师。还暗示他们认识的一些律师都很不错。我也直言不讳，我说上海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律师，刘晓原 的博客看的人很多，所以请他，滕彪推上粉丝很多，另外他是刑法方面的大学老师，所以请他们。我希望你们做的事情更多的人能知道。很多时候做笔录，他们都是 先与我随便聊天，连我为什么不想生孩子，为什么来上海，与丁工怎么认识的，银行卡秘码丁工是不是知道，他们都很好奇。过度关心别人的私事实不礼貌的他们懂 吗？法律都不遵守？道德的底线他们已经打穿了，还能要求他们什么？他们没有礼貌但我还是要保持我的教养。尽量坦率对人，尽量不去关心别人的私事。他们把我 的私事问了个底朝天，但我从没有问过他们一句不该问的。一群给根骨头就咬人的狗，也根本激不起我对他们的任何好奇心和兴趣。他们表现的对我还算态度温和， 目的就是探听出一切他们想知道的真象。我基本是明知道他们有这样的目的，也毫不防备。因为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也无从防备，再说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事情。就连与人开房的事情都没有一个圈内人，所以也不担心给其他什么人带来什么伤害。涉性的内容他们问的很细，我根本猜不到他们调查这些是为什么？------好 人总是不容易猜出坏人有多坏。难道要拿这些事情在网上搞臭我？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没有这个必要呀。难道拿这些做为认定我犯罪的证据？也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呀。 想不出他们要干什么，只好不想了，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吧。就算判我三五年也只好认了。既然敢在网上批评政府，就没有怕坐牢，坐这样的牢简直是光荣，都什么 年代了，共产党还在搞文字狱？有一次，国保说你要作好各种准备，走法律程序，案子送检察院法院都有可能。我也轻松的说，判吧，如果我被判了，我们两都可以 载入史册了。刘晓波才被判了11年，难道能判我12年？ 他开始不接话，好像在找合适的话。最后那国保还是说了句：你就算判了也不可能得上诺贝尔和平奖的。这次轮到我不知道说什么了？这个国保难道以为我在网上写 文章批评政府是为得诺贝尔和平奖？我可从没有这样想过。不给请律师，我已经知道他们根本就是想无视法律，明目张胆的无视，大约第三次对我问话的时候，我要 求：如果没有律师我再不配合你们的调查，特别是你们所有的笔录竟然没有你们警察的大名，这样的东西我以后不会再签字了。国保立刻变脸表示要打我，我说我也 可能咬下你们的鼻子耳朵。没有想到这话立刻激怒了国保，上来就抓我头发要打我。看这样的情况，我还是自己妥协了。不要求他们什么了
就 这样心情一会在地上一会在天上。努力让自己做好坐牢心理准备。如果坐牢，可以多劳动，对身体也是好事情，眼睛也可以被强制休息，也让共产党的罪孽增加，这 只会加速他们的灭亡，我不下地狱，谁下？总要有人做出牺牲，只是希望这个结果早点出来，我好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已经判决了，家人就可以来看我了，也有人 交流了。这个是我急需要的。不送检察院，也不放人，感觉自己是被蒙在鼓里的，这个感觉太不好了。我多次给国保讲，如果再不放我出去，我就要发疯了，我要砸 东西，电视机，空调，我都会砸坏得，尽量不砸人，但也说不定，国保说：你别这样，如果这样你就增加了一个破坏公司财产罪。国保这样说，我马上想到了网上流 行的段子：你与他们讲法律，他们与你耍流氓，你与他们耍流氓，他们与你讲法律。说的真是正确，我算亲眼所见了。国保说他也曾经待国没有窗户的房子-----猫耳洞。我说那科是场不义的战争，你没有事情吧？国保说你是不是希望我那次死在战场上就好 了。这国保，对自己在我心中德形象看来很清处。国保给我说我的事情快有结果了，可能放你出去，也可能送看守所，听他 们这样说。我的心情会平静点，虽然很不相信他们，但也只能对他们抱着相信的态度，做好最坏得打算了。显然，他们也不想让事情复杂化，他们让我住没有窗的地 方，除了是让我难受，应该还有个目的：防止出任何纰漏，防止走漏什么消息，防止网民来围观或者我被劫走或者我逃跑。因为发现他们对我非常谨慎，我要求他们 让我男朋友送牛奶来，他们说防止吃了食物中毒说不清楚是谁的责任，所以我只能吃他们买的东西。每次出去做笔录，他们看守都一副外松内紧的状态，好像我随时 准备逃跑。每次出去看周围人的悠闲状态就想：他们应该做梦也没有想到，与他们同坐电梯的，在他们身边的我是个被政府欺负的没有自由的人，就因为说了点真话 就被这样，有谁知道呀？可怜的老百姓，我们离的这样近，但你却不知道我身上发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里面经常会烦躁到要发疯，一想到突然被抓入，以后的命运也难说，身体也总是不舒服就烦躁。血压高也没有办法弄到药 吃，他们给我进行了体检，明明血压高，让他们找我男朋友配药带来，他们也根本不理，还说什么血压高没有什么。他们也有血压高。完全不讲理。他们给我检查身 体完全就是想知道我的隐私，而不是为了我的健康。检查之前还说是为了证明我没有被打，防止我污陷他们刑讯逼供而检查身体，其实检查的完全是内科，根本没有 外科的项目。欺骗欺骗，无处不在地欺骗。国保甚至说他们开了很多会，有几十次，给上面的汇报材料都写了10几次，以此来表示他们国保对我的事情尽力了。当 时听了只感觉他们骗我，出来后想想，他们这样对我说，也是想减轻点我对他们的恶感，给自己提前减轻罪责吧。也算是还有点良知的表现。毕竟他们也是人，也不 忍心看我受罪。最后一天，主审我案的国保知道我没有吃午饭（吃不下），他说饿了要买东西吃，还问我吃不吃，当然吃了，对他们人性化的表现我就是为鼓励他们 也说要吃呀。但飞机票他们还是要求我买，为早几分钟出来，我没有与他们计较，我被他们带着回家找到银行卡取出钱，去飞机场取票的时候把2800多元交给了 送飞机票的小姐。国保也没有忘记卖个乖说：我们给你买的是打了一折的飞机票，帮你省了几十元钱。我心想，你们捅我一刀，刀钱还要我买，真是上海国保，深具 上海人的特点。
三 送我回新疆
在飞机场，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系统的人很容易就到了特别的地方侯机，被他们的人（应该是飞机场的警察或者国保）带着上 飞机。仿佛那飞机场都是国保们自己单位的。在侯机的时候，过安检的时候，国保都给我摄了像，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国保说：万一你下飞机后失踪了，你家人来找 我们要人，这些好做证据证明我们确实送你上了飞机，你再丢了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原来他们想问题也可以这么周到？我不由的感叹说：你们还真是够认真够专业 的，可惜好螺丝钉上在了邪恶的机器上。在临上飞机的时候他们把我的手机给我，说电脑直接给丁工，把解除监视居住的决定书也给了我，国保说你顺便撕了吧，我 没有撕。国保还说，回新疆朋友问你怎么说？你就说病了住院休息了几个月吧。替我想的还真周到。去坐飞机的路上，国保关心的问我下了飞机离到家还远吗？有人 接吗？下飞机很晚了自己多注意安全。真是够关心的了，这些我见了如同见老虎和毒蛇的甚至差点要打我，里面3个月经常把我吓得心惊肉跳的人原来也会关心别 人？我说你放心，我15岁就离开家独立生活了。我也顺便关心的问他：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他说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总要养家糊口。我说你还真不容易，你们这 样折腾我，你们的政府可一定要长命百岁呀，否则，我也会像你们找我麻烦一样找你们麻烦的呀。国保不说什么，可能他们知道，说的多错的多，说错话，网上他们 就出名了，少说少错。我三个多月没有自由，见不着其他人，看不了远。突然要自由了，心情非常好。既然要拍我，我就配合一下吧，过了安检门，我向拍我的国保 挥挥手转身向飞机口走去，不知道的以为是坐飞机的人给家人朋友说再见呢。
上了飞机，心情无比的轻松愉快。自由好可贵呀，哪怕是部分的，哪怕只是身体的。飞机上可以自由地选择想喝的东西，可 以自由的走动一下，可以看见这么多没有见过的人，这些好想都变成了非常让人幸福的事情。5个小时的飞机感觉很快，约12点多到了新疆。下飞机与其他人合租 了出租车来到了乌鲁木齐旁开36公里远的昌吉市，应该去妹妹家，但妹妹可能不知道我来，当然也可能丁工已经给她电话了，可我很想给丁工打电话，也很想上 网。在吃了3个月感觉很没有味道的上海饭之后，也很想吃新疆饭。我去以前熟悉的宾馆，但没有房间。只好拿着3个包到附近饭馆叫了一个新疆凉面，5串烤肉， 可上饭好慢，忍不住去马路对面给丁工打电话，也问丁工要了我妹妹的电话（我的手机警察给我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完全被删，没有留一个电话）。丁工他这三个月经 历的情况，说国保拿着我与别人开房的录像逼他看，还逼他与我分手。听到这些我真是气的肺都要炸了。也太欺负人了。国保完全在骗我，要求我对他们保证这个保 证那个，不让我说里面的事情，可他们都做了什么？他们说不可能把我与人开房的事情说给我男朋友，甚至我要求他们说他们都说决不去说，但事实是他们完全骗了 我。我本来就没有把他们当可以相信的人，但还是被他们骗了。电话一打打了40分钟，知道家里的大黄猫也丢了，真是忍了忍才努力忍住眼泪。为了我的猫为了丁 工，简直就想马上去杀了那些关我抓我的国保。
电话打完，人家饭馆也要下班了，说给你上的饭你不来只好收走了，但钱还是要交。坏事情总是连串发生呀。交了钱，去其 他小饭馆吃了饭，很瞌睡，因为知道要出来了，前一天就没有睡好，但也不想去找宾馆睡觉，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睡觉度过好浪费，必须先享用一下，我去了网吧。 带着3个中等大的包。.一呆呆到了天亮。在里面听国保说未未也被抓了，上网搜了我的名字和未未的名字。这一看才知道，网上有不少人在找我很关心我。因为手 机没有电与手机绑定的QQ也异地上不去，这样我的推特就上不去。所以，也没有办法通知网友我自由了，而丁工业不小心弄丢勒我给他的刘晓原等地电话号码。第 二天妹妹给我电话要我在她上班前去他家。去到她家，上网找到一些朋友的电话才通知了朋友我自由了。然后就是上网，上我的博客，写了篇小文《2月24号，我 出院了》。用隐喻的一个故事告诉了大家这三个月的我的大概经历。因为给国保承诺过出来不写里面的事情在网上，可按我的性格也不可能骗大家呀，所以想了一 夜，干脆写这个动物寓言故事给大家汇报一下情况，总不可能什么也不说。当然写了这个故事会不会又被国保找麻烦？不管了。只能这样了。我不可能被欺负了什么 都不说吧。
第二天接了不少电话，睡觉也没有怎么睡好，出来了反更不容易睡好了，知道大家很多人在网上发帖找我非常感动。记者也 有不少打电话给我的。也知道了原来我进去以后还有那么多人进去了。想到在里面受的那些精神折磨，我无法保持沉默，我很想把里面的事情完全说出来，如果不 说，怎么对得起大家的关心？我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他们因为我说了什么要再抓我就来抓吧。第一次没有心理准备感觉很痛苦，第二次有心理准备了，我相信会没有 第一次那样不能忍受了。如果他们如他们说的让我生不如死那就来吧。我可以忍受他们对我的折磨，但你们去折磨我男朋友和他家人，这个也实在让我无法忍受。我 的猫那么可爱也被你们弄的丢了。一定是不敢回家，或者看我不回家也不回家被猫犯子抓了。妈妈妹妹也被折腾的几个月没有睡好觉。我决定把里面的经历都说出 来。一切都写到网上，这样才能减轻点我受的痛苦和压力。我写了我能想到的里面的事情，想起什么就写一点。
四．一回上海
到了6月初，我准备回上海开庭，一个比较复杂的案子，没有办法交给别人，因为只有我最清楚案情，虽然国保要求我不能 回上海。但顾不了这些了。我在网上说了要回上海。6月8号中午，火车到了苏州，火车上的警察就以查身份证的名义找到了我，看了我的身份证，他们说：找的就 是你。我非常明白发生了什么，是上海国保通知他们控制我的，懒得多说，就与他们去了火车上的餐厅。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我的情况，我主动给他们说了，也说明我 是知道他们为什么找我的。同时我要求围观的旅客上网找刘晓原，免得我失踪大家在网上找我，前面已经失踪3个月了。我还拿出国保给的法律文件给火车上的警察 看，免得他们不相信我我身上发生的被绑架被失踪三个月的事情。
到上海火车站，火车警察送我下火车，国保已经在火车门前几米的地方等我了。简单几句话，我只好跟他们走了，三个包我 放地上没有拿，国保说你的包不要了，我说拿不动，国保说那就丢了要了，无奈，这几个国保男人并不会给我这个囚犯女人拿包，只好自己拿了。被带到上海火车站 警察办公室严肃谈话，我说你们随便吧，再把我抓进去也行，我网上都说了。他们不抓我，请我吃饭，买上海特产给我。我能怎么办？他们按排我回新疆，用我的钱 买了当天晚上火车票。晚6点多，我坐上了回新疆的火车。
在火车上，手机行李他们都交给了火车警察，好在是硬卧还算不受罪。一是哪个火车我就借别人的手机给男朋友打了电话， 要求他给刘晓原说一下我的情况，我这样被折腾，怎么也要让网民知道呀。火车到了新疆，看着警察买的东西，无名火就来了，我为什么要接受国保买的东西？谁会 吃他们给的东西？我告诉火车上的警察，麻烦帮我把上海国保买的这些东西丢垃圾桶里吧。火车警察不说什么，默默把我的行李给我。我拿着3包行李下了火车。回 到新疆，我去乌鲁木齐朋友家住下了，怕在妈妈妹妹那被国保很容易找见去找麻烦，前一次，昌吉的国保已经找过我妹妹了，还查了她的电脑。在朋友家与朋友谈我 的经历，朋友说如果我们不是几十年的朋友根本不敢相信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呀，如果不是我自己的经历，别人说我也不一定会相信。每天上上网，与朋友去街上 转转，时间很快过去10几天。北京的网友要我去北京见见心理医生，网友很热情并愿意出旅费，看朋友这样热情我就去了北京，并准备从北京悄悄回上海，我想第 一次回上海我在网上说了，所以被国保截获，第二次我悄悄进入上海应该没有事情了，再说银行卡丢了必须去上海补办，案子上很多事情也需要回去办理呀。6月 18号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是站票，因为学生放假了，根本连坐票都没有。在车上30多个小时不能坐不能躺。终于到了北京。
五.二回上海。
在北京住到宾馆里，呆了5天，然后我去了温州，去见一个网友。29号，坐温州的动车回上海。我没有打算高调回上海， 但温州的网友却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在推上公开说明送我上了动车，去上海的动车。这样，二回上海也就变成公开回上海了。没有想到，下火车没有人拦截，坐了地 铁，在龙阳路站上了出租车，还是没有人拦截，心里虽然暗暗高兴，还是不敢特别乐观，到家单元门口，准备交了出租车费下车，心里很是高兴，一抬头，完了，主 审我的两国保就站在车门口，身边还有两个以前看守过我的日夜相处过的看守。国保说下来上我们的车吧。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下车上了他们的车，一句话我也没有 说，对那俩看守，我当他们是空气，连一个眼神也没有递给他们。那种愤怒悲凉的心情已经让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国保首现打破了车上的沉默。他说：共产党厉害 吧。我说：这是回光返照罢了，共产党蹦达不了几年了。国保说我们都在你家守了21天了（离我第一次回到上海刚好21天）。我根本不相信，我相信是温州网友 发的推文给他们指示了我的行动的路线。另外，虹桥火车站很大，不方便他们做这些下作的事情，所以改在我家门口拦我的。
被他们带到北蔡派出所，老地方，里面有他们特别的办公室。他们的所有文件包括打字机电脑都是放旅行箱里放他们车里 的，所以，经常他们拿着旅行箱就带着我上了宾馆或者进入派出所，不知道的可能以为我们是共同的出门旅行的朋友家人，谁会想到只是中国秘密警察带着他们的绑 票，旅行箱里装的是整人的黑材料呢。客气中带着威胁，威胁中带着恼恨。恼恨中带着讨好，说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态度。在派出所审讯室，一个国保说，气死我们 了，你别坐给我站着，站着就站着，正好减肥，我笑笑的站起来。另一国保说，还是让他坐着吧。他们总是这样，黑脸白脸的对我。他们说：上海不欢迎你，你必须 离开上海，说吧，去哪里。怎么总是说话不算数，说好起码3月不回上海为什么又回来？我说没有办法，很多事情必须回。再说不让回家，忍受不了这个屈辱。他们 说你自己决定去哪里，你必须离开上海。我能怎么办？我说我去深圳吧，我妹妹家在那里。他们问有钱吗？包里只有几百，他们给我买了深圳的飞机票，送我去飞机 场。我也只能机械的跟他们走了，买了盒饭吃了就去飞机场了。我还不知道怎么与他们斗，不知道怎么保护我回家的权利。显然我打不过，只能听他们摆布了。在飞 机场我给刘晓原打电话，告诉他发个推文，让网友们知道一下国保又不让我回家要送我去深圳妹妹家了，在飞机场还接道了外媒的电话要想采访我，我只好简单说了 几句，然后告诉他们国保在边上，怕说时间长国保打人，所以不能多说。
上了去深圳的飞机，心里一阵悲凉。我这算什么呀，离开上海的家4个月了，两次回上海都被送走，这叫什么日子。两小时 很快，到了深圳，因为电话号码完全被国保删了，所以根本没有与妹妹联系就来深圳了，好在等飞机的时候给男朋友丁工打过电话，他有我深圳妹妹的电话要他给我 深圳妹妹电话通知一下，我要流亡去她家，也让丁工把我深圳妹妹的电话发到了我手机上。下了飞机我给妹妹电话，她说住她那里不行的。为什么？电话里也说不清 楚。他们要我先到某某地方，他们开着车等在那里接我。因为没有想到妹妹会这样，知道妹妹不让我住她家，我非常吃惊，结果糊里糊涂，行李也少了一件不知道丢 哪里去了，等找到行李见到我妹妹已经两点了。妹妹准备按排我在酒店住下，拿出些钱给我，说太晚了，深圳因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正在清理外来人口，你还是回 新疆吧。想想真是难受，这算什么。我不想住宾馆，也不需要钱。给刘晓原电话，希望他发推文帮我找网友来帮助我，我把妹妹的拒绝我住她家的短信转发给刘晓 原，告诉他发到推上去，我这个曾经为自己养得小鸭子被宰了吃豆能痛苦的哭上一天地妹妹，既然拒绝姐姐去她家。让大家知道一下专制在多么严重地破坏我们老百 姓的亲情。结果，不到半小时，一网友给我了电话，帮我定了宾馆，要我去住，也只好这样了。我其实是想住网友家，不是缺钱住不起宾馆，但确实2点太晚了。只 好住宾馆了，给钱，网友也不要。住下后依然睡不着，找网吧，把二回上海被拦截的经过完全写到了网上，天快亮了才回宾馆睡觉，下午睡醒了，才看到深圳网友张 燕给我的短信，要我去她一个人住的单身公寓住。非常热情真诚，我就退了宾馆去了。晚上我们约了滕彪和张燕的朋友一起吃饭。帮我开宾馆房间的网友也来了，我 把300元开房钱给了他。表示了感谢。住张燕家，才算很好的休息了几天，在新疆接了不少网友关心的电话，在外面吃的营养不是太好。几趟车上的劳顿，很想好 好睡一下。张燕非常热情周到，总是亲自给我做丰盛的饭菜给我吃。我吃的好睡的好，上网也很方便，我那几天开了微博，几天时间，关注量上到了8000.本打 算租房住深圳3个月，可，真是不甘心被这样欺负。我为什么有家不能回？妹妹也不敢留我？为什么我要花2000或者3000一个月在深圳租房？为什么我没有 了工作还要花这个冤枉钱？
虽然有很多网友在陆续给我捐钱。但我为什么要被同情被可怜？我是律师，难道要这样可怜地活着吗？我准备三回上海。我 准备高调回上海。我准备拿出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勇气，谁不让回家我就与他们拼命了。我打不过，但我可以咬要。我在网上写了我的想法，定好了行程，微博上关 注我回家的事情的人也越来越多。外媒也不停地电话来采访我。看在这些关心我的网友的份上，我也必须高调回上海了，不让回家，还有比这个更侮辱人的事情吗？ 还有比回家权更大的人权吗？动物都可以回自己的窝，何况人。我为什么要忍受？为什么要在这么多人关注的情况下忍受？这是一个好律师应该忍受的屈辱吗？我不 能忍了。最多让我坐牢，最多让我生不如死，那就来吧。我必须直面这惨淡的人生，必须做正确的事情，谁不让我回家，我就正当防卫地咬人。这不只是回家，还是 关系到一个人的基本尊严的事情。
六．三回上海
7月5号，中午网友约着聚餐，顺便给我送行，滕彪家在深圳很方便，也就来顺便与网友见见。还有一东北济南的网友7月 4号晚就飞机到了深圳住下了，准备5号陪同我回上海。中午，大家都聚在了一起，吃了饭聊了天。我悄悄去买了单，很为大家的热情关注，来见我来吃饭来送我而 感动。住了5天，吃的好，睡的好，还与张燕的朋友去了趟荔枝园，身体的不适感也少了不少。给张燕冰箱里放了500元算是补偿点买菜钱吧，直接给这个可爱的 女孩她一定不要。结果，后来她不但把这500通过支付宝还给了我，还另外多打了1000给我，说表示对我三个月受苦的同情。真是为非常可爱的长的也很漂亮 的好女孩。7月5号下午4点，几个网友把我和济南来的肖先生送上了火车，一上火车我就忙着去补肖先生的硬卧票，还不错，补上了，但肖先生一定要把补票的钱 给我。真是一个实在的真诚的好人，人家凭什么花上时间和钱帮我呀？一个好人。确实，后来这个大好人还在微博上表示了，为动车事故中遇难的火车司机捐钱，具 体数字按转发的他的一条推文的次数为准，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已经捐出了25万。
7月6号早上10点零几分，深圳到上海的动车到了上海火车南站。这之前一直有外媒和网友用电话或者短信问我什么时候 到站，情况怎么样，前一天晚上更是不停有媒体采访我。大家不要误会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几年所有采访我的媒体。几乎没有一家大陆媒体。除杨佳案2008年大 陆媒体采访过我一次，我再就不知道大陆记者长什么样了，虽然我就生活在大陆。都是外媒在关心我采访我，他们都很关心我三回上海会是什么结果。
火车到上海南站了，车停了，肖先生临下火车还买了三小框小芒果。他说，一框送给我男朋友，一框给上海的教友，他信基 督教，一框带他自己家，原来他家也在上海。我心情当然很不错，这么多外媒合，这么多网友关注我回家，还有这么热心地网友陪我回家，更有等在火车站和我家门 口接我回家的10多个网友，我总该能回家了吧？俩人刚提上行李，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主审过我案子的俩个国保。我给肖先生说，你看，上海国保上车了。我声音 很平静，感觉肖先生都没有反应过来我的话的意思，毕竟国保脸上也不写字，看上去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俩样。国保说：，李天天你又回来了。含着愤怒和恼火。好像 错的是我。见了他们我就忍不住地有心惊肉跳的感觉，虽然从来都不表现出来。这次也一样，虽然心惊肉跳，但还是要按既定方针办，这是不含糊的事情。首先要保 持冷静和镇定，国保每天都看我的推特的，他们也知道我这次是准备血拼的，那就来吧，我准备好了。我向后退了两步，两手放在中铺上面，以防他们轻易能抓到我 的手。我一句话也不说。只听国保给肖先生说：这没有你的事情，你自己出站吧。并从肖先生手里拿走了我的行李，国保早都很熟悉我的三件行李了，因为有两件就 是他们从我男朋友手上拿了给我的。肖先生只好看了我一眼先下车了。主审过我的国保约1.78米，85公斤重，他上前来准备拉我下车，我双手拽住他的胳膊一 口猛咬下去。用了我能有的最大力气，期待着肉被我咬下的那种想象了很多遍的快感。他用劲把手臂摆来摆去，努力挣脱了我的牙齿，我感觉自己的牙齿中间，一口 肉很有韧劲的滑脱了我的牙齿缝。这个与我打了有两年多交道的永远保持微笑状态的国保很快地，一手抓住我的手掌，一手抓住我的手腕，向内猛掰了一下，象在猛 的准备折断一截木头，我的手立刻感觉非常痛，我想，完了，是不是手腕被掰断了？也很好奇，他为什么来这样一下？很快，他们就上来几个人给我带上了手拷，拉 着我下了火车。我一路不停地试图踢他们的下体，可能踢不上，但一定要踢，因为这是我的态度。在推特上微博上网友都这样教我的，认为这个是男人身体最受不起 力的地方，猛踢他们下体最有伤害性。但双手被拷着，被他们拉着走，周围加上火车站穿警察服的警察一共约有五六个壮汉，我根本没有机会踢上他们，但我还是不 停地踢，我希望有人看到，有人拍下来放荡网上去，但很宽阔的一片地方，可以看见有人在看，但没有人上前围观，都是赶路的。他们拽着我走的也很快。我一路踢 他们，他们不停的躲，我的鞋子叶踢掉了。这样约五六分钟，他们把我推进车里，拉着去了火车南站警察的办公室，在车里的几分钟，两个火车站的警察一边一个抓 着我，用手把我的头押的很低，被我咬的国保一边开车衣边要求警察把我抓好，头压低一点。。低到头都快挨着我的脚了，大家都在大口地喘着粗气。我很难受，因 为脖子被过度弯曲。更多的是非常有被侮辱的感觉，这样的姿势表明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人，心难受的一揪一揪的，充满了仇恨，恨不能立刻有把枪。那个时候才明 白，人不是因为失去理智才可能干冲动的事情，而是愤怒到极点，人的理智是会超出能控制的极限的。
就这样，到了火车南站警察办公室，他们七手八脚就把我固在一张铁凳子上了，好在是夏天，没有感觉到凉。双手分别固定 在铁块里，脚也是，没有钥匙一个也打不开。固定好以后，两个国保开始打我，一人打了我大约4个耳光，我手脚固定，没有办法还击，身体也没有活动空间，嘴也 不够长，只能挨打。他们一边打还一边骂脏话，我没有骂脏话的习惯。只能听着，一言不发。内心的苦痛无发言表。那种屈辱是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虽然我当时除了 大口喘粗气，没有任何表示。我没有表情也没有说一句话。随便他们怎么样吧。国保问火车站警察谁有伤，小的也算，一起去做伤情鉴定，火车站警察都表示没有 伤，俩国保中没有被我咬的看看自己的手，表示有点小伤，被我咬的国保说，小的也要鉴定，他们两人就走了去验伤去了。他们的领导，小个子的最开始抓我的时候 抢我的手机的，在里面三个月也经常见到，可以看出在暗中指挥其他国保工作的国保领导出现了，出出进进几次。最后，只留下一个火车站的警察看着我。
我因为感冒，总是有鼻子流下来，我要求给我点餐巾纸，那警察竟然不给，说鼻子流就流嘛你没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真是 恶毒。后来一个女警察进来，我要求她给点餐巾纸，她给我了，我勉强用手够着鼻子擦了擦。因为一直都在大口的喘气，感觉口很渴，问女警察要水喝，也给我喝 了。又来了一女警察，两女警察说带我去卫生间进行全身搜查，没有问题，我也配合了，去卫生间脱了内衣内裤给他们检查。也仿佛明白了女警察为什么进来就对我 那么好，原来是要唱白脸取得我的好感，好让我配合他们搜身。毕竟我才咬了一个国保，他们应该不放心我没有束缚以后会不会还是很暴力。警察就是警察呀，对你 不好对你好，那都是有技巧和策略的。
那样坐了约5个小时，午饭也没有给买着吃，也不感觉饿。发现鞋子早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行李也根本不知道再哪里。是不是丢勒？随身带的包里有我所有的证件等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丢勒？不知道。手腕好疼，也想明白了国保为什么掰我手腕，我上过三年护校，做了11
年护士，还清楚地记得学过的一些医学知识。中老年女人的手腕是很容易骨折的一个身体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更年期如果缺 钙，手腕很容易骨折，医学上叫“餐叉样”的骨折。因为骨折部位很象餐叉的弯曲部位。真是好有报复心地国保呀，报复的多快，多恶毒呀。好在我比较注意补钙， 感觉没有骨折的刺痛感。后来，那个国保领导来了，还另外来了个年轻国保，以前没有见过，可能是顶那去验伤的国保，配合领导工作来了。小国保第一次见，说看 过我网上写的东西（我3年里在网上的四个博客被封，加起来的点击率应该有快300万了，很多网友看过我写的文章和转的文章），认为我太偏激了，这个社会还 是不错的，比以前进步多了，不要总看阴暗面。几个回合的交流，他基本不说什么了。也不试着给我洗脑了，或许他感觉那样只是给了我给他洗脑的机会。他既然拿 出年轻人的敢说爱说的态度，我也一样，大家随便聊吧。我说你们这样的国保，如果中国民主了都会被送上审判台的，做的坏事情多的恐怕会被就地枪毙。以前的东 德就是这样的。都会被清算的。话说到这，这小国保再不怎么接话了，但还是笑咪咪的，仿佛那些话都没有进入他的耳朵。
在国保领导的指挥下。火车站警察给我做了笔录，可以看出来，那些火车站警察谁都不爱接受这个任务。实在推不掉才勉强 来配合国保领导的工作。事情应该是火车站警察做，但国保领导希望按他的要求写笔录，所以火车站警察很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但好像也无法拒绝。我察言观色看出 了这个情况。最后发现问的和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脱节很厉害。国保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问的和回答的进行了断章取义的记录。我是无所谓，他们爱记什么记什 么，既然他们根本不讲法律，我还与他们认真，那不是与快死的阿Q还要认真地把押画圆一样滑稽可笑吗？国保领导问我，我是不是有准备的来伤害警察的，我回答 是的，当然是有准备的，网上前几天就写了我要来咬国保。他们问有有多少网友在火车站接我，有没有媒体同行，我都实话实说了。有10几个网民接站，媒体一直 在电话采访。问我如果判我一年半，我会怎么想。我说我认为这样判太轻了，希望多判几年，我认为坐共产党的牢房是一种光荣。如果你们让我生不如死就来这样做 吧。反正你们这样做过很多，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些光辉的豪言壮语我发现笔录上完全没有，真是搞笑，随便他们了，在里面三个月他们的笔录也总是出现这样的 情况，开始我还与他们计较，后来我就不计较了，我都想好了，如果上法庭，这些我都不认。所以，随便他们怎么串改谈话内容，爱怎么记就怎么记，酷刑的情况下 的笔录何必与他们计较？那样对我的血压可不好。懒得与他们争吵。懒得看他们的无耻嘴脸，也懒得给他们机会表现他们的淫威，让他们看到我的可怜。所以，进去 的三个月，每次做笔录双方基本都感觉很顺利，我没有怎么给他们出什么难题，他们为难我我都根本不屑一顾。快快完成任务了事，尽量不与他们为笔录发生大的争 执，本身就是非法抓捕，非法审讯，我何必认真？坏人不值得对他们太认真，那样会显得他们有多么了不起，长他们志气没有意思。爱判几年判几年吧，只要不是以 正义的名义。做完笔录，国保领导与我随便聊了起来，无非是洗脑反洗脑。
国保竟然说起他知道我在新疆为什么离婚，好像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怕人知道似得。通过他的口气，我就知道他们 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想套别人话的策略。我告诉他：与前夫离婚是因为他很专制霸道就如你这样的国保，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他的再三阻挠下离的，从来没有隐 瞒过谁。唯一的原因就是前夫很象你这样的人，专制霸道不讲理。这家伙依然笑笑的，刀枪不入，脸皮奇厚无比呀。我也不客气的告诉他：在我与你们的这个较量 中，我们都赢了。你们赢了，非常勇敢的上火车阻止我回家，我也赢了，我成功的让很多老百姓知道了你们多么无法无天。但你们的主子输了，你们的主子的遮羞布 被我撕了下来。这样的话国保一般不接。他说如果你再回上海，我们有的时间与你玩，我们还是要把你送回新疆去。他从另一房间拿来我随身带的包，问我有钱吗？ 我心想包在你们手里，你从另一房间拿来，里面有什么还不是被你们看了个遍，装什么呀。他要我把包里的钱拿出买火车票。我照办了。只有400元给了他。也明 白了，他们要再送我回新疆。
后来国保领导说要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确认我是不是有精神病，感觉我精神不是很正常。我心想你们随便了，我反正是你 们案板上的肉了。去了上海第八人民医院，车开了蛮长时间。没有想到他们只是给我抽了血做生化方面的检查，我问抽血做什么检查，人家不理，很快结果出来了。 国保领导看完说，还好，你没有艾滋病和梅毒，这样被你咬的同事不用担心被你传染这些病了。就这样，他们又成功地骗了我一次。恬不知耻的欺骗对他们是是随时 随地，说来就来。在医院等电梯的时候，我给那国保领导说，看你又白又嫩的，当时真应该咬你，一定能把你的肉咬下来。人家说：我有两下子的，不可能让你咬 上，否则怎么能让他们服我。就此我才确认这个小个子国保就是他们的领导。在里面三个月，其他国保的行为表明这个人是领导，但我问，他们就回答：我没有说过 他是我们领导，真是低调呀。
我的想象中，他们或许最少拘留我15天，或者找个罪名把我判了。因为进去三个月被放出的时候他们反复强调，如果我作 不到承诺的事情随时要抓我回去坐牢，判我的证据多的是。可他们没有，而是送我回新疆。有点意外，好像打算损失10袋米，只损失了5袋。这样的心情下，我也 没有什么斗志了。无论如何，咬了国保一口，几年来对他们的愤怒被释放了很多，感觉大大的出了一口恶气。火车站警察本来想我带着手铐，只需把脚固定就好，但 被我咬的国保不同意这样，一定要把手铐打开，把我的双手分别固定才放心。那说明，我咬的那口还是让他感觉到了我的一点可怕。对他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威慑 力。虽然他们打了我耳光，我就当他们在打14亿人的脸吧，没有让自己太为此痛苦。一帮男人，把一个女人固定住打？真是太有血性了。他们敢回家把这些壮举说 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听吗？
晚8点多，他们送我上了上海去新疆的火车，把行里手机都交给了火车上的警察，只留了一个包在我手里。上火车才知道， 因为没有坐票，买的是站票。火车警察给我了一张小凳子，把我带到卫生间门口放下凳子就走了，还说这个位置就是最好的位置了。在火车上，借手机给男朋友电 话，给刘晓原电话，把我的情况发到了网上。火车上的两天左手背一直肿的象面包。很痛，用不上劲。车上人非常多。45个小时就这样艰难的熬了过去。
回到新疆，因为网友通过刘晓原的微博和推特都知道了我的情况，我一下火车新疆网友就约我晚上给我接风吃饭，我只好在 在乌鲁木齐找宾馆住下。因为网友说约了10几个人，实在不忍心让他们都失望，只好放下行李简单洗洗就去吃饭了，虽然很累很想睡个觉。去到吃饭的包间，好吃 惊，吃饭的饭桌好大，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饭桌，完全可以坐20个人的大桌子，直经有3米之大。原来是武汉大学老师暑假回新疆约了很多新疆的老朋友，顺便 给请上我罢了。几乎都是不喜欢关心政治的。其中还有一维族漂亮女人的丈夫就是国宝。有一位医生是我以前的医院的同事。我是护士他是医生。他也曾经因为关心 政治几乎被判刑。简单吃了点我就回宾馆了，不想用政治影响他们玩乐的情绪。也不想再去住朋友家打扰。上次去住，她的丈夫知道我的情况竟然吓得不敢住家里。 说：李天天怎么敢与共产党做对，这女人太可怕。他躲出去好多天。
七.四回上海
在乌鲁木齐宾馆呆了三天，我乌鲁木齐的朋友本来很多，但我都不想去打扰。一网友热情的开车把我送到昌吉，我不想去打 扰妈妈和妹妹，怕他们被国保找麻烦，我在昌吉的宾馆里住了5天，我租了一个房中房安顿了下来。电话打了联系好，说好250元一个月我就直接去了，去了才发 现，这家住了加我11个人，面积只有80多平方米。一个离婚的退休工人，50多岁，一个人生活，因为要还房贷，所以只好这样生活，她才做完乳癌手术，每天 要熬很多中药喝下去，还有风湿病，高血压，糖尿病。她的客厅里有7张单人床，两个卧室分别出租给一对夫妻和我。而我住进去才发现，我住的卧室的前一个人还 要住半月才能走人。号在那队夫妻出门一直没有回来住。这样这套房就等于住了9个人。房东每月可以有上1000元的房租收入。大家可以想象，9个人用一个小 卫生间，小厨房，那是什么感觉？
在房中房中住了7天。随后我又买了去上海的7月20号的火车票。准备四回上海。因为有网友说我不能理论上站着，具体 却趴着，回家这是多么正当的权利，他们凭什么不让回？我凭什么要屈服？何况这么多网友在关注我回家。说的有道理，大不了大家拼个你死我活。我为什么要屈 服？目前这样委屈地活着，这样的屈辱感会让我一辈子都感觉痛苦的。这样一想，我没有道理不回上海。何况网友也都在热情地给我捐钱，哈尔滨的一网友也热情的 要求与我同回上海与国保血拼，别人都不能忍的事情我当然更不应该忍，否则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律师。虽然在网上对要陪我回上海的那网友非常没有好感，但话说 的对的还是应该听。
因为是学生暑假期间，火车票非常紧张，买坐票都需要等10天以后，我当然不能等了，就买了20号的站票30个小时去 了北京，准备在北京呆几天与哈尔滨网友汇和，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这些计划和想法我都一五一十的写到了我的推特和微博上，特别是微博，短短的半个月关注量 就从几十涨到了上万。外媒也不断打电话采访我，关注我回家的事情的发展。30个小时没有座位不能睡觉的辛苦可想而知，但想到大家的关注，想到是为了让更多 的网友知道国保的无法无天状态，我吃点苦没有什么。就算回不了上海，我的行动也是有意义的。不行就五回上海六回上海。虽然很多网友要我偷偷回上海，我开始 也想偷偷回上海，。但既然有这么多人在关注我，我还是应该做的漂亮点，光明正大回上海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了，这关系到我们社会每 一个人的荣辱。我回不了家是我们的社会每个人的耻辱。我争取回家，也是争取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家权利。如果国保不怕丢人，我回不了家也没有关系，我更不怕丢 人。在北京接受了日本记者的当面采访，见了见杨佳的妈妈，其他几个网友，包括律师刘晓原和江天勇。艾未未第一次去北京他就出来了，他一定很忙，需要休息， 不想去打扰。看他的文章就是对他最愉快的拜访，他那么多粉丝，都去打扰他感觉对他的生活一定影响很大。
出来一个多月，总是碰到热情热心正义的网友，使我有点昏了头。在北京见到的哈尔滨网友完全背离了我的想象。还是网上 认识的前期对他的恶感是正确的感觉，因为他支持我 回上海产生的好感见面后就完全没有了人，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都有呀，虽然我一般是个很随和很少与人过不去的一个人。我打算一个人回上海。26号，上午8点 多，我坐上了北京回上海的动车。车是到上海虹桥火车站。到站了，心情没有办法避免地紧张。车停了以后，我最后一个走出车厢，有什么可急的？很可能有国保在 火车外面等着我，让他们多等会，我最后一个下了火车。好在，为怕回上海不成功，我的三包行李都放新疆了，免得带来带去麻烦。为那些行李我不知道求过多少 人，受过多少累，存行李在火车站也花了不少钱，还经常因为行李重，几步路就打出租车也花了不少钱。这次四回上海我轻装上阵，只有两个行李包，而不是以前的 四个包。拿着两个行李包下了火车找地方舒服地坐下，开始给刘晓原等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虽然大家关注的好象也都有点疲劳了，没有象三回上海那样 有很多网友在火车站，在我家门口等我，甚至去浦东公安局找过我。
四回上海。如果没有意外，应该是又被送回新疆了，我这个人是不是太固执了？为什么非要这么高调回上海？一定有网友这 样想所以不怎么关注我的事情了。这些不重要，我有我的想法。我已经下了决心，也写到网上去了，我要五回上海，六回上海，以后每月从新疆回一次上海，如同女 人月经一样，一月来一次。坐在火车站的大厅，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出现国保的可怕的身影。当然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也不能盲目乐观，很可能在我家门口等我 呢，二回上海也是在虹空火车站下的火车，他们也没有在火车站出现，但在我家门口出现了。所以，我为什么急着回家让他们抓？我在火车站大厅坐了很久，一个多 小时过去了，才提起包去做地铁。坐了约40分钟的地铁，在龙阳路地铁站下车，然后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因为根本没有家里的钥匙，男朋友被单位派出差 -----公司领导在国保的要求下派他出差了。年销售额上亿的企业上海德尔孚汽车空调公司也是只生产汽车空调而不生产正义的，这个合资企业还是世界五百强 企业。
我来到网吧，准备晚上在附近的宾馆住两天。虽然银行卡丢了自己的钱取不出来，但在网友的帮助下，我不缺旅费。上到网 上把回上海的情况给网友们进行了通告，发现我已经到上海都三个小时了。国保可能来网吧抓我，那就来吧，晚上开好宾馆的房我甚至把宾馆地址和房间号写在了网 上，以方便国保来抓我------公开向他们挑战。结果一切风平浪静。一直到28号晚10点多丁工出差回来去宾馆接我回家，他还紧张兮兮的要我动作快点， 怕国保知道他回来跟着他来抓我。还好，到家门口没有看见国保。7月28号晚上，离2月19号过去了159天之后，睡到了自己家的床上。回到了我生活了快6 年的家，在行了3万多公里绕地球一周还多的路，用去近1万多回家的路费之后。
在四回上海的过程中，作家顾晓军一直写博客，向外界传递着我回家的情况，写了不少博文，其中《为什么李天天不能回上 海做妓女》点击量快5万。《李天天三回上海声言要与国保血拼》、《李天天四回上海登路成功》很多网站进行了转载，使我回上海变成了很多网民关注的的大事 情。外媒也都进行了报道，台湾，香港，美国英国媒体也都三番五次对我电话采访过。
家里猫我不在后第三天就没有回来，我走了猫丢了，我进去没有过10天，丁工也住哥哥家去了。家里5个月没有住人很脏 很乱，仿佛没有人住的鬼屋。律师工作我是自己决定不干的，在里面国保就拿来了律师所的解除劳动关系承诺书。国保与我律师所的关系还真是不错，上传下达方便 的很。其中一个戴着金戒指指着我的鼻子对我骂过脏话的国保连吃年夜饭都被请上律师所聚餐的饭桌。我于律师所没有了劳动关系，自然所里也不会给我进行年检申 请，而我出来的2个月一直到处流亡，回上海找律师所申请年检也不可能。当然就是可能我也不想再做律师了。10几年的律师生涯，已经让我极度厌倦这个工作。 工作如果没有满足感，只是钱多也让人很累很烦的。努力辛苦总是经常被公检法的腐败归零，一次次接到错误的判决，那种痛苦不比当事人的少，对当事人可能是一 次性的打击，我却要长年累月被这样打击，是人的身心容易承受的。退出律师行业，想了有一年多，毕竟投入太多，不确定离开这行是不是损失。进去三个月，我终 于象骆驼被最后一根稻草压跨了。为了健康，只能离开这一行。因为我做不到对公检法的腐败无动于衷，做不到对当事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只好离开。眼不见心不 烦，不想被社会乱象给气的每天血压升高，气的时刻担心暴血管。
四回上海成功，很多网友说被我的执着精神所感动。我也有些感想想给大家说。1.他们只怕不怕死的，当我不怕死的时 候，也是他们害怕我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第四次不拦我是怕我了。目前他们象鬼一样在我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我简直要怀疑，世界上真有过国保吗？我真的被他们 欺负的要拼命吗？是真的，但这些竟然都过去了。2.公开一切是我们对付专制最好的武器。不要怕外媒的采访，他们都是我们老百姓最好的朋友，是最想帮助我们 的，国内的媒体根本没有人敢写的东西只能靠外媒去报道。3.不要小看每个网友每个帖子的力量。他们很怕大家的关注，任何大面积吸引眼球的事情都是他们害怕 的，他们想要老百姓原子化。4.不要怕公开自己的大名，名气是双刃剑，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也可能给自己带来保护。如果我网上没有一点名气，根本不容易被 网友和外媒关注，如果我没有人关注，国保决不会这样轻易放过我的。
最后，感谢网友的帮助，特别是出钱捐款给我的。感谢外媒的报道。否则我到现在可能还被政府欺负的在四处流亡。做妓女 当然是气愤之下的气话，我连灵魂都不想买，肉体当然也是想守住的。大陆公检法的公务员，既然有那么多都在出卖灵魂，确实没有妓女在我心目中有地位。为表示 对公检法人破坏法律的极端鄙视，我在共产党下台前很愿意把自己的职业定为成名义妓女，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我做律师10几年来对他们的鄙视。
回到家与丁工慢慢聊，才知道，我进去了，他也被折腾的够呛，国保找过他七八次，还找他的哥哥姐姐，要求他们做他的工 作，让他与我分手，在他们嘴里，简直把我说的垃圾不如。甚至国保找过我家小区的邻居，以及小区院子里的其他人，了解他们知道的我的情况。以找到我或者男朋 友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找到我两的软肋，以此为把柄，以便能随便摆布我们俩，可惜他们一无所获。后来他们不找丁工了，因为没有任何效果，就开始找丁工单位 领导。领导不问是非，只要求丁工管好自己的女朋友，否则他们很烦，会派我男朋友去出差。所以，我感觉我回到家，丁工简直就是新的管我的国保了。他总是担心 我写东西惹事情。前段时间，温州动车出事故，美国的刘刚电话给我，希望我去趟温州找找一家四去四口人的那家的家属和小伊伊的家人，是不是建议他们去美国要 求赔偿。我想温州不远，去一趟也未尝不可。没有想到，第二天温州国保和上海国保就找到丁工单位领导那里，要求领导管好丁工，领导只好要求丁工管好我，否则 就派他出差。丁工回家只好给我压力。我只好去温州的事情做罢。
还好，温州的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上海国保了，已经一个多月了。仿佛是鬼，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网上，我还是一直 保持我有话直说的风格，比其他人胆大几号的风格，人活着总要直面点什么吧。看那些无法无天的国保还能猖狂多久。在里面三个月，我就对他们说过：如果艾未未 得灵魂利益比做大象，你们国保的灵魂就是阴沟里的怕见光的老鼠。我还对他们说过：法律如果是婊子，你们公检法就都是嫖客，抓我进来无非是让我作见证人，好 把你们做的下三烂的事情宣扬出去。
上海律师 李天天
一.我被抓了进去。
2011年2月19号晚9点多，我被上海浦东北蔡派出所的警察和上海浦东公安居的国保一行约10个人抓走， 关入上海沪南路938号华美达广场酒店15楼的一个套间，3天后换到沪南路2000多号的影鑫宾馆三楼的一个套间。后一个套间没有一扇窗户，3个多月95 天里除七八次带出去审讯就没有走出过房间一步。2011年5月24号，被放出，才有了自由。
失去自由倒不是最难忍受的，没有窗户，看不见 阳光，周围只有四堵墙，在昏暗的房95天，每天足不出户。这个是我感觉最痛苦的事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个月，回忆那95天的经历还是让我感觉痛苦。痛苦 在非人的待遇确实是与我一样的人给我的，痛苦在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人确实是最可怕的，人能给人带来的折磨原来这么厉害。痛苦在为什么我生活在这样的社 会？痛苦在为什么社会是这样的而我却无能为力？
2月19号，才过完春节没有几天，晚上8点多，我在上网，男朋友丁工（他是个姓丁的工程 师，同事都叫他丁工，在这就这样称呼他吧）在看电视。18号上午，上海市北蔡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他，说有工作上的事情让他去一下，他去了。见到的是以前就 见过的因为我而多次找过他的国保两位国保。他们要求丁工管好自己的女朋友，也就是我。说我在推特上写了2月20号要去上海市人民广场参加集会，你必须阻 止。丁工说我也不能绑住她的脚，如果她犯法，你们直接抓她或者把她毙了都行，不要找我。做为警察你们骗我来派出所这样对吗？国保对他们的欺骗行为表示了道 歉。2月18号晚上，男朋友告诉了我这个事情。我也把这个事情写到推特上去了。2月19号白天一天我都担心国保来找我，可是没有来找我。晚上我甚至庆幸， 很好，今天竟然没有找我。但就怕2月20号早上来找我。我是不是去网吧呆上一夜，这样20号从网吧去人民广场，国保就找不到我，控制不了我了。
2 月19号晚8点我在推特上给上海的一位见过面的推友沈先生发了个私信，约好2月20号下午2点人民广场附近见面。8点多，家里电话响了，我怕是国保打的没 有接。谁如果有重要事情完全可以打手机呀，为什么打家里电话？一定是看我在不在家以方便来家里找我的国保。电话响了很久，我都没有接，太可能是国保的电话 了，其他人谁会没有人接还这么坚持？不到10分钟，家门果然被敲响，丁工说去开门吧，我不同意，就算我明天去广场也是我的权利，他们凭什么来找我？不开 门，看他们能怎么样。结果门被敲的山响，丁工认为这样下去门锁会坏的，他们如果橇门锁怎么办？我说那就让他们橇，了不起50元再换把锁，看他们土匪到什么 程度。我打了110，说家里来了不知道什么人，把门敲得山响，非常可怕，让他们来看看。110警察答应马上来。打完电话回到电脑前发推文，说家门被狂敲， 一定是警察，太没有安全感了。才发完，家里没有电了，显然走廊里的家里的总电闸被国保给关了，应该是物业给的钥匙。丁工说还是开吧。我说还是不开，我们睡 觉，他们橇不开了不起在门口守着，估计是怕我明天去人民广场，就让他们守在我家过道吧。想让别人不自由，他们也要受点罪。我俩就摸黑睡到了床上。想当然的 认为国保敲不开门就会走人，或者一直守着门。但门还是被持续敲，好像还有橇门的声音，我看这个情况就赶快给网友电话，希望他们发出这些消息-----有人 橇我家的门。丁工也感觉事情严重了，要我赶快把手机里朋友的电话调出来给他，一旦我有什么事情，他也好让我网上的朋友知道。我赶快从手机里找出刘晓原的， 滕彪，还有上海一位律师，广州一位律师的电话，他就着手机的光写到了一张纸上，这个时候门还在被橇，我俩刚把脱了的外衣穿整齐，警察已经破门而入了。那一 刻，感觉房间里到处都是人，房间立刻就满满当当。其中两个是女的。我认出其中一女人与国保来我律师所找过我。我走出卧室，冲他们说了句：你们可真厉害呀， 无法无天呀。这时家里灯都亮了。他们有两个上来就一人抓我一只胳膊，有一个小个子的,后来知道是他们的领导，上来抢我手机，手机与广州律师通话还没有挂机 就被抢走了。还有一个年轻男人在说这脏话骂人，一个女的对着我在照相，照相机的光在我脸上闪过。一人在搬我的台式电脑主机。一人拿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包找笔 记本电脑。问笔记本电脑在哪里，我说笔记本电脑没有用过，人家不理,拿走。我还看见我家的胆很大的大黄猫睁着大眼睛看着这一切。
很快被他 们架着走出了房间，从二楼下来，向他们的车走去，走的很快，显然他们不希望动静太大，不希望太多的人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周围有五六个人在围观，我冲他们 说：我什么坏事情都没有做警察就抓我。围观的人没有任何表示地站边上看着。丁工跟了出来追着警察说：你们必须把门锁修好，警察说：放心，会给你修好的。很 快车就开动了。我身边一边坐一个壮汉，在车上也抓着我的胳膊。事情进行的都很快。脑子里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抢手机的小个子警察动作好勇猛，抓我的两个 50多岁的人好有劲，人好多，一切进行的好快。他们走路的速度也好快，我几乎是被拖到车上的。丁工那时候还能想着要他们修门锁，头脑好清楚，真是很有上海 人的务实风格，虽然在那个气氛中实在是有点滑稽好笑。
二，进去的三个月
他们带我到离我家不远的的沪南路938号华美达广场酒店15楼1515房间，是个套间，程设都非常高级，是 附近新开张的最豪华的酒店。里面有一宽大的双人床，在警察的要求下很快服务员又加了一张单人床，两间房都有电视机，电话我进去后警察要求服务员拆了拿走。 窗户也很大。外间有三件套的黑皮沙发，有张桌子，一张椅子，玻璃茶机，落地灯。第二天我问搞卫生的服务员这是几星级酒店，被告知是5星级的，但问警察，警 察说是4星级的酒店。（后来出来后电话问酒店前台被告诉是准五星级的，按5星级酒店建设的四星级酒店，套房一天房费是1118元。）
女警 察要我先洗个澡然后睡觉，我进去洗澡，女警察也跟进去了，应该是变相的对我搜身。这让我想起电影《杜丘》里的警察，如果那里的警察有这样的专业素质，杜丘 就没有机会跳窗逃跑了。两个警察一个与我同床睡，一个睡服务员搬入的一张小床。可能因为都是女人，警察与我随便聊起了家长。认为我这几年在网上写的东西很 偏激。听他们这样说，我也没有聊的兴趣了，很快睡着了。两小时后被他们叫醒，她们说我打呼声音很大她们根本没有办法睡。可我平时不怎么打呼呀。很奇怪，进 去睡觉没有想到睡的这样踏实。叫醒我的时候，我简直都不知道身在何处，因为睡的很沉，才睡两小时，这个时候醒来好难受。被带去外间做笔录，外间有三个人， 两个看守，一个派出所的抓我的时候骂过我的年轻警察，那警察要我先吃饭，他们一共叫了6碗面，每碗75元，我吃了几口，吃不下。那警察说：看我们对你不错 吧？也睡了也吃了，给你做笔录。同时把物品扣压清单给了我。我说你们为什么抓我。他说不知道，让抓就抓了。我说那可能是为明天去人民广场的事情，也不犯 法，你们随便抓人。他不多说，把我怎么发关于“茉莉花”的帖子，为什么去广场的过程问完，他就玩他的笔记本电脑里的游戏去了。我说我去睡觉。人家不让，也 不说理由。我感觉理由应该是我打呼，他想给那俩女警察送个人情，不让我睡，好让那俩女警察睡个好觉。我也不含糊，说：那俩女警察都蛮漂亮。别表示我不知道 他那点以权谋私的小心思。心想：给同事送人情，对我就可以这样不人道呀？这难道是警察应该有的职业道德吗？他说你可以在沙发上睡，但那俩看守开着电视看，我也睡不着，就这样坐着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2月20号。早上女警察去吃酒店配的含在房费里的早 餐，给我偷带了点面包和一个鸡蛋。女警察下班了，来了另外一个（临时工模样的）女看守，一个女警察（当然都是观察出来后来得到确认得，所有的警察国保都没 有穿警察服装）。还有一男看守。可能经常做这样的工作，男看守进来就忙着伸胳膊伸腿锻炼身体。9点多，国保终于来了。经常找我的两个国保中的一个和另一抓 我的时候抢我手机的国保还有为08宪章08年就找过我喝茶的国保也来了。三个国保找我聊了聊，态度还好。我把他们想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们，没有什么是不能说 的。他们露出一副威而不怒的架势，也不多说。我也没有客气，保持网上说话的那中我特有的随便甚至有点嚣张的态度，严格按言论自由说话，有什么不可以的？我 说我没有犯任何法就把我抓这来？你们按什么法律。他们说我当然犯法了，不犯法怎么会抓你，但具体什么法，人家不谈。你们随便橇老百姓的门，中国法律就是被 你们在破坏，吃夜宵你们6个人6碗面就花了460元钱，中国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变穷的，还把我关这么高级的酒店，一晚起码1000多的房费吧？太浪费太 奢耻了。我以后都会写推上让全世界人知道的。他们的态度比前一晚抓我的时候明显温和多了。我没有问他们什么时候放我，但心里想，下午2点人民广场聚会，那 晚上我应该可以出去吧？就算你们拘传我24小时，倒也不算太严重的违法。我要求睡觉，他们还是不让，一直到11点，那些国保走了，我才去床上睡觉。晚上一 直到10点以后，三个国保又来了，把我带到派出所，一直到第二天快5点才回房间，期间一直在等他们准备书面法律文件，那等待的味道真是不好受，因为不知道 他们要对我这么样。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已经过了24小时不放人，他们到底想怎么样不知道。瞌睡倒是不瞌睡，但越等越感觉情况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后来知道 他们是把我按涉嫌犯罪立案处理了。因为他们竟然给我照那种犯罪嫌疑人才需要照的那种总是把人照得很难看的大头照，还采集了我的指纹，送达给我监视居住决定 书，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我唐堂堂一个懂法律的律师，却要落到阶下囚的地步，这是我没有心理准备的。心理上很难适应这样身份。我与他们争论，认为他们 的文件填的不正确，在因为什么监视居住那一栏应该填涉嫌罪名他们没有填而是随便填了些看上去仿佛没有填错的内容。按法律我有固定住所，监视居住应该按法律 规定，甚至给我的监视居住决定书上都写的清清楚楚，应该在家被监视居住才正确。他们当然是胡搅蛮缠根本不与我讲法律讲道理。我也看清楚了，他们就是按着要 违法的心在工作，我只是他们的阶下囚，板上肉。我自己是律师，见过不少。与他们怎么能争出个结果？他们讲法律我怎么会被抓？
他们不承认是按涉嫌犯罪立案处理我的。我怎么问，国保都说是按犯法处理的，违背了治安条例，最多被行政处罚。这样的 谎言，如果我不是律师我可能会相信，但我是律师呀，他们的谎言技术含量也太低了。这是让我感觉最悲凉的事情。干坏事情的人干了但却不承认，努力伪装他们的 行为，那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他们不告诉你，这很让人恐惧。实际情况与我进来时候的想法显然不一样。看来他们不会一两天放我出去了。监视居住可以长达半年 的。罪名他们的文件上应该写的却没有写，他们为什么这样？如果是因为去广场的事情抓我，最能靠点谱的罪名就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可，最靠谱的这个罪名 按法律也是非常不靠谱的呀。我连广场去都没有去怎么就构成这个犯罪了？这个犯罪必须是组织者或者首要分子才构成犯罪呀，而且必须是结果犯，也就是必须有扰 乱社会的损害结果产生为犯罪构成要件呀。给警察指出他们应该写清楚罪名，他们说24小时内会告诉我罪名，这样是合法的（完全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他们要 给家属送达监视居住通知书，问我新疆家人的邮寄文件的地址，我考虑到新疆家人的心情，要求警察别通知了。他们也就乐得做罢了。我也明白，我没有与丁工领结 婚证，他们按法律可以不发通知给丁工（虽然他们因为我的事情骚扰丁工的时候毫不含糊，从不考虑我们并没有结婚，他们根本无权为我的事情骚扰丁工），这样， 我的情况外面很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情况可对我不利，但还是决定不让警察通知新疆的家人比较好，他们要作什么坏事情，外面的人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让家人 担心没有必要。不让他们知道更好。
第一天晚上睡了2小时，第二天晚基本在派出所度过，第三天晚一夜没有被折腾，但我从那几天开始，生物钟 就被打乱了，习惯把觉倒着睡了。白天瞌睡，晚上不想睡。第三天白天他们来带我去派出所做笔录。我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派出所，他们说因为那有摄像头，以免 我以后出去诬赖他们对我刑讯逼供了。如果不了解其他只听他们这样说一定感觉他们非常遵纪守法。期间还随便聊了不少。第四天下午他们来，说领导考虑了我的要 求，所以要把我带去便宜的地方住，要换地方。要我收拾东西。四个看守12小时一换的看守我。后来一个半月变成了三个看守。这样。七个人（加两个国保）坐国 保的两量车来到了影鑫宾馆三楼的一个套间。进去一看，我好难受，没有窗，很暗，第一感觉就是他们报复我。故意换条件这么差的地方让我难受。当然就是报复我 能怎么样？这样的地方与前面的四星酒店没有办法比，最主要的没有窗户。他们很快在里面让服务员加了一张床，买了很多水（他们在里面一直都是喝2.5公斤一 塑料壶的水）和方便面（他们做夜宵吃），那方便面箱几乎顶到了天花板。知道了，我知道没有一个月那些方便面他们吃不完。那么，他们起码还要关我一个月？很 明显，这个是一定的。心就这样在各种猜测中一揪一揪的没有办法平静。想着各种没有了的案子的事情，想着家人知道该多担心呀。丁工一定很急，也一定给我新疆 家人说了我的事情。
后面就是3个月慢长的心突然天上突然地下的等待了。等着国保来带我去派出所做笔录，等着他们可能改变强制方式变监视居 住为拘留把我送去看守所-------那对我都是好消息，因为看守所起码给放风，起码有窗户，等着检察院来批准逮捕的会见，等着出去完全自由，不知道。没 有等到放我出去的那一天我什么都不敢确信。不相信他们说的不久查清楚我的事情就放我出去的话，也不完全相信他们真要判我。他们说什么我都不敢相信。因为他 们竟然按涉嫌犯罪处理，已经送达了我监视居住通知书了都还骗我说不是按犯罪处理的。那他们还有什么不会骗我的？为达他们的目的，他们有什么骗人的话不敢说 呢？
三个月，国保来的密度越来越低，开始间隔有3天或者5天，中间间隔10天或者15天，最后最长一次间隔了24天。我经常是把觉倒着 睡，因为白天我总是担心国保来还是不来，不想让自己的心老是这样揪着。怕见他们，又想见他们，因为不见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去获得自由，所以想见他 们。见他们就是做笔录就是发生争执，就想对他们无法无天表达不满，就要看他们那些无耻的恶心嘴脸，所以也不想见他们。开始，他们主要问关于“茉莉花”的事 情，后来查我的博客文章的事情，要求我确认10几篇文章是我写的，个别句子的内容是什么意思要求我确认。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文章都是我的犯罪证据，所以他 们要一一确认。同时我55个QQ群里分别都发了很多东西，包括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事情还发过翻墙软件等。他们都要求我在笔录上承认是自己发的。感觉他们就是 找我一切巅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
最后两次，他们查我与男人开房的事情。查得也很细，这哪里还有法律可言？开始很生气，让我有点短时间的震惊和慌乱， 被抓进来还要向他们交待这些？难道要放法庭上去败坏我的名誉？这也太过时了吧？连张柏之的艳照门也只能让她更红。你们想用这些整我有意思吗？你们这么辛苦 查这些，其实就对我男朋友有意义，既然查出来了就去告诉我男朋友吧。那国保说，不会的，我们不会这样做的。说心里话，他们这样说我还真相信了。虽然其他的 事情他们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但，我总想他们比乡下长舌妇素质应该还是要高一点吧。后来发现，他们还真的就只有不如，没有比乡下长舌妇的素质更高。在里面的 三个月，早上6.30吃早饭，中午12点吃饭，晚上5.30吃饭，上午我睡觉或者运动一下，下午看韩剧，晚上看看英语书(在我再三请求下，他们给买了几本英语书)，夜里看电视，一般不放声音，看字幕。有点影响看守睡觉，但也只好不顾了。所以，夜里的情况也蛮搞笑的，他们都睡，我却不睡，好像我看守他们。我这样把觉睡倒，目的就是少见他们减少心理上的精神和压力。
5月24号中午，国保终于来了，在前一次见面，并说因为看我人还不错，一个月之内很可能送我去新疆的24天 之后。他们前一次见面已经把我两包衣服给了我（让我男朋友拿给他们的）。拿了衣服，我基本相信他们是要送我回新疆了，但还是担心他们只是把案子移交给新 疆，因为我的户口在新疆。新疆会不会对政治犯判的更重，所以他们才送我的案子去新疆呢？我其实还是有这个担心的。经常找我喝茶的那国保主管我这个案子，这 个人总是笑着撒谎。我甚至刚进来一个月叫过他几次笑面虎。后来不敢叫了，因为感觉他确实是笑面虎，怕他所以不叫了。免得给我眼前亏吃。
在 里面，我写过三份悔过书，他们没有说要我写悔过书，只是要求我写进去以后自己的心理变化。等于是写悔过书，我很乖，为能早出来，写就写吧。就当小说写，写 的感动人点，认识深刻点？按国保的暗示是这样。他们说了，性格决定一切，态度决定命运。一切决定在你写的东西，当然还有他们的看法。最长的写了18页， 应该有上万字了。写我的经历，生活变化，工作变化，思想变化。生活工作中比较大的影响了我的思想的事情。最后写了自己思想的偏激，对政治认识的肤浅。真有 点声情并茂。猛一看写的很诚肯，仔细看其实都是对专制的控诉。国保表示很满意。他们看的地很细，然后收了起来。除了悔过书，还写过3份网友明单，写清楚自己认识那些网友，关注那些人，写了约20多 人的名字，都是经常看的博客博主，或者接触过的外地律师。怎么认识，有什么样的接触都如实写给他们。他们也表示了满意，看的很认真，还问我为什么里面那么 多姓李的人，真是可笑。李是大姓，我认识的姓李的人多不是很正常。我告诉他们：可能姓李的人因为姓李都喜欢讲理。而我喜欢与讲理的人来往，所以姓李的人多 吧。特别是与艾未未，刘晓原，滕彪都有什么来往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东西进行了交待。一切实话实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写的东西他们也表示了满意。最后要出 来时就是被要求写承诺书了，承诺出来不说什么什么，应该怎么怎么做，以后怎么怎么做。我当然都没有做到。打破坏的承诺应该是一种更高的道德吧。
在 里面吃的应该算不错，虽然都是上海口味的饭我不怎么吃的惯。他们在楼下两个固定的饭馆买饭，有发票。临时工性质的看守总是去买饭的，警察性质的看守当然就 是结帐的。看守也是分等级的。有时候，警察看守会要求临时工看守不要与我说话，临时工看守也是敢怒不敢言，认真服从。表面看这些看守对我都很客气。有时候 会问我吃什么，还经常为我倒水续水，下班个别时候也会与我打声招呼，上班也会点点头表示一下。电视机的遥控器他们几乎都让我使用。看守确实没有给我什么心 理压力，他们的任务就是看着我别让我跑了。从不问案子的事情，也表现得根本不关心案子。如果我主动说起，他们也象没有听到。也是，政治是非，小小看守参乎 能有什么好处？少说话少是非。与女看守最多聊聊服装、饮食、健康。可聊的不多，也没有心情聊太多。给我很多压力的是审讯我的那三五个国保。他们的审讯方 式，认真态度，故意改变加重笔录内容性质的行为，这些让我感觉他们是在认真弄我的黑材料，感觉他们非常想把我送入监狱。我在在被抓入之前，当然没有做好坐 牢的准备。他们虽然几乎都微笑服务，但总是把问话内容记的断章取义。对我记不清楚的内容他们总认为我在骗他们，那口气带着逼迫，使我感觉他们背后仿佛有很 大的计划。要用这些笔录判我，然后他们好升官发财？我也开玩笑给他们说，我不是大鱼，对不起你们。你们从我身上查不出什么大案要案。那国保也识趣的说自己 老了，没有指望升官发财。一次，我说我认为我没有犯任何法，国保说你们圈流行一句话：法律部是挡箭牌你忘了，我说我生平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这话也太恶毒 了，国保说，这是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的。这样的话也能说的出口？当然国保不会回答我什么，但显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就这样。进去第二天我就要求请律 师，他们让我写个请示他们领导。我写了我要求刘晓原或者滕彪做我的律师，纸条是写给我男朋友丁工的，要求他去帮我请这两个律师，或者让刘晓原推荐其他北京 律师给我。当时国保看了就说，滕彪也被抓了，你还请滕彪做什么律师呀。下次我问他们请律师的事情怎么样，国保说领导不同意，你自己就是律师还请什么律师 呀。真是不讲理。他们很奇怪我为什么只请北京律师不请上海律师。还暗示他们认识的一些律师都很不错。我也直言不讳，我说上海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律师，刘晓原 的博客看的人很多，所以请他，滕彪推上粉丝很多，另外他是刑法方面的大学老师，所以请他们。我希望你们做的事情更多的人能知道。很多时候做笔录，他们都是 先与我随便聊天，连我为什么不想生孩子，为什么来上海，与丁工怎么认识的，银行卡秘码丁工是不是知道，他们都很好奇。过度关心别人的私事实不礼貌的他们懂 吗？法律都不遵守？道德的底线他们已经打穿了，还能要求他们什么？他们没有礼貌但我还是要保持我的教养。尽量坦率对人，尽量不去关心别人的私事。他们把我 的私事问了个底朝天，但我从没有问过他们一句不该问的。一群给根骨头就咬人的狗，也根本激不起我对他们的任何好奇心和兴趣。他们表现的对我还算态度温和， 目的就是探听出一切他们想知道的真象。我基本是明知道他们有这样的目的，也毫不防备。因为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也无从防备，再说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事情。就连与人开房的事情都没有一个圈内人，所以也不担心给其他什么人带来什么伤害。涉性的内容他们问的很细，我根本猜不到他们调查这些是为什么？------好 人总是不容易猜出坏人有多坏。难道要拿这些事情在网上搞臭我？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没有这个必要呀。难道拿这些做为认定我犯罪的证据？也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呀。 想不出他们要干什么，只好不想了，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吧。就算判我三五年也只好认了。既然敢在网上批评政府，就没有怕坐牢，坐这样的牢简直是光荣，都什么 年代了，共产党还在搞文字狱？有一次，国保说你要作好各种准备，走法律程序，案子送检察院法院都有可能。我也轻松的说，判吧，如果我被判了，我们两都可以 载入史册了。刘晓波才被判了11年，难道能判我12年？ 他开始不接话，好像在找合适的话。最后那国保还是说了句：你就算判了也不可能得上诺贝尔和平奖的。这次轮到我不知道说什么了？这个国保难道以为我在网上写 文章批评政府是为得诺贝尔和平奖？我可从没有这样想过。不给请律师，我已经知道他们根本就是想无视法律，明目张胆的无视，大约第三次对我问话的时候，我要 求：如果没有律师我再不配合你们的调查，特别是你们所有的笔录竟然没有你们警察的大名，这样的东西我以后不会再签字了。国保立刻变脸表示要打我，我说我也 可能咬下你们的鼻子耳朵。没有想到这话立刻激怒了国保，上来就抓我头发要打我。看这样的情况，我还是自己妥协了。不要求他们什么了
就 这样心情一会在地上一会在天上。努力让自己做好坐牢心理准备。如果坐牢，可以多劳动，对身体也是好事情，眼睛也可以被强制休息，也让共产党的罪孽增加，这 只会加速他们的灭亡，我不下地狱，谁下？总要有人做出牺牲，只是希望这个结果早点出来，我好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已经判决了，家人就可以来看我了，也有人 交流了。这个是我急需要的。不送检察院，也不放人，感觉自己是被蒙在鼓里的，这个感觉太不好了。我多次给国保讲，如果再不放我出去，我就要发疯了，我要砸 东西，电视机，空调，我都会砸坏得，尽量不砸人，但也说不定，国保说：你别这样，如果这样你就增加了一个破坏公司财产罪。国保这样说，我马上想到了网上流 行的段子：你与他们讲法律，他们与你耍流氓，你与他们耍流氓，他们与你讲法律。说的真是正确，我算亲眼所见了。国保说他也曾经待国没有窗户的房子-----猫耳洞。我说那科是场不义的战争，你没有事情吧？国保说你是不是希望我那次死在战场上就好 了。这国保，对自己在我心中德形象看来很清处。国保给我说我的事情快有结果了，可能放你出去，也可能送看守所，听他 们这样说。我的心情会平静点，虽然很不相信他们，但也只能对他们抱着相信的态度，做好最坏得打算了。显然，他们也不想让事情复杂化，他们让我住没有窗的地 方，除了是让我难受，应该还有个目的：防止出任何纰漏，防止走漏什么消息，防止网民来围观或者我被劫走或者我逃跑。因为发现他们对我非常谨慎，我要求他们 让我男朋友送牛奶来，他们说防止吃了食物中毒说不清楚是谁的责任，所以我只能吃他们买的东西。每次出去做笔录，他们看守都一副外松内紧的状态，好像我随时 准备逃跑。每次出去看周围人的悠闲状态就想：他们应该做梦也没有想到，与他们同坐电梯的，在他们身边的我是个被政府欺负的没有自由的人，就因为说了点真话 就被这样，有谁知道呀？可怜的老百姓，我们离的这样近，但你却不知道我身上发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里面经常会烦躁到要发疯，一想到突然被抓入，以后的命运也难说，身体也总是不舒服就烦躁。血压高也没有办法弄到药 吃，他们给我进行了体检，明明血压高，让他们找我男朋友配药带来，他们也根本不理，还说什么血压高没有什么。他们也有血压高。完全不讲理。他们给我检查身 体完全就是想知道我的隐私，而不是为了我的健康。检查之前还说是为了证明我没有被打，防止我污陷他们刑讯逼供而检查身体，其实检查的完全是内科，根本没有 外科的项目。欺骗欺骗，无处不在地欺骗。国保甚至说他们开了很多会，有几十次，给上面的汇报材料都写了10几次，以此来表示他们国保对我的事情尽力了。当 时听了只感觉他们骗我，出来后想想，他们这样对我说，也是想减轻点我对他们的恶感，给自己提前减轻罪责吧。也算是还有点良知的表现。毕竟他们也是人，也不 忍心看我受罪。最后一天，主审我案的国保知道我没有吃午饭（吃不下），他说饿了要买东西吃，还问我吃不吃，当然吃了，对他们人性化的表现我就是为鼓励他们 也说要吃呀。但飞机票他们还是要求我买，为早几分钟出来，我没有与他们计较，我被他们带着回家找到银行卡取出钱，去飞机场取票的时候把2800多元交给了 送飞机票的小姐。国保也没有忘记卖个乖说：我们给你买的是打了一折的飞机票，帮你省了几十元钱。我心想，你们捅我一刀，刀钱还要我买，真是上海国保，深具 上海人的特点。
三 送我回新疆
在飞机场，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系统的人很容易就到了特别的地方侯机，被他们的人（应该是飞机场的警察或者国保）带着上 飞机。仿佛那飞机场都是国保们自己单位的。在侯机的时候，过安检的时候，国保都给我摄了像，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国保说：万一你下飞机后失踪了，你家人来找 我们要人，这些好做证据证明我们确实送你上了飞机，你再丢了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原来他们想问题也可以这么周到？我不由的感叹说：你们还真是够认真够专业 的，可惜好螺丝钉上在了邪恶的机器上。在临上飞机的时候他们把我的手机给我，说电脑直接给丁工，把解除监视居住的决定书也给了我，国保说你顺便撕了吧，我 没有撕。国保还说，回新疆朋友问你怎么说？你就说病了住院休息了几个月吧。替我想的还真周到。去坐飞机的路上，国保关心的问我下了飞机离到家还远吗？有人 接吗？下飞机很晚了自己多注意安全。真是够关心的了，这些我见了如同见老虎和毒蛇的甚至差点要打我，里面3个月经常把我吓得心惊肉跳的人原来也会关心别 人？我说你放心，我15岁就离开家独立生活了。我也顺便关心的问他：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他说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总要养家糊口。我说你还真不容易，你们这 样折腾我，你们的政府可一定要长命百岁呀，否则，我也会像你们找我麻烦一样找你们麻烦的呀。国保不说什么，可能他们知道，说的多错的多，说错话，网上他们 就出名了，少说少错。我三个多月没有自由，见不着其他人，看不了远。突然要自由了，心情非常好。既然要拍我，我就配合一下吧，过了安检门，我向拍我的国保 挥挥手转身向飞机口走去，不知道的以为是坐飞机的人给家人朋友说再见呢。
上了飞机，心情无比的轻松愉快。自由好可贵呀，哪怕是部分的，哪怕只是身体的。飞机上可以自由地选择想喝的东西，可 以自由的走动一下，可以看见这么多没有见过的人，这些好想都变成了非常让人幸福的事情。5个小时的飞机感觉很快，约12点多到了新疆。下飞机与其他人合租 了出租车来到了乌鲁木齐旁开36公里远的昌吉市，应该去妹妹家，但妹妹可能不知道我来，当然也可能丁工已经给她电话了，可我很想给丁工打电话，也很想上 网。在吃了3个月感觉很没有味道的上海饭之后，也很想吃新疆饭。我去以前熟悉的宾馆，但没有房间。只好拿着3个包到附近饭馆叫了一个新疆凉面，5串烤肉， 可上饭好慢，忍不住去马路对面给丁工打电话，也问丁工要了我妹妹的电话（我的手机警察给我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完全被删，没有留一个电话）。丁工他这三个月经 历的情况，说国保拿着我与别人开房的录像逼他看，还逼他与我分手。听到这些我真是气的肺都要炸了。也太欺负人了。国保完全在骗我，要求我对他们保证这个保 证那个，不让我说里面的事情，可他们都做了什么？他们说不可能把我与人开房的事情说给我男朋友，甚至我要求他们说他们都说决不去说，但事实是他们完全骗了 我。我本来就没有把他们当可以相信的人，但还是被他们骗了。电话一打打了40分钟，知道家里的大黄猫也丢了，真是忍了忍才努力忍住眼泪。为了我的猫为了丁 工，简直就想马上去杀了那些关我抓我的国保。
电话打完，人家饭馆也要下班了，说给你上的饭你不来只好收走了，但钱还是要交。坏事情总是连串发生呀。交了钱，去其 他小饭馆吃了饭，很瞌睡，因为知道要出来了，前一天就没有睡好，但也不想去找宾馆睡觉，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睡觉度过好浪费，必须先享用一下，我去了网吧。 带着3个中等大的包。.一呆呆到了天亮。在里面听国保说未未也被抓了，上网搜了我的名字和未未的名字。这一看才知道，网上有不少人在找我很关心我。因为手 机没有电与手机绑定的QQ也异地上不去，这样我的推特就上不去。所以，也没有办法通知网友我自由了，而丁工业不小心弄丢勒我给他的刘晓原等地电话号码。第 二天妹妹给我电话要我在她上班前去他家。去到她家，上网找到一些朋友的电话才通知了朋友我自由了。然后就是上网，上我的博客，写了篇小文《2月24号，我 出院了》。用隐喻的一个故事告诉了大家这三个月的我的大概经历。因为给国保承诺过出来不写里面的事情在网上，可按我的性格也不可能骗大家呀，所以想了一 夜，干脆写这个动物寓言故事给大家汇报一下情况，总不可能什么也不说。当然写了这个故事会不会又被国保找麻烦？不管了。只能这样了。我不可能被欺负了什么 都不说吧。
第二天接了不少电话，睡觉也没有怎么睡好，出来了反更不容易睡好了，知道大家很多人在网上发帖找我非常感动。记者也 有不少打电话给我的。也知道了原来我进去以后还有那么多人进去了。想到在里面受的那些精神折磨，我无法保持沉默，我很想把里面的事情完全说出来，如果不 说，怎么对得起大家的关心？我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他们因为我说了什么要再抓我就来抓吧。第一次没有心理准备感觉很痛苦，第二次有心理准备了，我相信会没有 第一次那样不能忍受了。如果他们如他们说的让我生不如死那就来吧。我可以忍受他们对我的折磨，但你们去折磨我男朋友和他家人，这个也实在让我无法忍受。我 的猫那么可爱也被你们弄的丢了。一定是不敢回家，或者看我不回家也不回家被猫犯子抓了。妈妈妹妹也被折腾的几个月没有睡好觉。我决定把里面的经历都说出 来。一切都写到网上，这样才能减轻点我受的痛苦和压力。我写了我能想到的里面的事情，想起什么就写一点。
四．一回上海
到了6月初，我准备回上海开庭，一个比较复杂的案子，没有办法交给别人，因为只有我最清楚案情，虽然国保要求我不能 回上海。但顾不了这些了。我在网上说了要回上海。6月8号中午，火车到了苏州，火车上的警察就以查身份证的名义找到了我，看了我的身份证，他们说：找的就 是你。我非常明白发生了什么，是上海国保通知他们控制我的，懒得多说，就与他们去了火车上的餐厅。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我的情况，我主动给他们说了，也说明我 是知道他们为什么找我的。同时我要求围观的旅客上网找刘晓原，免得我失踪大家在网上找我，前面已经失踪3个月了。我还拿出国保给的法律文件给火车上的警察 看，免得他们不相信我我身上发生的被绑架被失踪三个月的事情。
到上海火车站，火车警察送我下火车，国保已经在火车门前几米的地方等我了。简单几句话，我只好跟他们走了，三个包我 放地上没有拿，国保说你的包不要了，我说拿不动，国保说那就丢了要了，无奈，这几个国保男人并不会给我这个囚犯女人拿包，只好自己拿了。被带到上海火车站 警察办公室严肃谈话，我说你们随便吧，再把我抓进去也行，我网上都说了。他们不抓我，请我吃饭，买上海特产给我。我能怎么办？他们按排我回新疆，用我的钱 买了当天晚上火车票。晚6点多，我坐上了回新疆的火车。
在火车上，手机行李他们都交给了火车警察，好在是硬卧还算不受罪。一是哪个火车我就借别人的手机给男朋友打了电话， 要求他给刘晓原说一下我的情况，我这样被折腾，怎么也要让网民知道呀。火车到了新疆，看着警察买的东西，无名火就来了，我为什么要接受国保买的东西？谁会 吃他们给的东西？我告诉火车上的警察，麻烦帮我把上海国保买的这些东西丢垃圾桶里吧。火车警察不说什么，默默把我的行李给我。我拿着3包行李下了火车。回 到新疆，我去乌鲁木齐朋友家住下了，怕在妈妈妹妹那被国保很容易找见去找麻烦，前一次，昌吉的国保已经找过我妹妹了，还查了她的电脑。在朋友家与朋友谈我 的经历，朋友说如果我们不是几十年的朋友根本不敢相信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呀，如果不是我自己的经历，别人说我也不一定会相信。每天上上网，与朋友去街上 转转，时间很快过去10几天。北京的网友要我去北京见见心理医生，网友很热情并愿意出旅费，看朋友这样热情我就去了北京，并准备从北京悄悄回上海，我想第 一次回上海我在网上说了，所以被国保截获，第二次我悄悄进入上海应该没有事情了，再说银行卡丢了必须去上海补办，案子上很多事情也需要回去办理呀。6月 18号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是站票，因为学生放假了，根本连坐票都没有。在车上30多个小时不能坐不能躺。终于到了北京。
五.二回上海。
在北京住到宾馆里，呆了5天，然后我去了温州，去见一个网友。29号，坐温州的动车回上海。我没有打算高调回上海， 但温州的网友却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在推上公开说明送我上了动车，去上海的动车。这样，二回上海也就变成公开回上海了。没有想到，下火车没有人拦截，坐了地 铁，在龙阳路站上了出租车，还是没有人拦截，心里虽然暗暗高兴，还是不敢特别乐观，到家单元门口，准备交了出租车费下车，心里很是高兴，一抬头，完了，主 审我的两国保就站在车门口，身边还有两个以前看守过我的日夜相处过的看守。国保说下来上我们的车吧。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下车上了他们的车，一句话我也没有 说，对那俩看守，我当他们是空气，连一个眼神也没有递给他们。那种愤怒悲凉的心情已经让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国保首现打破了车上的沉默。他说：共产党厉害 吧。我说：这是回光返照罢了，共产党蹦达不了几年了。国保说我们都在你家守了21天了（离我第一次回到上海刚好21天）。我根本不相信，我相信是温州网友 发的推文给他们指示了我的行动的路线。另外，虹桥火车站很大，不方便他们做这些下作的事情，所以改在我家门口拦我的。
被他们带到北蔡派出所，老地方，里面有他们特别的办公室。他们的所有文件包括打字机电脑都是放旅行箱里放他们车里 的，所以，经常他们拿着旅行箱就带着我上了宾馆或者进入派出所，不知道的可能以为我们是共同的出门旅行的朋友家人，谁会想到只是中国秘密警察带着他们的绑 票，旅行箱里装的是整人的黑材料呢。客气中带着威胁，威胁中带着恼恨。恼恨中带着讨好，说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态度。在派出所审讯室，一个国保说，气死我们 了，你别坐给我站着，站着就站着，正好减肥，我笑笑的站起来。另一国保说，还是让他坐着吧。他们总是这样，黑脸白脸的对我。他们说：上海不欢迎你，你必须 离开上海，说吧，去哪里。怎么总是说话不算数，说好起码3月不回上海为什么又回来？我说没有办法，很多事情必须回。再说不让回家，忍受不了这个屈辱。他们 说你自己决定去哪里，你必须离开上海。我能怎么办？我说我去深圳吧，我妹妹家在那里。他们问有钱吗？包里只有几百，他们给我买了深圳的飞机票，送我去飞机 场。我也只能机械的跟他们走了，买了盒饭吃了就去飞机场了。我还不知道怎么与他们斗，不知道怎么保护我回家的权利。显然我打不过，只能听他们摆布了。在飞 机场我给刘晓原打电话，告诉他发个推文，让网友们知道一下国保又不让我回家要送我去深圳妹妹家了，在飞机场还接道了外媒的电话要想采访我，我只好简单说了 几句，然后告诉他们国保在边上，怕说时间长国保打人，所以不能多说。
上了去深圳的飞机，心里一阵悲凉。我这算什么呀，离开上海的家4个月了，两次回上海都被送走，这叫什么日子。两小时 很快，到了深圳，因为电话号码完全被国保删了，所以根本没有与妹妹联系就来深圳了，好在等飞机的时候给男朋友丁工打过电话，他有我深圳妹妹的电话要他给我 深圳妹妹电话通知一下，我要流亡去她家，也让丁工把我深圳妹妹的电话发到了我手机上。下了飞机我给妹妹电话，她说住她那里不行的。为什么？电话里也说不清 楚。他们要我先到某某地方，他们开着车等在那里接我。因为没有想到妹妹会这样，知道妹妹不让我住她家，我非常吃惊，结果糊里糊涂，行李也少了一件不知道丢 哪里去了，等找到行李见到我妹妹已经两点了。妹妹准备按排我在酒店住下，拿出些钱给我，说太晚了，深圳因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正在清理外来人口，你还是回 新疆吧。想想真是难受，这算什么。我不想住宾馆，也不需要钱。给刘晓原电话，希望他发推文帮我找网友来帮助我，我把妹妹的拒绝我住她家的短信转发给刘晓 原，告诉他发到推上去，我这个曾经为自己养得小鸭子被宰了吃豆能痛苦的哭上一天地妹妹，既然拒绝姐姐去她家。让大家知道一下专制在多么严重地破坏我们老百 姓的亲情。结果，不到半小时，一网友给我了电话，帮我定了宾馆，要我去住，也只好这样了。我其实是想住网友家，不是缺钱住不起宾馆，但确实2点太晚了。只 好住宾馆了，给钱，网友也不要。住下后依然睡不着，找网吧，把二回上海被拦截的经过完全写到了网上，天快亮了才回宾馆睡觉，下午睡醒了，才看到深圳网友张 燕给我的短信，要我去她一个人住的单身公寓住。非常热情真诚，我就退了宾馆去了。晚上我们约了滕彪和张燕的朋友一起吃饭。帮我开宾馆房间的网友也来了，我 把300元开房钱给了他。表示了感谢。住张燕家，才算很好的休息了几天，在新疆接了不少网友关心的电话，在外面吃的营养不是太好。几趟车上的劳顿，很想好 好睡一下。张燕非常热情周到，总是亲自给我做丰盛的饭菜给我吃。我吃的好睡的好，上网也很方便，我那几天开了微博，几天时间，关注量上到了8000.本打 算租房住深圳3个月，可，真是不甘心被这样欺负。我为什么有家不能回？妹妹也不敢留我？为什么我要花2000或者3000一个月在深圳租房？为什么我没有 了工作还要花这个冤枉钱？
虽然有很多网友在陆续给我捐钱。但我为什么要被同情被可怜？我是律师，难道要这样可怜地活着吗？我准备三回上海。我 准备高调回上海。我准备拿出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勇气，谁不让回家我就与他们拼命了。我打不过，但我可以咬要。我在网上写了我的想法，定好了行程，微博上关 注我回家的事情的人也越来越多。外媒也不停地电话来采访我。看在这些关心我的网友的份上，我也必须高调回上海了，不让回家，还有比这个更侮辱人的事情吗？ 还有比回家权更大的人权吗？动物都可以回自己的窝，何况人。我为什么要忍受？为什么要在这么多人关注的情况下忍受？这是一个好律师应该忍受的屈辱吗？我不 能忍了。最多让我坐牢，最多让我生不如死，那就来吧。我必须直面这惨淡的人生，必须做正确的事情，谁不让我回家，我就正当防卫地咬人。这不只是回家，还是 关系到一个人的基本尊严的事情。
六．三回上海
7月5号，中午网友约着聚餐，顺便给我送行，滕彪家在深圳很方便，也就来顺便与网友见见。还有一东北济南的网友7月 4号晚就飞机到了深圳住下了，准备5号陪同我回上海。中午，大家都聚在了一起，吃了饭聊了天。我悄悄去买了单，很为大家的热情关注，来见我来吃饭来送我而 感动。住了5天，吃的好，睡的好，还与张燕的朋友去了趟荔枝园，身体的不适感也少了不少。给张燕冰箱里放了500元算是补偿点买菜钱吧，直接给这个可爱的 女孩她一定不要。结果，后来她不但把这500通过支付宝还给了我，还另外多打了1000给我，说表示对我三个月受苦的同情。真是为非常可爱的长的也很漂亮 的好女孩。7月5号下午4点，几个网友把我和济南来的肖先生送上了火车，一上火车我就忙着去补肖先生的硬卧票，还不错，补上了，但肖先生一定要把补票的钱 给我。真是一个实在的真诚的好人，人家凭什么花上时间和钱帮我呀？一个好人。确实，后来这个大好人还在微博上表示了，为动车事故中遇难的火车司机捐钱，具 体数字按转发的他的一条推文的次数为准，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已经捐出了25万。
7月6号早上10点零几分，深圳到上海的动车到了上海火车南站。这之前一直有外媒和网友用电话或者短信问我什么时候 到站，情况怎么样，前一天晚上更是不停有媒体采访我。大家不要误会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几年所有采访我的媒体。几乎没有一家大陆媒体。除杨佳案2008年大 陆媒体采访过我一次，我再就不知道大陆记者长什么样了，虽然我就生活在大陆。都是外媒在关心我采访我，他们都很关心我三回上海会是什么结果。
火车到上海南站了，车停了，肖先生临下火车还买了三小框小芒果。他说，一框送给我男朋友，一框给上海的教友，他信基 督教，一框带他自己家，原来他家也在上海。我心情当然很不错，这么多外媒合，这么多网友关注我回家，还有这么热心地网友陪我回家，更有等在火车站和我家门 口接我回家的10多个网友，我总该能回家了吧？俩人刚提上行李，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主审过我案子的俩个国保。我给肖先生说，你看，上海国保上车了。我声音 很平静，感觉肖先生都没有反应过来我的话的意思，毕竟国保脸上也不写字，看上去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俩样。国保说：，李天天你又回来了。含着愤怒和恼火。好像 错的是我。见了他们我就忍不住地有心惊肉跳的感觉，虽然从来都不表现出来。这次也一样，虽然心惊肉跳，但还是要按既定方针办，这是不含糊的事情。首先要保 持冷静和镇定，国保每天都看我的推特的，他们也知道我这次是准备血拼的，那就来吧，我准备好了。我向后退了两步，两手放在中铺上面，以防他们轻易能抓到我 的手。我一句话也不说。只听国保给肖先生说：这没有你的事情，你自己出站吧。并从肖先生手里拿走了我的行李，国保早都很熟悉我的三件行李了，因为有两件就 是他们从我男朋友手上拿了给我的。肖先生只好看了我一眼先下车了。主审过我的国保约1.78米，85公斤重，他上前来准备拉我下车，我双手拽住他的胳膊一 口猛咬下去。用了我能有的最大力气，期待着肉被我咬下的那种想象了很多遍的快感。他用劲把手臂摆来摆去，努力挣脱了我的牙齿，我感觉自己的牙齿中间，一口 肉很有韧劲的滑脱了我的牙齿缝。这个与我打了有两年多交道的永远保持微笑状态的国保很快地，一手抓住我的手掌，一手抓住我的手腕，向内猛掰了一下，象在猛 的准备折断一截木头，我的手立刻感觉非常痛，我想，完了，是不是手腕被掰断了？也很好奇，他为什么来这样一下？很快，他们就上来几个人给我带上了手拷，拉 着我下了火车。我一路不停地试图踢他们的下体，可能踢不上，但一定要踢，因为这是我的态度。在推特上微博上网友都这样教我的，认为这个是男人身体最受不起 力的地方，猛踢他们下体最有伤害性。但双手被拷着，被他们拉着走，周围加上火车站穿警察服的警察一共约有五六个壮汉，我根本没有机会踢上他们，但我还是不 停地踢，我希望有人看到，有人拍下来放荡网上去，但很宽阔的一片地方，可以看见有人在看，但没有人上前围观，都是赶路的。他们拽着我走的也很快。我一路踢 他们，他们不停的躲，我的鞋子叶踢掉了。这样约五六分钟，他们把我推进车里，拉着去了火车南站警察的办公室，在车里的几分钟，两个火车站的警察一边一个抓 着我，用手把我的头押的很低，被我咬的国保一边开车衣边要求警察把我抓好，头压低一点。。低到头都快挨着我的脚了，大家都在大口地喘着粗气。我很难受，因 为脖子被过度弯曲。更多的是非常有被侮辱的感觉，这样的姿势表明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人，心难受的一揪一揪的，充满了仇恨，恨不能立刻有把枪。那个时候才明 白，人不是因为失去理智才可能干冲动的事情，而是愤怒到极点，人的理智是会超出能控制的极限的。
就这样，到了火车南站警察办公室，他们七手八脚就把我固在一张铁凳子上了，好在是夏天，没有感觉到凉。双手分别固定 在铁块里，脚也是，没有钥匙一个也打不开。固定好以后，两个国保开始打我，一人打了我大约4个耳光，我手脚固定，没有办法还击，身体也没有活动空间，嘴也 不够长，只能挨打。他们一边打还一边骂脏话，我没有骂脏话的习惯。只能听着，一言不发。内心的苦痛无发言表。那种屈辱是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虽然我当时除了 大口喘粗气，没有任何表示。我没有表情也没有说一句话。随便他们怎么样吧。国保问火车站警察谁有伤，小的也算，一起去做伤情鉴定，火车站警察都表示没有 伤，俩国保中没有被我咬的看看自己的手，表示有点小伤，被我咬的国保说，小的也要鉴定，他们两人就走了去验伤去了。他们的领导，小个子的最开始抓我的时候 抢我的手机的，在里面三个月也经常见到，可以看出在暗中指挥其他国保工作的国保领导出现了，出出进进几次。最后，只留下一个火车站的警察看着我。
我因为感冒，总是有鼻子流下来，我要求给我点餐巾纸，那警察竟然不给，说鼻子流就流嘛你没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真是 恶毒。后来一个女警察进来，我要求她给点餐巾纸，她给我了，我勉强用手够着鼻子擦了擦。因为一直都在大口的喘气，感觉口很渴，问女警察要水喝，也给我喝 了。又来了一女警察，两女警察说带我去卫生间进行全身搜查，没有问题，我也配合了，去卫生间脱了内衣内裤给他们检查。也仿佛明白了女警察为什么进来就对我 那么好，原来是要唱白脸取得我的好感，好让我配合他们搜身。毕竟我才咬了一个国保，他们应该不放心我没有束缚以后会不会还是很暴力。警察就是警察呀，对你 不好对你好，那都是有技巧和策略的。
那样坐了约5个小时，午饭也没有给买着吃，也不感觉饿。发现鞋子早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行李也根本不知道再哪里。是不是丢勒？随身带的包里有我所有的证件等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丢勒？不知道。手腕好疼，也想明白了国保为什么掰我手腕，我上过三年护校，做了11
年护士，还清楚地记得学过的一些医学知识。中老年女人的手腕是很容易骨折的一个身体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更年期如果缺 钙，手腕很容易骨折，医学上叫“餐叉样”的骨折。因为骨折部位很象餐叉的弯曲部位。真是好有报复心地国保呀，报复的多快，多恶毒呀。好在我比较注意补钙， 感觉没有骨折的刺痛感。后来，那个国保领导来了，还另外来了个年轻国保，以前没有见过，可能是顶那去验伤的国保，配合领导工作来了。小国保第一次见，说看 过我网上写的东西（我3年里在网上的四个博客被封，加起来的点击率应该有快300万了，很多网友看过我写的文章和转的文章），认为我太偏激了，这个社会还 是不错的，比以前进步多了，不要总看阴暗面。几个回合的交流，他基本不说什么了。也不试着给我洗脑了，或许他感觉那样只是给了我给他洗脑的机会。他既然拿 出年轻人的敢说爱说的态度，我也一样，大家随便聊吧。我说你们这样的国保，如果中国民主了都会被送上审判台的，做的坏事情多的恐怕会被就地枪毙。以前的东 德就是这样的。都会被清算的。话说到这，这小国保再不怎么接话了，但还是笑咪咪的，仿佛那些话都没有进入他的耳朵。
在国保领导的指挥下。火车站警察给我做了笔录，可以看出来，那些火车站警察谁都不爱接受这个任务。实在推不掉才勉强 来配合国保领导的工作。事情应该是火车站警察做，但国保领导希望按他的要求写笔录，所以火车站警察很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但好像也无法拒绝。我察言观色看出 了这个情况。最后发现问的和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脱节很厉害。国保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问的和回答的进行了断章取义的记录。我是无所谓，他们爱记什么记什 么，既然他们根本不讲法律，我还与他们认真，那不是与快死的阿Q还要认真地把押画圆一样滑稽可笑吗？国保领导问我，我是不是有准备的来伤害警察的，我回答 是的，当然是有准备的，网上前几天就写了我要来咬国保。他们问有有多少网友在火车站接我，有没有媒体同行，我都实话实说了。有10几个网民接站，媒体一直 在电话采访。问我如果判我一年半，我会怎么想。我说我认为这样判太轻了，希望多判几年，我认为坐共产党的牢房是一种光荣。如果你们让我生不如死就来这样做 吧。反正你们这样做过很多，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些光辉的豪言壮语我发现笔录上完全没有，真是搞笑，随便他们了，在里面三个月他们的笔录也总是出现这样的 情况，开始我还与他们计较，后来我就不计较了，我都想好了，如果上法庭，这些我都不认。所以，随便他们怎么串改谈话内容，爱怎么记就怎么记，酷刑的情况下 的笔录何必与他们计较？那样对我的血压可不好。懒得与他们争吵。懒得看他们的无耻嘴脸，也懒得给他们机会表现他们的淫威，让他们看到我的可怜。所以，进去 的三个月，每次做笔录双方基本都感觉很顺利，我没有怎么给他们出什么难题，他们为难我我都根本不屑一顾。快快完成任务了事，尽量不与他们为笔录发生大的争 执，本身就是非法抓捕，非法审讯，我何必认真？坏人不值得对他们太认真，那样会显得他们有多么了不起，长他们志气没有意思。爱判几年判几年吧，只要不是以 正义的名义。做完笔录，国保领导与我随便聊了起来，无非是洗脑反洗脑。
国保竟然说起他知道我在新疆为什么离婚，好像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怕人知道似得。通过他的口气，我就知道他们 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想套别人话的策略。我告诉他：与前夫离婚是因为他很专制霸道就如你这样的国保，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他的再三阻挠下离的，从来没有隐 瞒过谁。唯一的原因就是前夫很象你这样的人，专制霸道不讲理。这家伙依然笑笑的，刀枪不入，脸皮奇厚无比呀。我也不客气的告诉他：在我与你们的这个较量 中，我们都赢了。你们赢了，非常勇敢的上火车阻止我回家，我也赢了，我成功的让很多老百姓知道了你们多么无法无天。但你们的主子输了，你们的主子的遮羞布 被我撕了下来。这样的话国保一般不接。他说如果你再回上海，我们有的时间与你玩，我们还是要把你送回新疆去。他从另一房间拿来我随身带的包，问我有钱吗？ 我心想包在你们手里，你从另一房间拿来，里面有什么还不是被你们看了个遍，装什么呀。他要我把包里的钱拿出买火车票。我照办了。只有400元给了他。也明 白了，他们要再送我回新疆。
后来国保领导说要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确认我是不是有精神病，感觉我精神不是很正常。我心想你们随便了，我反正是你 们案板上的肉了。去了上海第八人民医院，车开了蛮长时间。没有想到他们只是给我抽了血做生化方面的检查，我问抽血做什么检查，人家不理，很快结果出来了。 国保领导看完说，还好，你没有艾滋病和梅毒，这样被你咬的同事不用担心被你传染这些病了。就这样，他们又成功地骗了我一次。恬不知耻的欺骗对他们是是随时 随地，说来就来。在医院等电梯的时候，我给那国保领导说，看你又白又嫩的，当时真应该咬你，一定能把你的肉咬下来。人家说：我有两下子的，不可能让你咬 上，否则怎么能让他们服我。就此我才确认这个小个子国保就是他们的领导。在里面三个月，其他国保的行为表明这个人是领导，但我问，他们就回答：我没有说过 他是我们领导，真是低调呀。
我的想象中，他们或许最少拘留我15天，或者找个罪名把我判了。因为进去三个月被放出的时候他们反复强调，如果我作 不到承诺的事情随时要抓我回去坐牢，判我的证据多的是。可他们没有，而是送我回新疆。有点意外，好像打算损失10袋米，只损失了5袋。这样的心情下，我也 没有什么斗志了。无论如何，咬了国保一口，几年来对他们的愤怒被释放了很多，感觉大大的出了一口恶气。火车站警察本来想我带着手铐，只需把脚固定就好，但 被我咬的国保不同意这样，一定要把手铐打开，把我的双手分别固定才放心。那说明，我咬的那口还是让他感觉到了我的一点可怕。对他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威慑 力。虽然他们打了我耳光，我就当他们在打14亿人的脸吧，没有让自己太为此痛苦。一帮男人，把一个女人固定住打？真是太有血性了。他们敢回家把这些壮举说 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听吗？
晚8点多，他们送我上了上海去新疆的火车，把行里手机都交给了火车上的警察，只留了一个包在我手里。上火车才知道， 因为没有坐票，买的是站票。火车警察给我了一张小凳子，把我带到卫生间门口放下凳子就走了，还说这个位置就是最好的位置了。在火车上，借手机给男朋友电 话，给刘晓原电话，把我的情况发到了网上。火车上的两天左手背一直肿的象面包。很痛，用不上劲。车上人非常多。45个小时就这样艰难的熬了过去。
回到新疆，因为网友通过刘晓原的微博和推特都知道了我的情况，我一下火车新疆网友就约我晚上给我接风吃饭，我只好在 在乌鲁木齐找宾馆住下。因为网友说约了10几个人，实在不忍心让他们都失望，只好放下行李简单洗洗就去吃饭了，虽然很累很想睡个觉。去到吃饭的包间，好吃 惊，吃饭的饭桌好大，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饭桌，完全可以坐20个人的大桌子，直经有3米之大。原来是武汉大学老师暑假回新疆约了很多新疆的老朋友，顺便 给请上我罢了。几乎都是不喜欢关心政治的。其中还有一维族漂亮女人的丈夫就是国宝。有一位医生是我以前的医院的同事。我是护士他是医生。他也曾经因为关心 政治几乎被判刑。简单吃了点我就回宾馆了，不想用政治影响他们玩乐的情绪。也不想再去住朋友家打扰。上次去住，她的丈夫知道我的情况竟然吓得不敢住家里。 说：李天天怎么敢与共产党做对，这女人太可怕。他躲出去好多天。
七.四回上海
在乌鲁木齐宾馆呆了三天，我乌鲁木齐的朋友本来很多，但我都不想去打扰。一网友热情的开车把我送到昌吉，我不想去打 扰妈妈和妹妹，怕他们被国保找麻烦，我在昌吉的宾馆里住了5天，我租了一个房中房安顿了下来。电话打了联系好，说好250元一个月我就直接去了，去了才发 现，这家住了加我11个人，面积只有80多平方米。一个离婚的退休工人，50多岁，一个人生活，因为要还房贷，所以只好这样生活，她才做完乳癌手术，每天 要熬很多中药喝下去，还有风湿病，高血压，糖尿病。她的客厅里有7张单人床，两个卧室分别出租给一对夫妻和我。而我住进去才发现，我住的卧室的前一个人还 要住半月才能走人。号在那队夫妻出门一直没有回来住。这样这套房就等于住了9个人。房东每月可以有上1000元的房租收入。大家可以想象，9个人用一个小 卫生间，小厨房，那是什么感觉？
在房中房中住了7天。随后我又买了去上海的7月20号的火车票。准备四回上海。因为有网友说我不能理论上站着，具体 却趴着，回家这是多么正当的权利，他们凭什么不让回？我凭什么要屈服？何况这么多网友在关注我回家。说的有道理，大不了大家拼个你死我活。我为什么要屈 服？目前这样委屈地活着，这样的屈辱感会让我一辈子都感觉痛苦的。这样一想，我没有道理不回上海。何况网友也都在热情地给我捐钱，哈尔滨的一网友也热情的 要求与我同回上海与国保血拼，别人都不能忍的事情我当然更不应该忍，否则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律师。虽然在网上对要陪我回上海的那网友非常没有好感，但话说 的对的还是应该听。
因为是学生暑假期间，火车票非常紧张，买坐票都需要等10天以后，我当然不能等了，就买了20号的站票30个小时去 了北京，准备在北京呆几天与哈尔滨网友汇和，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这些计划和想法我都一五一十的写到了我的推特和微博上，特别是微博，短短的半个月关注量 就从几十涨到了上万。外媒也不断打电话采访我，关注我回家的事情的发展。30个小时没有座位不能睡觉的辛苦可想而知，但想到大家的关注，想到是为了让更多 的网友知道国保的无法无天状态，我吃点苦没有什么。就算回不了上海，我的行动也是有意义的。不行就五回上海六回上海。虽然很多网友要我偷偷回上海，我开始 也想偷偷回上海，。但既然有这么多人在关注我，我还是应该做的漂亮点，光明正大回上海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了，这关系到我们社会每 一个人的荣辱。我回不了家是我们的社会每个人的耻辱。我争取回家，也是争取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家权利。如果国保不怕丢人，我回不了家也没有关系，我更不怕丢 人。在北京接受了日本记者的当面采访，见了见杨佳的妈妈，其他几个网友，包括律师刘晓原和江天勇。艾未未第一次去北京他就出来了，他一定很忙，需要休息， 不想去打扰。看他的文章就是对他最愉快的拜访，他那么多粉丝，都去打扰他感觉对他的生活一定影响很大。
出来一个多月，总是碰到热情热心正义的网友，使我有点昏了头。在北京见到的哈尔滨网友完全背离了我的想象。还是网上 认识的前期对他的恶感是正确的感觉，因为他支持我 回上海产生的好感见面后就完全没有了人，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都有呀，虽然我一般是个很随和很少与人过不去的一个人。我打算一个人回上海。26号，上午8点 多，我坐上了北京回上海的动车。车是到上海虹桥火车站。到站了，心情没有办法避免地紧张。车停了以后，我最后一个走出车厢，有什么可急的？很可能有国保在 火车外面等着我，让他们多等会，我最后一个下了火车。好在，为怕回上海不成功，我的三包行李都放新疆了，免得带来带去麻烦。为那些行李我不知道求过多少 人，受过多少累，存行李在火车站也花了不少钱，还经常因为行李重，几步路就打出租车也花了不少钱。这次四回上海我轻装上阵，只有两个行李包，而不是以前的 四个包。拿着两个行李包下了火车找地方舒服地坐下，开始给刘晓原等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虽然大家关注的好象也都有点疲劳了，没有象三回上海那样 有很多网友在火车站，在我家门口等我，甚至去浦东公安局找过我。
四回上海。如果没有意外，应该是又被送回新疆了，我这个人是不是太固执了？为什么非要这么高调回上海？一定有网友这 样想所以不怎么关注我的事情了。这些不重要，我有我的想法。我已经下了决心，也写到网上去了，我要五回上海，六回上海，以后每月从新疆回一次上海，如同女 人月经一样，一月来一次。坐在火车站的大厅，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出现国保的可怕的身影。当然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也不能盲目乐观，很可能在我家门口等我 呢，二回上海也是在虹空火车站下的火车，他们也没有在火车站出现，但在我家门口出现了。所以，我为什么急着回家让他们抓？我在火车站大厅坐了很久，一个多 小时过去了，才提起包去做地铁。坐了约40分钟的地铁，在龙阳路地铁站下车，然后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因为根本没有家里的钥匙，男朋友被单位派出差 -----公司领导在国保的要求下派他出差了。年销售额上亿的企业上海德尔孚汽车空调公司也是只生产汽车空调而不生产正义的，这个合资企业还是世界五百强 企业。
我来到网吧，准备晚上在附近的宾馆住两天。虽然银行卡丢了自己的钱取不出来，但在网友的帮助下，我不缺旅费。上到网 上把回上海的情况给网友们进行了通告，发现我已经到上海都三个小时了。国保可能来网吧抓我，那就来吧，晚上开好宾馆的房我甚至把宾馆地址和房间号写在了网 上，以方便国保来抓我------公开向他们挑战。结果一切风平浪静。一直到28号晚10点多丁工出差回来去宾馆接我回家，他还紧张兮兮的要我动作快点， 怕国保知道他回来跟着他来抓我。还好，到家门口没有看见国保。7月28号晚上，离2月19号过去了159天之后，睡到了自己家的床上。回到了我生活了快6 年的家，在行了3万多公里绕地球一周还多的路，用去近1万多回家的路费之后。
在四回上海的过程中，作家顾晓军一直写博客，向外界传递着我回家的情况，写了不少博文，其中《为什么李天天不能回上 海做妓女》点击量快5万。《李天天三回上海声言要与国保血拼》、《李天天四回上海登路成功》很多网站进行了转载，使我回上海变成了很多网民关注的的大事 情。外媒也都进行了报道，台湾，香港，美国英国媒体也都三番五次对我电话采访过。
家里猫我不在后第三天就没有回来，我走了猫丢了，我进去没有过10天，丁工也住哥哥家去了。家里5个月没有住人很脏 很乱，仿佛没有人住的鬼屋。律师工作我是自己决定不干的，在里面国保就拿来了律师所的解除劳动关系承诺书。国保与我律师所的关系还真是不错，上传下达方便 的很。其中一个戴着金戒指指着我的鼻子对我骂过脏话的国保连吃年夜饭都被请上律师所聚餐的饭桌。我于律师所没有了劳动关系，自然所里也不会给我进行年检申 请，而我出来的2个月一直到处流亡，回上海找律师所申请年检也不可能。当然就是可能我也不想再做律师了。10几年的律师生涯，已经让我极度厌倦这个工作。 工作如果没有满足感，只是钱多也让人很累很烦的。努力辛苦总是经常被公检法的腐败归零，一次次接到错误的判决，那种痛苦不比当事人的少，对当事人可能是一 次性的打击，我却要长年累月被这样打击，是人的身心容易承受的。退出律师行业，想了有一年多，毕竟投入太多，不确定离开这行是不是损失。进去三个月，我终 于象骆驼被最后一根稻草压跨了。为了健康，只能离开这一行。因为我做不到对公检法的腐败无动于衷，做不到对当事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只好离开。眼不见心不 烦，不想被社会乱象给气的每天血压升高，气的时刻担心暴血管。
四回上海成功，很多网友说被我的执着精神所感动。我也有些感想想给大家说。1.他们只怕不怕死的，当我不怕死的时 候，也是他们害怕我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第四次不拦我是怕我了。目前他们象鬼一样在我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我简直要怀疑，世界上真有过国保吗？我真的被他们 欺负的要拼命吗？是真的，但这些竟然都过去了。2.公开一切是我们对付专制最好的武器。不要怕外媒的采访，他们都是我们老百姓最好的朋友，是最想帮助我们 的，国内的媒体根本没有人敢写的东西只能靠外媒去报道。3.不要小看每个网友每个帖子的力量。他们很怕大家的关注，任何大面积吸引眼球的事情都是他们害怕 的，他们想要老百姓原子化。4.不要怕公开自己的大名，名气是双刃剑，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也可能给自己带来保护。如果我网上没有一点名气，根本不容易被 网友和外媒关注，如果我没有人关注，国保决不会这样轻易放过我的。
最后，感谢网友的帮助，特别是出钱捐款给我的。感谢外媒的报道。否则我到现在可能还被政府欺负的在四处流亡。做妓女 当然是气愤之下的气话，我连灵魂都不想买，肉体当然也是想守住的。大陆公检法的公务员，既然有那么多都在出卖灵魂，确实没有妓女在我心目中有地位。为表示 对公检法人破坏法律的极端鄙视，我在共产党下台前很愿意把自己的职业定为成名义妓女，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我做律师10几年来对他们的鄙视。
回到家与丁工慢慢聊，才知道，我进去了，他也被折腾的够呛，国保找过他七八次，还找他的哥哥姐姐，要求他们做他的工 作，让他与我分手，在他们嘴里，简直把我说的垃圾不如。甚至国保找过我家小区的邻居，以及小区院子里的其他人，了解他们知道的我的情况。以找到我或者男朋 友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找到我两的软肋，以此为把柄，以便能随便摆布我们俩，可惜他们一无所获。后来他们不找丁工了，因为没有任何效果，就开始找丁工单位 领导。领导不问是非，只要求丁工管好自己的女朋友，否则他们很烦，会派我男朋友去出差。所以，我感觉我回到家，丁工简直就是新的管我的国保了。他总是担心 我写东西惹事情。前段时间，温州动车出事故，美国的刘刚电话给我，希望我去趟温州找找一家四去四口人的那家的家属和小伊伊的家人，是不是建议他们去美国要 求赔偿。我想温州不远，去一趟也未尝不可。没有想到，第二天温州国保和上海国保就找到丁工单位领导那里，要求领导管好丁工，领导只好要求丁工管好我，否则 就派他出差。丁工回家只好给我压力。我只好去温州的事情做罢。
还好，温州的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上海国保了，已经一个多月了。仿佛是鬼，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网上，我还是一直 保持我有话直说的风格，比其他人胆大几号的风格，人活着总要直面点什么吧。看那些无法无天的国保还能猖狂多久。在里面三个月，我就对他们说过：如果艾未未 得灵魂利益比做大象，你们国保的灵魂就是阴沟里的怕见光的老鼠。我还对他们说过：法律如果是婊子，你们公检法就都是嫖客，抓我进来无非是让我作见证人，好 把你们做的下三烂的事情宣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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